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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世上的一切之一百零五——迈斯特:大一统文明的凝成,须仰赖伟大的民族精神,反启蒙独断的现代十哲之三(续)
毛峰
2016年08月18日

在宪政哲学巨著《主权之研究》第三章“主权概说”和第四章“具体的主权(形态)与国民”中,迈斯特深入分析了家庭里的“父亲权威”如何逐步扩展为不同民族的主权形态,如何哺育了各民族的普遍精神与民族性格,即民族精神:“规定了社会秩序和主权的同一种力量,也根据不的民族特征,规定了不同的制度形态。民族就像个体一样有生有死。民族有“父亲”,并且十分真实地讲,民族也有比父亲更著名的“老师”,这些老师最伟大的功绩是渗透到幼年民族的性格之中,为它创造环境,使它发展出自己的全部能力。民族拥有普遍的精神和真正的精神统一性,这使其成为其自身。这种统一性的证据便是语言”。

那“规定了社会秩序和主权的同一种力量”亦即上帝、神明、苍天或不可知的历史条件的神秘耦合,也造就了统一的民族精神与民族语言,“从这些不同的民族性格中,诞生了不同的政府形态……因此我们不能说:每一种政府形式对每一个国家都是适合的……那个绝对的问题,即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形态,是无解的……在民族的相对状态和绝对状态之间,有多少种可能的组合,就有多少种正确的答案。”

迈斯特的宪政哲学,洞彻了中国近代以来全盘西化派学者主张的“照搬英美”、“照搬苏俄”政府模式的错误:引进没有民族精神与民族历史内涵的西方政府形态,注定不能在中国获得有效推行与长久持续。近现代史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从第六章“创始人和各民族的政体”开始,一直到第九章“民族精神”以及后续的第十一、十二章,迈斯特以简练而鲜明的论断,精确概括了古今自由政体、宪政制度的伟大创始过程:“这就是为什么一国宪政永远不能仅从其宪法条文中加以理解,因为这些不同时期制定的条文,仅仅是为了重新确认被遗忘或发生争执的权利,还因为总是存在大量不成文的东西。……每个民族都有适合自己的政府,并且没有一个民族是选择了自己的政府。每当一个民族想给自己选择一个政府,或更确切地说,是该民族的相当一部分人朝这一目标努力,这种企图总是带来不幸;因为在致命的混乱中,一个民族太容易搞错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太容易不顾一切地扑向不适合自己的东西,同时拒绝对它而言最好的东西:我们都知道这个领域的错误多么有害。”

迈斯特深刻揭示了一切主权、政府、文明得以稳定运行的宪政秘诀、文明奥秘、人性与历史的基本实际:被统治的多数,与统治的少数,永远不能“绝对平等”;与此同时,被统治的多数,与统治的少数,都被有效约束在成文或不成文的道德秩序、法律、规范、信仰之下,这就是古今“宪政”的基石。人类的有限理性,总是产生出混乱、盲目、纠缠不休、朝三暮四的“意见”,而世袭君主制,就是为了摆脱这些混乱而设立的,君权神授的伟大世袭观念与制度,也因此而建构起来。迈斯特用了好几章的篇幅,论述启蒙主义“平等乌托邦”严重忽略了“人类理性的天然缺陷”、“人类自控能力的一系列弱点”。

因此,有效的宪政机制,建基于合理的信仰之上:

哲学意义上的宪政,仅仅是各民族之上的力量赋予它们的政治生活的方式而已。在此重要的意义上,宪政不过是规定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数量不等的法律集合体。这些法律不必落实到字面上。相反,对于宪法性法律而言,塔西陀的名言“法条多如牛毛,政必恶哉”是完全适用的。……一个民族自然形成的宪法,总是先于成文宪法。……人不能赋予自己权利,他只能捍卫超然力量赋予他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良好的风俗……所有已知的国家,只要它们虔诚地服从这种民族精神,就是幸福而强大的。所谓民族精神,无非就是个人教条被消灭,民族教义——有益的偏见——行使普遍而绝对的统治。……什么是爱国主义?它就是我所谓的民族精神;它是个体的克制。信仰和爱国主义是世界上两个伟大的奇迹创造者。它们具有神性。……它们只知道两个词:服从和信念;它们以这两个词为杠杆,撑起了整个世界。……这两个天堂之子,用创造和保存,向世人证明自己;其力量若联合在一起,慑服一个民族,它们就会使其提升、具有神性,使其力量百倍增长。

迈斯特以伟大贤哲的目光,洞穿了古今宪政秩序的根本——对上帝神明的宗教信仰和对固有政府形态的忠诚服从,只要这一信仰和服从的力量,处于合理约束之下,哪怕是在“成见”或“偏见”的合理范围内,就如同士兵服从首长命令一样,能毅然为国家冲锋陷阵、不畏牺牲,而标榜个人理性的启蒙教条,只能使国家作为联合体逐步涣散、瓦解、衰败。

在《主权之研究》卷二“主权的性质”第一章“主权的性质概说”等章节中,迈斯特具体分析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各自优劣。他从主权的性质入手,一语道破了主权的至高无上性、绝对排他性、不可限制性、不容挑战性,不管其主权形态是君主制、贵族共和制还是民主制,其实质是同一的:对主权,要么服从,要么反叛,而不能妄想加以限制。因此,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也仅仅是在主权形态上的一种自我协商的细微机制而已,根本不具有启蒙空想主义者、全盘西化派论者幻想的“主权自我约束”的那种决定性的制衡意义:任何主权都要尽力排除对其“合法性”的怀疑、制约与挑战,这一点,古今中外皆然,毫无例外。

因此,大一统君主制是稳定合理的宪政机制:

一般而言,人人都是为君主政体而生。这是一种最古老、最普遍的政体。……主权在本质上是单一的、绝对的和不可侵犯的,那么,为何要谴责王权,好像我们据以批评的种种弊端,跟其他政体有所不同?……人们必须不断回顾历史,它是第一位的、其实也是唯一的政治学导师。无论谁说人生而自由,都是在胡扯淡。……如果提问:“对人类而言,最自然的政体是什么?”历史将回答:“君主政体”。……君主制是一种集权制的贵族政体。无论何时何地,贵族阶层都占支配地位。……君主政体中的国王远不能为所欲为。……永远是国王的枢密院在统治。

君主是国家主权、稳定与统一的象征,而枢密院、贵族精英体制,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因此,君主制的优点,在于国家主权的稳定性:“国王就是主权者,无人能与他分享主权,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他”;作为稳定、统一与合法性的唯一源泉,“他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无人拥有罢黜或审判他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国王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他不能判处死刑,也不能审判民事案件”;他下达的命令,必须听取通常由贵族精英组成的议事机构的建议;臣民拥有谴责他及其属下滥用职权的权利。

迈斯特进一步揭示了君主政体的宽仁公正:“这些神圣的法律是更加真实的宪法,因为它们写在人民心中,具体存在于君主与臣民的家长式关系中……负责把臣民的上书和冤情传达给君主的人,可以组成各种机构或议事会”用以表达合理诉求;相反,贵族共和制与民主制,却因人们意见的分歧、盲目、混乱而常常出现灾难性的统治状况:“人们抱怨君主的专制;他们本应抱怨人类的专制才对。”

迈斯特援引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夸诞言论:“公意总是正确的……人民从来不会腐败,但他们经常被误导,惟在此时,他们表现出想做一些坏事”,以苏格拉底被雅典民意法庭无辜宣判有罪而受死的著名案例,予以抨击道:“喝吧,苏格拉底,喝下毒鸩吧,你只能用这样的区分聊以自慰了:优秀的雅典人民,只是表面上想做坏事而已。”

古希腊民主制的失败、雅典城邦荒谬的“民意”,把苏格拉底送上了断头台,迫使柏拉图等人流亡;历史惊人地相似,法国革命,再次更大规模地,把大批无辜者送上了断头台!与迈斯特一致,历史哲学大师托马斯·卡莱尔也曾在《过往与现在》、《论英雄与英雄崇拜》等名著中,一再批评雅典城邦民主、法国大革命使“民主幻想灰飞烟灭,全人类的一线光明,在中国古典民主制度中!”可谓启示深刻而久远。
迈斯特总结了古今宪政的实质:

准确地讲,所有政体都是君主政体,区别仅在于君主是终身制还是任期制,是世袭制还是选举制,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也可以说,所有政体都是贵族政体,只是统治的人数有多有少而已;在民主制中,贵族人数达到了最大限度;在君主制中,每个政府中不可避免地由位于金字塔顶端的一人担任首脑,它毋庸置疑构成了人类最自然的政体。在所有君主政体中,最严厉、最专制、最难以忍受的,就是“人民”这一国王……他们的专制独裁,总是比国王更严厉、更反复无常,并随臣民数量的增多而增强。

迈斯特的锐利目光,洞穿了人类古今宪政制度的一贯本质:总是少数精英,统治多数大众,这一权力集中的趋势通常不可逆转,意大利现代政治学家加埃塔诺·莫斯卡在《政治科学要义》(英译《统治阶级》)中有力印证了迈斯特的这一创见。因此,要紧的宪政思考与设计,不要浪费在君主制、集权制、民主制的表面区别上,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保持任何一个政体的稳定、统一、均衡、合理、开明、有效。

毫无疑问,中国古典宪政秩序下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是最符合迈斯特、卡莱尔、莫斯卡乃至汤因比等近现代一系列伟大宪政学家、历史哲学大师的所谓的“宪政”标准:

对每个民族而言最好的政体,就是在这个民族占有的领土之内,能够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为尽可能多的人,创造出尽可能多的幸福与实力的政体。……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止我们如此提问:“哪一个民族在适合于它的政体的影响下,相对而言在最长的时间内人口最多?力量最强大?生活最幸福?”

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在适合自身的开明政体的合理治理下,以最少的耕地与资源,养育、支撑了全球最多的人口和最灿烂的文明,绵延了全球文明独一无二的文明体系,长达5000年以上的中华文明,其大一统古典宪政制度,无疑是全球最佳政体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不断扩大、复兴的终极奥秘。

迈斯特以哲人的博大而深广的智慧,眺望一个全球大一统的文明图景,他的每一论断,就如同在面对着当今世界与中国,向积极谋求重建全球文明秩序、复兴各民族统一的伟大文明事业的人们,发出了黄金一般的肺腑之言:

要牢记,在每个民族的法律和古老习俗中,都有达到能够企及的幸福所需的一切。把这些古老的法律作为重建的基础,你就能展示自己走向完美的全部潜能……除了那些已被遗忘的神圣格言,不存在任何济世良方。……我们称为“民族”的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获得了一定的性格、能力和自己特殊的使命。一些人注定悄无声息地滑过人生之路,沿途引不起任何注意;另一些人为自己的进步欢呼,得到的奖赏几乎总是名声而不是幸福。个人的天赋有着无限的多样性,表现着神性的恢弘壮丽……它们都始终不渝地向着统一体迈进。……没有任何民族将自己的性格归因于它的政体,就像不归因于语言一样,相反,它将政体归因于自己的性格,它实际上总是因政制建制而得到加强与完善。

每当我打开《十三经注疏》、《史记》、《资治通鉴》或诸子百家的伟大记述,我立刻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心灵印象——中国无数代古人,以生命、青春、热血,缔造出一个伟大、灿烂、悠久的“大一统完整世界”,这一世界,犹如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所论述的“希腊神庙”一样,令“天地人神”在其中舞蹈,我不知这个“完整世界”是如何缔造成的,更不知道接续而起的“现代世界”为什么如此支离破碎、难以持久。

如今,确切无疑,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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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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