融会贯通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活动的根本智慧，在哪里？如何汲取、领会、修炼于身心，成为普天之下最幸福、最充实、内在安稳而又外在丰饶的“万物之灵”——人？这一久遭遗忘的问题才是全球学术思想、人文思考应直面的、“第一义谛”的问题。
最近整理部分旧藏书时，意外发现一本薄薄的小书《人生随笔》（西方近代哲学散文大师蒙田著，陈晓燕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定价0·74元），因为早已陆续购置研读《蒙田随笔全集》等各种选本（梁宗岱先生所译最佳，梁为民国著名诗人、诗学、中医药学大师、法国文学翻译名家、保尔·瓦雷里的亲炙弟子）多种，对这本小书未加注意，此番蓦然浮现眼前，展阅之下，一股宁谧的光明，从书页间喷薄而出，使我恒久迷乱的身心，瞬间获得洗涤、澄清、升华……
一，萃取光照人寰的中国智慧
余尝有经典研读之“秘法”，得自孔子《易传》所述伏羲“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造作《河图易经》伟大体系之古法，余谓之“伏羲大一统萃取法”：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以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
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孔子《易传》保存、提升了《河图易经》（伏羲易）以来历代易经智慧的广大精粹，重要性远比流行至今的《周易》（文王易）为高，乃中华文明之哲学-科学-人文智慧体系的“总纲”，尤其《系辞》上下这两段经文，把中华民族对宇宙万物的创生、演化、运行、文明治理之大道予以伟大概括、伟大提纯，宜悉心研读、体会、领悟，切不可轻忽而过。
从伏羲到孔子，易学之深微广大，赋予中国人一种超出其他文明体系的“天地智慧”，即余所谓“伏羲大一统萃取法”者：
1，中国智慧，以天地为取象范围，广大无垠；
2，中国智慧，以生命为弥纶之法，弥者大也，纶者络也，即普遍包蕴万物幽明、始终、精魂、鬼神等万千情状、姿态、过程，不僵滞在一种情态之下，而与喜马拉雅以西诸世界文明之沉湎、僵滞于神学-科学两极、难以自拔者，不可同日而语；
3，中国智慧，温柔恻怛，乐天知命，汪洋能爱，以“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为光明理想，全球罕匹；
4，中国智慧之深广无垠，在于仰观天文星象而以大地元气运行配合之，绵密俯察“鸟兽之文”（鸟者凤凰也，萃取南方阳气之盛大蒸腾、精熟万物之象，圣贤向明而治，奠立家国也；兽者龙凤虎龟蛇麒麟诸“灵兽”，以象四时运行之节点，天地阴阳之气，缔结于此，谓之八卦。近代易学家蒙昧于此，诸释皆误。峰按），从而精准把握“地之宜”，即大地上万物生命之所宜，与者赞同也，即赞赏、参与到大地丰富美丽的生命事业之中去；
5，中国智慧，不必遵循满清、近代俗儒所谓“实证”、“考据”、“二重证据”诸浅薄之法，而以敏锐、同情之感官，包括心灵器官、身体百窍，以“体证”（印度贤哲泰戈尔谓之“亲证”）万千事物的内在生命，与之同情互振、往复沟通、契合无间，所谓“近取诸身”，即德国生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新人文主义思想家欧文·白璧德、民国七贤之一陈寅恪、钱穆先生所谓“同情之了解”者也；
6，远取诸物者，中国智慧一向主张“通经致用”，即通透、贯通、融会地了悟万物生命之精华、六经六艺之奇妙，而以“措置时宜”、兴起一番文明事业为根本，以玩弄、卖弄、贩卖某种“专门学问”为可耻。不幸近代西式实证教育体系被照搬照抄到中国，国人智慧因此一落千丈矣；
7，神明有好生之德，万物有相依之情，通达之、效法之、融贯之，则中国智慧广大自由，顺承天地，不拘一时一地，玉成宇宙大一统之生生不息也！
伏羲大一统萃取法，是我创立的文明传播学派的基本方法。
如此才能明白中国古人所谓“书不读三代以下”之妙趣所在也。古人云“书不读三代以下！”者，中国典籍以虞夏、殷商、文周三代著作为最精粹最上乘，而以晚周诸子著作集其大成，此后，两汉文章、魏晋美文、隋唐以下政论、时文（八股）、司马光与邵雍的历史哲学、唐宋元明清古诗文诸家、诗词歌赋、戏曲小说等，不过“三代宏规”（余谓之“古典宪政”，即中国长治久安之大道）之纷繁余绪，诸子智慧之优美滥觞而已。
中华文明在一万年岁月里从容展开，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典文明和长治久安的治理模式。相比之下，主导近代西方的启蒙-自由-实证主义思想，在促进物质技术极大进步与社群治理相对进步的同时，极大地割裂了天地人大一统宇宙秩序，造成全球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系统的巨大紊乱与崩溃性危机。
全球文明的重建与新生，必须萃取中国智慧。
二，启蒙独断主义对万物生命的肢解与阉割
中国智慧的核心，乃生命主义、生机主义的宇宙态度：自然生态、社会治理、人性涵养、历史传统，自有其不容割裂的大一统内在生命，这个大一统生命形态的内在完整，不容西方文明的惯常思维——希腊罗马智慧的宗教-世俗之两歧、希腊-中世纪-近代启蒙之三歧、近代之科学-道德-信仰-审美等多重纷歧、彼此冲突——所割裂、所扭曲，是全球文明的坚固秩序所在。
揆之西学，希腊-罗马哲学与教父神学长期缠斗不休，唯文艺复兴早期诸贤哲，最为明澈通透：但丁之《神曲》、《新生》、《论世界帝国》（正译为《论世界政府》）；蒙田之《随笔》；伏尔泰之《风俗论》；德·迈斯特之《宪政生成原理》；维柯之《论人文教育》；赫尔德之《人类历史哲学思想》；爱德蒙·博克之《法国革命反思录》等，巍然开启出西方人文主义（读者此处特别要注意：非启蒙-实证主义，而是欧文·白璧德提炼罗马贤哲智慧，在《新拉奥孔》中提出的，对人性加以“规训和涵养”的纯正人文主义，而非启蒙主流强调的人权伸张，峰按）的伟大智慧源泉。
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23-1592）就是这种文艺复兴智慧的代表。他的《随笔》洋洋60余万言，译者从不列颠百科全书股份有限公司1980版《西方世界伟大著作》丛书“蒙田卷”中精选出7万字，名为《人生随笔》，倒也契合蒙田的一贯宗旨：“唯一正当的研究对象，是人。”
换言之，西方哲学一直致力的方向——神学、形而上学和科学研究，虽然对世界“不无小补”，但不是“正大光明的方向”——宇宙之间，唯一可稍微辨识与把握的“存在”，是“人”，亦即人文研究；而神学、形而上学、科学对象，仅仅是“人”的主观建构物（依赖人类想象建构的“天堂”和依赖测量仪器建构的“物质”，均是某种神秘宇宙现象的概率性出现，被人类想象或人类测量仪器偶然捕捉到而已），因此，思考与写作的唯一正当对象，是“人”的一切——那些可体验、可辨识的欲望、意志、良知、偏好、习惯、历史、现状……等等。
或许，有读者要问：笛卡尔、卢梭、康德、孔多塞等近代启蒙独断思想主流所主张的，不也是“人”的欲望、意志、偏好、习惯……等等“权利的伸张”吗？
余正告之：不然！启蒙独断思想的主流，在“人”的“自然状态”（姑且用此概念）之上，凭空歪曲地虚构出“人的合理状态”——“人权”，即预设：理想状态上“自然人”应当享有“多种权利的合理建制”，卢梭、康德天真地希望，且被后世启蒙独断学派固执地反复加以重申：一旦人的外在“权利状态”获得改善，人本身也就必然变得高尚、美好、合乎理性。
全部人类历史，都揭穿了这一预设的荒谬。
启蒙独断主义，正遭遇全面的失败：物质进步，工商科技知识的推广，并不能促进人类道德进步与精神提升，每个恐怖分子在实施恐怖袭击时，都精准掌握了现代科技手段！
稍加思索与观察，即可洞悉：人的外在权利状态的变化，并不能带来人类道德水准的显著改善，因为“普遍人性”不会“进展分毫”，伴随外在社会条件（譬如，一人一票的普选等平等政治地位的确立、经济生活的富裕与舒适度、公共服务与技术便利、教育普及等），其直接的社会-文化后果，有目共睹：
1，感官欲望的无节制膨胀；2，政治普选、平权，必然带来的全面政治瘫痪，从欧美日，一直到港台澳地区、东南亚、中东北非、乌克兰以及“休克疗法”之后的许多东欧国家就是明证；3，经济权贵化与腐败化；4，生态环境资源与人口数量-质量之间的崩溃性紊乱与失衡；5，职务犯罪与治安犯罪激增；6，恐怖主义盛行；7，文化的全面鄙俗化；8，公共道德、公民私人道德的巨大崩溃性危机。
十八世纪中叶的某天，卢梭访问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罗伯特·马尔萨斯在英国的家，马尔萨斯之父、老马尔萨斯非常崇拜卢梭，与亚当·斯密等所谓“苏格兰启蒙派”人物过从甚密。卢梭与老马尔萨斯在书房里高谈阔论“不平等乃万恶之源”以及“社会契约”的重订（即普选平权主义）必将带来巨大社会进步等“启蒙乌托邦”思想，等等，真是不亦乐乎。
长期从事英属殖民地印度等地经济与政府事务管理的小马尔萨斯，碍于其父尊严和宾主之谊，虽越听越觉可笑，但仅仅私下忖度曰：“这厮（卢梭）必败：连人类本性‘饱暖思淫欲’都不懂——人口的膨胀、自然与社会资源的日益紧缺，只能造成社会大动荡与大战乱，人性非但无法改善，反而却会一落千丈！”
果然，卢梭激进主义断送了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开明专制制度，法国大革命及其持续动荡，使法国在太阳王时代一跃而居欧洲首富的伟大文明事业一蹶不振，在普法战争、二战初期等各大战役中一再败北。英国政府长期容留卢梭等政治激进者、流亡者、革命者，即包孕此险恶的“地缘政治”用意——欧陆内乱，必然无力与英国争霸，这与日本长期容留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鲁迅等激进思想者，长期对其灌输“日本汉学思想”、全面否定中国文化等错误思想如出一辙，孙中山等人先后醒悟，陈独秀、鲁迅却沉迷不返，终贻误国家民族复兴大业。
儒家思想的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全部人类文明活动的道德核心，即“礼”。孔子曰：“亡国、败家，必先去其礼”，作为集大成的至圣贤哲，孔子告诉我们：从过往的一切文明经验中，不断温习、萃取、提纯其长治久安之道，谓之“温故”；再予以一番损益、斟酌，才能符合时局之新，又不致触发混乱，即“知新”；如此一番传承、变通、更新，谓之文明。
孔孟子思、董仲舒、孔安国、司马迁等儒学大师，均揭示了“人性”与“礼教”须臾难分的关系：“礼者，养也”（《荀子》、《史记·礼书》等），礼即约束、节制、规范人欲，训导人心，使之合理、均衡、协调，使社群获得安宁、众生得以安享天年、畅遂其欲，故谓之“养”。启蒙主义一味歪曲地鼓吹平权（人权、人欲的伸张、不加区别的绝对平等），不顾历史、现状等内外条件的限制，鲁莽灭裂，一再重创文明。
人类文明活动的本质，在于合理地、温存地、渐进地满足一切生命体不可遏制的意志与情欲，礼教就是合理地、温存地、渐进地满足人类意志与情欲的最佳方法。原因在于：1，人类感官极易泛滥，必须以“礼”（尊卑秩序，礼教）加以节制；2，人类理性极易迷惑，必须以“礼”（先知长辈教诲后学，礼学，即儒学）加以引导、规训；3，对社会稳定极其珍贵的自然-社会资源，常常无法满足日益膨胀的人口需求，极易匮乏的资源，必须以“礼”（礼乐精神，先大后小，公侯伯子男之类，礼序）加以秩序化、分别化。文明因礼教而不乱，乃能循序渐进。
启蒙独断-平权主义之所以能暂时在欧美国家取得表面成功，根本原因在于：欧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使原本极其珍贵、稀缺的自然-社会资源，有了很大的宽裕，可以满足西方大众日益膨胀的意志与情欲。
具体过程有三：1，欧美工业革命初期，地广人稀，资源丰饶，从庄园经济中挣脱束缚的自由人口，可以安置在新兴产业中，资源配置的变化，给了产业工人和大众“乌托邦”即将来临的假象，令其不惜为此抛洒热血与生命，其实一切激进变革的最终结果，还是新权贵阶层取代旧权贵而获利，劳苦大众总是粪池、炮灰；2，海外殖民地——北美、南美、亚洲、非洲等巨量资源，被欧洲殖民者巧取豪夺，暂时支撑了“启蒙神话”——似乎只要采纳西方文明的全套政教治理体系，所有非欧洲国家都能享受欧洲国家那样的豪华奢侈、舒适安闲，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则是抛弃非欧洲国家无数祖先圣贤数千年积累而成的一切文明秩序和文明成果，使之变成“国故”供人“考古”、把玩（思古之幽情）而已；3，倘若有人胆敢反抗（甘地、毛泽东与梁漱溟就是伟大反抗精神的代表），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本质立即暴露，温情脉脉的面纱顷刻撕去，惨烈的殖民战争、国际战争以及被其反复插手的各种国内战争迅速爆发，生灵为之涂炭。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言：“最差的和平，也好过最佳的战争。”因为即使在“最差的和平”下，农业、工商业、公共服务以及文化建设，也能从容开展；而在启蒙神话吹嘘的“革命”、“决裂”、“解放”、“一战而胜的最佳战争”等漂亮迷人口号之下，大屠杀和文明的废墟必然反复出现，全部近代史沾满了“启蒙之血”，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缓解了原本的资源紧张与社会紧张，恰好成为启蒙“善政”的证据！
1699年，伟大贤哲巴蒂斯塔·维柯（1668-1774）在西班牙查理二世政府治下的那不勒斯大学，发表著名演讲《全面培育我们心灵的神圣能力》，勉励新入学的大学生们，珍惜和平、提升心灵、钻研学问，演说义理精深，文采飞扬，获得极大欢迎，从此，那不勒斯大学新生开学典礼，就长期由维柯致词。维柯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名城那不勒斯，将来许多年后会属于意大利，也不清楚多少年后，近代意大利“马志尼起义军”会流血牺牲，以谋求从奥匈帝国治下获得独立。学问真理是超越了时代的，它只对永恒的自然与人性，发出永恒的询问与解答。对他来说，那不勒斯属于哪个政府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和平、信仰与学问，这些反复累积的东西，才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真正需要持久用力的地方！
余自幼心仪卢梭式激进主义，曾反复观赏苏联电影艺术家根据爱·丽·伏尼契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牛氓》，被电影中漂亮女主演琼玛（著名演员上官云珠配音）和英俊果敢的男主演亚瑟·列瓦雷士之间浪漫感情所深深吸引，似乎“意大利的独立”也是我一个十一二岁的中国孩子值得为之奋斗、牺牲的“事业”！幸亏父母亲友一再提醒“别陷进去！”，否则，我的“启蒙独断病”还不知反复发作到何等不可收拾的程度！
我从亲身经历中逐渐明白：不能对自己、对所有“人”的“理性”（建立在感官刺激之上、靠胡乱想象与推理渲染出来的，恰如中国孩子，受到小说和电影中俊美男女主演的感官刺激，竟然虚妄地渴望投身“意大利独立运动”一般可笑）抱持过高的、不切实际的“奢望”，“启蒙独断的幼稚病”切勿再犯！
启蒙独断主义具有“不易察觉的凶残本性”。对于涉世不深、耽于梦想的年轻人来说，卢梭、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孔多塞、孔德、杜威、罗素等绝大多数西方主流哲学家，都摆出一副既亲密又威严的、循循善诱的、如同“成功学”一般的伪善面孔，对青年学生反复耳提面命说：“你拥有至高无上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权利，你要凭此改造不合理的社会，你完全有权与过去的一切决裂！你大干一番吧！你必成功！”
他们不顾这个年轻人尚没有起码的理清中西学术脉络与自身成长的基本路径、头绪的能力——这个年轻人在大学听了一大堆《概论》、《讲义》等苍白混乱的课程，根本没有下苦功夫钻研那些启蒙货色、大部头著作是否自圆其说，就被抛入冷酷社会——没有出众的能力、干练与道德责任的担当能力，无法维持一身、一家之正常开销的稳固收入，哪来的“自由”？没有对上级、前辈的尊敬、恭顺，无法获得上进的机遇，哪来的“平等”？没有对父母、师长、亲友“货真价实的爱”（仁爱），茫茫人海，哪来的“博爱”？启蒙三大谎言，还要蒙蔽人类多少年？
余忽发奇想，为了拯救北师大以及全中国那些固执于启蒙三大谎言的学者、学生，在师大东门那几座高架的过街天桥上，让那些喋喋不休重复启蒙-自由-实证信条的、庸俗、浅薄的教授们，课堂昏睡、课下荒嬉游戏的大学生们，每天在过街天桥上肃立30分钟，向他们宣布一遍《联合国人权宣言》，让沸腾的尘土、尾气、人流、暴晒的、无遮蔽的阳光，对其反复“洗礼”，令其与兜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小贩“自由、平等、博爱”地为伍，在持久眺望北京新外大街熙攘而困苦的人流之后令其自问：没有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的自爱、自治、自我约束，要那虚妄而自欺的神话“自由、平等、人权”三大原则何用？
启蒙独断-自由-实证主义之所以贻误世人、尤其中国人极深，其主要原因，在于人类普遍极易出现的认识论错误：1，对于一个艰深或貌似艰深的学说，其内在理致与外在效果，近代人，尤其是近代中国人，陷于感官的天然局限与社会的混乱与急迫，根本没有深入细致地理清、审查、分辨，就匆忙加以搬用；2，近代学者常以“概念化”的方法，把握一切复杂事物，根本无暇深入考察这个事物产生、存在、衰灭的复杂历史条件；3，西学在近代日益狂躁、鄙俗，中国人变本加厉，譬如把“民主”、“科学”概念简单地对照西方最近一百年复杂错综的治理实绩，似乎“一抓就灵”，只要照单全收，必也能在中国大获全胜！
胡言乱语，莫此为甚。
启蒙独断思想更深的哲学错误，在于对“同一律”与“因果律”的滥用，恰如叔本华、尼采等哲人所揭示的，启蒙概念，总是企图把纷繁错综的自然、人性、历史等“自然状态”，纳入一个简单的“公共意志”的强制之下，结果，一切事物的多样性、复杂性、怪诞性、神秘性……等等，都被“人民”削平了。
三，蒙田博大而深邃的人文怀疑主义
如果说但丁是文艺复兴神秘主义的最高巅峰，那么，始终保持着对“人的理性”这一启蒙主义假设的深刻怀疑与冷静批判的、伟大而清醒的近代西方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法国哲学家蒙田（1523-1592）。
在《随笔》开篇，蒙田精辟地写道：
读者，奉献于此的，是一部诚实的书。我只为家人和朋友写作此书，我毫不考虑为您效劳或为自己增光，因为我力难胜任。……我描绘的，仅是自我。我逼真地描绘我的弱点、缺陷……在公共尊严允许的范围之内。……我就是此书的唯一内容。真抱歉，劳您费神了，再见吧！（致读者，1580年6月12日于蒙田堡）
初读之时，我正在南开医院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以缓解脚扭伤的隐隐疼痛。目睹医院大厅里人满为患、在各科室之间蹒跚奔走的病痛人群，我心想：这些人（连同我）的精神疾患，又去何处医治呢？幸好，我有蒙田的《随笔》。
看到《随笔》开篇“致读者”所言，我唇边浮出会心的微笑——蒙田告诉读者，他不能为“人民”（启蒙主义的荒谬虚构之一）服务，因为他“力不胜任”！自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以来，中国经典著作迟迟无法诞生，似乎与此有关：每个作者被强迫要求为“人民”（实则某个政治目标）而写作，他的“真实意愿”无由抒发，只能陷于枯竭。
更有趣的是，蒙田吓唬读者：
我身上弱点、缺陷太多了，被勉强抑制在“公共尊严允许的范围”之内，他暗示，极有可能在“不经意、不知情”的情形下“逸出”范围之外，所以，那些企图保持“公共尊严”的读者，最好走开。蒙田潇洒地挥手：再见！
读到此处，我大笑出声：当代作者，提笔之初，就会被无形的传媒、出版商、流行观念所逼迫——“你的作品，能卖多少钱？”换言之，伴随毛泽东的去世和“极左路线”的惨败，作者又被另一重“启蒙独断主义铁律”、一种改头换面的“为人民服务”所左右——你能服务于电视和流行歌长期“熏染”之下的庸俗大众吗？现代作者（譬如巴金之类）反复强调“心中要装着读者！”，而这个“读者”的欲望不断膨胀——从金庸、琼瑶，到郭敬明之类——于是，作者心中充塞着这些“商业需求”、“为大众服务”等目标，他唯一失落的，是写作的真正源泉——自我！
蒙田优雅地宣称：“我只写给亲友、自己！”
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在自己诗集扉页上题词：“一向只为少数人！”他为此受尽坎坷、愁苦。
蒙田很幸运，在自家古堡里，写作《随笔》，只为“自娱自乐”；他不说“大众读者”没有从容的心态和足够的教养水准来阅读他，反说自己“力不胜任”，于文雅、雍容之中，透着睿智、诙谐和讥讽。
尤其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他对“公共尊严允许的范围”微妙地加以嘲谑：我的弱点、缺陷，虽属“自然状态”、人所共知或人所共有，但在“公共尊严”的“铁律”下，我只好装聋作哑：似乎这些人性本有的东西，原本一直存在，但却假装不存在，以欺骗那个“公共尊严”或“体面”，使其“继续装下去”而已。
蒙田《随笔》以大气磅礴的开篇总摄全书——“人是什么”，我一读再读，每次都怦然心动：
“灵魂与肉体结合的方式全然不可思议，为人类所不能想象，然而这种结合，就构成人。”（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
生命是一项有形而独特的肉体运动，既不完整，也不规则；我依循生命本身来对待它，使之作为我的天职。
生命是一项不尽平衡的、没有规则、变幻莫测的运动。
自然以其博大的胸怀对她的万物善而待之，无不充足地向每一生灵提供生存的一切必要手段。不过我却听到人们普遍抱怨说，我们是唯一被遗弃的动物，赤身裸体地被拴牢在光秃的大地上，只能通过掠夺其他生物来武装和遮掩自己；而对于所有别的生物，自然则根据它们生存的需要遮以甲、壳、毛、发、皮、羽、鳞、绒、丝、刺等等，用爪、牙、角武装它们以进攻和自卫，教给它们生来就会干最适合各自的事：游泳、奔跑、飞翔和歌唱，而人如果不教的话，就既不懂得如何走路、说话、吃饭，也不会干任何事情，只会哭。
诸位，哲学史、文明史上，那些长期纠缠不清、聚讼纷纭的荒谬问题，在蒙田《随笔》开篇的这几段或言简意赅或细致精确的话中，如清水芙蓉般呈现出真容：
首先第一段引文，来自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深湛美文：“灵魂”与“肉体”完全不可思议地结合在“人”身上，人瞬息间沉沦在肉体的“地狱”中，又瞬息间沐浴在灵魂所揭示的“天国”的神辉下，这种人类生命的奇异性、神秘性、不可想象性、不可思议性，就构成了人类的本质！对于人，对于灵魂和肉体，对于灵肉冲突与奇妙结合，还能再说什么呢？
准此，倘若有人再敢胡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请立即坚决而有礼貌地打断此人的话：“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请不要对人类不能知道的事情，胡乱发言！”
或者，哲学功底略好的人，还可以简单引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名句：“世界的意义，必伏于世界之外。”换言之，世界的意义、宇宙的本质，是不能被“世界之内”的人加以认识、掌握、利用的，老子谓之“玄妙之门”。
举凡灵魂与肉体、天国与地狱、人与世界、人与宇宙万物的神秘的本质、意义与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是终极的、超世界（谢苗·弗兰克《实在与人》）的神秘。
为了模仿蒙田，我也添加一段有趣的观察：
每到师大“教工餐厅”用餐，总能看到各色人等、芸芸众生，拥挤在大学食堂，喧嚣不宁地吆喝着、吞咽着珍贵、稀缺的食物资源，但倘若你问：“为何而吃？”这些人或许会坦然回答：“为了活着。”“活着又为何？”这些人或许会一翻白眼：“不晓得……俺……想不明白……”奇怪的是：倘若一旦进入某教室、某会议厅，这些人会“陡然变脸”，似乎“突然”明白了，“栩栩如生”，立于讲台或发言席上，唾沫四溅、侃侃而谈：“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这些人，是如何“知道”的呢？
这些芸芸众生，又是如何获得“神启的开悟”，突然开窍、蛮有把握，还喋喋不休的呢？或许，这些不懂装懂的人，才正是“问题之所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呢！阿尔伯特·卡缪在《西西福斯神话》中妙语解颐道：“现时代，大学等各种讲台还在，但讲台上，已经没有言之有物的教师了。”
谁从内心深处体验过生命，谁就懂得蒙田所谓的“生命的不完整、不平衡、不规则、变幻莫测性”，生命的唯一凭靠，是“自然”以及从莫测自然最深处，莫名生长出来的、各民族辛勤培育的、理性经验与非理性经验掺杂的“文明传统”，舍此，人不能生存。在生存本能的诸多层面，人都比不上动植物。
人必须随时警惕、随时纠正人的可怜、易错的秉赋——运用理性，累积经验、进行判断与识别的能力，人类的认识及其文明进步，绝非康德天真地认为的——“要拿出勇气！要敢于从传统教条中挣脱出来！要敢于认识！”
恰恰相反，率先要敢于认识、勇于直面、随时警惕与承认的，不是康德所谓“传统教条”——“传统”是古人反复检验自然而累积的宝贵经验，是人类进步的唯一凭靠——而是人类一切认识的天然不可逾越、自我意欲反复强加其上的各种局限、流弊，人类自欺欺人的“天性”，率先认清人在宇宙间的脆弱地位。
笛卡尔名言：“我思，故我在”，被启蒙独断-自由-实证主义吹嘘为“理性精神、怀疑精神”的“天条”，而真正需要深思、反省、随时警惕的，恰恰是“谁来启迪这个‘我思’？谁又来约束这个‘我在’呢？”
笛卡尔认为，只要“我思”足够精确（数学模式即他所推举的“典范”，开科学沙文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等哲学错误的先河），就能有足够把握来认识一切“在”（包括“我在”）。而恰恰是在这个地方，启蒙独断-自由-实证主义，暴露出先天的思想残疾——人类感官的局限、思维的盲区，足以根本扭曲“我思”，用扭曲的“我思”构筑起来的“在”（包括“我在”）就更加扭曲。精密仪器发现，人眼局限很大，而一切监测、实验、推理，都靠眼睛等人体器官来完成，所谓“眼见，并不为实”，又如何依据不可靠的监测，推导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呢？蒙田从人类认识的不可靠与必须信靠自然的伟大洞察出发，重申、提升了古罗马哲学的箴言：
我所说的这一切，是为了证明人间存在相似性，为了把我们带回到万灵的群体中：我们既不高于也不低于其他生灵。诚如智者所言，一切在苍天之下，承受一个法则和一种命运：“万物束缚于同一命运的枷锁。”（卢克莱修）……人必定被迫限制在这一客体里，可怜的人，他确实不宜迈过这个围栏。他受到束缚与限制，与同一级别、处于极为谦卑条件下的其他生灵一起服从同等的义务，决无任何特权或真正实在的优越地位。他由于空虚的想象和观念而自许的东西，既无质地，也无趣味。
品读此段文字，使我深刻领悟出文艺复兴时代哲学的伟大：但丁、蒙田、莎士比亚、伏尔泰、迈斯特、维柯、赫尔德等大批思想巨匠，没有受到启蒙主流思想的浅薄影响，因此，敢于直面“人的可怜”而非卢梭、康德、笛卡尔那样迷信“我思”确保了人远远高出其他生命的、虚幻的“人的伟大”。
他们敢于“如实地看待世界”（泰戈尔称赞中国智慧语），认清“人的局限性、可怜性”和“靠空虚想象与观念而妄自称许”那些东西（启蒙独断-自由-实证主义就建立在这些虚妄东西——自由平等之上）的有害性，他主张冷静的、超脱的理性主义、世俗人文主义、怀疑主义和诗意神秘主义（由我提出），能把“我们带回万灵的群体之中”，即古典中国、希腊罗马等智慧民族的世界观——万物有灵、生机主义、天地人贯通的宇宙大一统之中。
我要运用多少诠释性的文字，也无法描述出蒙田伟大哲学思想那无与伦比的明澈与甘美：
无论我们倾听什么，获悉什么，我们仍应记住：这是人所提供的，接受者也是人；是凡人的手将它呈现，也是凡人之手将它接受。来自上天的事物，才具有唯一让人信服的权利和权威，唯一标志着真理。而这也是我们既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也不能凭自己的方法接受的。……要使一把大于手，使一抱大于臂，希望一步远于腿之所及，是不可能复可笑的；同样，人不能高于自己并超越人性，因为他只能用自己的眼
睛去看，用自己的手去抓。……自然将我们置于自由不拘的世界里，而我们却自缚于一定的狭口……
从伏羲《河图易经》、孔子《易传》直至但丁《神曲》、蒙田《随笔》，所有人类的文明创造，都得自于神明（大自然、上帝、道）的启悟、开示、成全，都是宇宙生命大一统的荟萃性表达。
诚如蒙田所揭示的，“来自上天的事物”（中国人谓之“天地君亲师”）具有最高的权利与权威，是终极真理的标志，而在天地神明、祖宗圣贤的盛德光辉之下，人的权利、人凭借经验、理性和信仰赢得的文明生活，才能稳固树立；人的幸福、美满、安足、充实，才能持久如新；
人能恭谨恪守“一把不能大于手，一抱不能大于臂，一步不能远于腿之所及”的伟大智慧，也就是恪守儒家所谓人之为人的规矩、道义、本分，就能“傲立天地，融贯古今”，鼓舞奋发，成就一番辉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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