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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世上的一切之一百零一——泰戈尔:“人格是一个不可荒歉的实在”,反启蒙独断的现代十哲之二
毛峰
2016年08月12日

时至今日,对西方模式的片面现代化之不可持续性的认识日益深化,这种现代化模式的本质,在日益加剧的、从局部地区向全球蔓延的经济崩溃、社会危机、生态灭绝等灾难中的不断暴露,都在呼唤着中国各界乃至全球有良知的人士奋然觉悟、苏醒、彻底变革启蒙独断思维的日子早日到来。

在时代的急流中,保持思想的清醒与行为的审慎,绝非易事。大众迫于生计,无暇细思,很容易接受有权势的舆论操纵者强加给他们的观念。在舆论工具与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大众的盲从更是最突出的文化现象。由于盲从而形成的舆论暴政,往往断送一个社会的前途。魏玛共和国的民主、现代舆论工具——无线电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扩张,最终导致了靠欺骗性宣传上台的希特勒的上台,从而给全球带来灾难。所有不同的声音,都因势单力孤而陷入文化传播学者所谓的“沉默的螺旋”,被淹没在众声鼎沸之中。回顾一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起著名的“文化碰撞”事件,以检讨最近100年来舆论导向的利弊得失,对我们眼下迫在眉睫的社会变革与文明更新,是具有深长意义的。

1924年4月12日,20世纪伟大哲人、印度诗圣泰戈尔(1861-1941),以64岁高龄和病体,远渡重洋到达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近50天的访问演讲。此前一周,孙中山专函邀请曰:“先生来华,如得亲自相迎,当引为大幸。尊崇儒者,乃我古道,我之所以恭迎先生者,不徒以先生曾为印度文学踵事增华,亦且以先生之尽力寻求人类前途之幸福,与精神文化之成就,为难能可贵也。”

泰戈尔在华受到热烈欢迎,他在北京欣然度过了64岁生日,接受了梁启超的赠名——竺震旦,并观看了他的剧作《齐德拉》的演出。徐志摩、林徽因陪伴泰翁在北京、上海、济南、太原、南京、杭州等地的访问演讲并担任翻译。梁启超在北京师范大学为泰戈尔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致辞,赞扬诗人“崇高的理想”以及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将泰戈尔比喻为佛教高僧马鸣菩萨;徐志摩著文比喻这位东方巨人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为“泰山日出”;冰心在散文中以诗的言辞赞美这位伟大诗哲的美丽庄严的信仰;郑振铎则褒扬了泰戈尔的艺术观与世界观。

然而,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全盘西化论者,对泰戈尔的思想和在华演讲的内容进行了粗暴的攻击与批判。陈独秀于泰戈尔来华前即发表短文《我们为什麽欢迎泰戈尔?》,将泰戈尔的思想定性为“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与科学之昏乱思想”,因而反对他访华。闻一多从艺术上予泰戈尔以否定性的评价。瞿秋白撰长文从政治思想上批驳诗人的主张,并称其为“过去的人”。郭沫若、茅盾、周作人、林语堂等也发表了保留意见。陈独秀在有关泰戈尔来华的第二篇文章《泰戈尔与东方文化》中,将东方文化概括为三点:尊君抑民、尊男抑女;知足常乐、能忍自安;轻物质而重心灵。他竟然宣称“印度、马来人还过的是一手拭粪一手啖饭的生活”,真到了放言无忌、胡说八道的地步。

他在文末训斥泰戈尔“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且把诗人与“中国老少人妖”相提并论。陈独秀在《评泰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中认为泰戈尔思想的主要错误是否定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走向错误的道路。他在短文《巴尔达里尼与泰戈尔》中直接称诗人的演讲“是为帝国主义做说客,所以在北京的英美人尤其是宰制中国的舒尔曼、安格联都很欢迎他……”他的另一篇短文题目竟是《泰戈尔是一个什麽东西!》,并且宣称:“他在北京算未曾说过一句正经,……他是一个什麽东西!”

作为当时舆论界的领袖、青年学生崇拜的偶像、北京大学的教授和文科学长,对享誉世界的诗人、举世敬重的思想家作如此不堪的评论,完全违背了中华民族热情好客、礼敬圣贤的传统美德和一个学者持论严谨公允的职业品德,实在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大污点。这一粗暴蛮横地对待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现象的做法,为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命运以及知识分子本身的命运投上了巨大的阴影,惟我独尊、强词夺理地对待复杂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的作风,使热切追求独立与富强的中华民族蒙受了不必要的巨大损失,延安整风的扩大化、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及1966-1976年造成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这一粗暴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的一脉相承的结果。

徐志摩以诗人的敏感与同情,为抱病前来访问的诗圣所遭受的无理围攻鸣冤叫屈:“我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受恶毒的烟煤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污抹,谁不曾感觉他赤诚的力量……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成心诬毁他的热忱……他们说他是守旧,太迟、太老。他顽强奋斗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博爱的实现。但他们说他是帝国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肮脏是在我们的政策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麽关连?昏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麽亲属?我们何妨说太阳是黑的,我们何妨说苍蝇是真理?同学们,听信我的话,像他这样伟大的声音,我们也许一辈子再不会听着了。留神目前的机会,预防将来的惆怅!……人格是一个不可错误的实在,荒歉是一件大事。但我们是饿惯了的,只认鸠形与鹄面是人生的本来面目,永远忘却了真健康的颜色与彩泽。标准的降低是一种可耻的堕落。我们只是踞坐在井底的青蛙。……”

徐志摩所言颇符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以及知识界急功近利的实际情形。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中国社会的贫穷落后、满清北洋国民党三政府的腐败,是当时中国人急欲清除之对象。急切之下,全盘西化等急功近利的方法深受当时青年及大众的拥护,而泰戈尔批判西方文明、主张以东方文明改造之之思想,一如战国时代之孟子以仁义之说答对梁惠王功利之问,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中国社会自1840年以来积贫积弱,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外不足以御侮,内不足以安民。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企图引进西方工业、军事技术以挽救之,卒归于失败。其理论纲领“中体西用”说虽含合理内核,但其宗旨在挽救腐败蛮横的满清部族政权已无任何政治出路。

一代史学巨匠陈寅恪(1890-1969)终生服膺“中体西用”说,其志行之高洁、学术之造诣,广受近代学人尊仰,被喻为“20世纪中国之文化英雄”,可知一种学说虽遭政治败绩,仍无碍其合理光辉;继洋务派而起之康有为、梁启超(早期)等立宪派,企图引进西方政治制度以挽救中国,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之旧瓶,装西方立宪民主之新酒,然种种设计因慈禧太后等满清顽固势力阻挠镇压而再遭败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局促海外,无奈与满清政府中的实力派军阀袁世凯联合,逼清帝退位,遂开中华民国之政治乱局。革命派力量薄弱,不足以节制军阀,民初中国遂陷入军阀统治与军阀混战之极度腐败与黑暗之中。

针对这种局面,中国知识界分化为两大派:一派以蔡元培、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派,主张继续进行激进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使中国社会“全盘西化”,全盘抛弃传统文化,以为非此不足以救亡图存、走上富强之路,颇代表当时中国人求富强心切之心态,胡适、陈独秀等人多为“开风气、好为师”之言论领袖,一时主宰舆论,成为引导大众心理之思想主流。

另一派则以辜鸿铭、杜亚泉、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吴宓、梅光迪、柳诒征等“学衡派”、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诸学派为代表,反对全盘西化,主张融会中西,保持中华文明之优长,以补救西方文明之缺失。此派持论公允,且多为思想巨匠、学术宗师,但他们多与左右中国社会之政治势力无缘,因此无力扭转当时舆论之主流,长期处于支流地位。

然此时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出现的欧洲各国的政治动荡、经济萧条,极大地暴露了西方文明的许多重大缺陷,而与满清政府一起垮台的,则是维系中国数千年之久的社会道德秩序。一些人痛心于此,愤而自尽:

1918年11月10日,梁济(巨川)自沉于积水潭,《遗书》自称:“吾固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陶孟和在《论自杀》一文中,评论道:“在现在一切事物都商业化的时代里,会有巨川先生这样的人,实在是稀有的现象。”可知当时社会风气商业化之程度。

另一些人则毅然隐居,以示抗议:马一浮(1883-1967)隐居西湖广化寺等地,潜心研读国学,巍然名家。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聘马一浮为秘书长,到任不足三周即因政府令全国大中小学停止读经而拂袖去。

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又邀其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马一浮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八字电辞。蔡元培遂转聘陈独秀,新文化运动乃一时成为舆论主流,影响至巨。同年,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最早酝酿武昌起义的熊十力(1885-1968),在广州孙中山幕府,目睹党人争权夺利,愤而发问:“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麽地方去呢?”乃慨然弃政向学,与马一浮、梁漱溟并称“现代新儒学三圣”,巍然一代宗师,开创出现代新儒家的灿烂学统。

更有人大声疾呼,为中国文明传统作严正的辩护:辜鸿铭(1857-1928),1915年出版英文著作《春秋大义》(《中国人的精神》),系统论述了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与精神。1918年,杜亚泉(1873-1933)主编之《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表日本人评介辜氏思想的文章《中西文明之评判》、杜亚泉所写《迷乱之现代人心》、钱智修所写《功利主义与学术》,主张中西文明各有长短、应相互调和,反对全盘西化,招致《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强词夺理之“质问”,“中西文化论战”遂爆发。

不久,商务印书馆迫于舆论压力,解除了杜亚泉已任近10年之久的主编职务,可见当时全盘西化论之舆论优势。

然全盘西化的、去中国化的“新文化运动”,终不能一手遮尽中国知识界之天空,1920年,梁启超(1873-1929)发表《欧游心影录》,首次宣告西方文明及其科学崇拜的破产。

1921年,梁漱溟(1893-1988)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现代新儒学宣告诞生,梁漱溟更以自己的铮铮铁骨和一身正气,为浮躁浅薄的中国近代知识界立一道德典范,被海内外尊为“当世孔子”,其学派巍然宗师、灿然学统,接续了中华民族之文化慧命于不坠,可谓丰功厥伟;

1922年,《学衡》创办于南京,曾留美深造的吴宓、梅光迪、胡先肃等学者尖锐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错误,推介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柳诒征(1880-1956)、汤用彤(1893-1964)、王国维( 1877-1927 )、陈寅恪等学者齐集,巍然为一代巨匠,尤其是柳诒征之《中国文化史》首先在《学衡》连载发表,不仅为这一领域开山之作,且为了解中国文化之第一参考书,至今80年来,尚无出其右者;

此一时期(20世纪二十——四十年代),名家大师辈出,二十年间结成一批学术思想史上的灿烂不朽之巨著,如梁漱溟之《朝话》、马一浮之《复性书院讲录》、熊十力之《新维识论》、《读经示要》、《十力语要》、钱穆之《国史大纲》、柳诒征之《国史要义》等。

1923年初,梁启超弟子张君劢(1887-1969)在清华大学发表《人生观》之演讲,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旨在破除“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万能论。胡适弟子丁文江则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斥张君劢为“玄学鬼”,论战遂起。近代中国知识界的基本阵营再次显露:胡适、陈独秀为“科学派”,占据当时舆论之主流,而梁启超、张君劢等为“传统派”,两派争论的思想背景仍然如一: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抛弃传统文化、实行全盘西化呢,还是继承、吸收传统文化之精神,而予以发扬光大呢?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演进变化,已经为这场自1840年以降的著名公案(争论)作出了答案:所有全盘西化论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些观点给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的稳定繁荣、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流毒至今,一时尚难以清除。历史的结论,庄严地铭刻在陈寅恪1934年的一段简洁而深邃的文字中:“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体系、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急功近利者往往能成就事功,但同时也遗留种种弊害于未来。深谋远虑者虽一时不能与急功近利者争胜,但必在将来救弊补偏,为文明奠定长治久安之道。古今中外皆然:秦用法家急功近利之说,则能统一中国;汉用儒家仁义道德之教,则奠定中华民族繁荣昌盛之大道。近代西方用启蒙主义、功利主义思想建成一独霸全球之物质科技文明,但这种文明对自然资源、地球生态的破坏,对人类各种关系(家庭、社会、国家)以及人类身心的摧残,使全人类面临灭顶之灾。西方文明200年来急功近利的扩张,恰如15年秦政一样,难以久长。今日世界当务之急,在复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世界观,以促使人类文明获得新生。

不幸泰戈尔满怀对古老邻邦的热爱、对东西文明的深刻洞察而来,却陷入当时全盘西化论的舆论重围,遭到种种漫骂攻击,当时左翼舆论把泰戈尔比拟为“印度大象”,组成“驱象团”以驱逐之,使诗人深感痛心。然而一时舆论的错误导向,并不能动摇诗人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对东方文化的深沉信念。1937年,泰戈尔发表公开信,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认为“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日本今日之所为,必将自食其果。”1938年6月,他又发表《致中国人民书》,再次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表示声援。

历史尘埃落定,一时的飞沫无碍于万古之清流。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他的讲话可谓对20年代那一“文化碰撞”事件之“盖棺论定”:“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对泰戈尔抱有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会忘记泰戈尔对他们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怀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

历史的教训是:不要对不同的声音进行粗暴的压制,而应当细心地倾听这些少数人手上的“真理”。如果能从少数派意见中吸取许多有益的东西,一个社会的发展才会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少交“学费”。当举国西化之时,一个精通西方文化、深受西方知识界崇拜的东方人,以他融会东西文明的广阔视野与有利位置,向他无限热爱的国度——中国奉献出发自肺腑的忠告,大多数不知西方文明为何物的中国人,受几个对西方文明浅尝辄止的归国留学生的误导,竟然拒绝对这一忠告进行深思,此下中国社会的发展必将付出许多盲目的代价,不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吗!

而今,当全人类文明正面临掠夺成性的西方文明的同化与破坏而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重温泰戈尔《在中国的谈话》(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深入思考人类文明的根本价值与出路,有着巨大的现实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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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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