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宪政哲学巨著《主权之研究》第三章“主权概说”和第四章“具体的主权（形态）与国民”中，迈斯特深入分析了家庭里的“父亲权威”如何逐步扩展为不同民族的主权形态，如何哺育了各民族的普遍精神与民族性格，即民族精神：“规定了社会秩序和主权的同一种力量，也根据不的民族特征，规定了不同的制度形态。民族就像个体一样有生有死。民族有“父亲”，并且十分真实地讲，民族也有比父亲更著名的“老师”，这些老师最伟大的功绩是渗透到幼年民族的性格之中，为它创造环境，使它发展出自己的全部能力。民族拥有普遍的精神和真正的精神统一性，这使其成为其自身。这种统一性的证据便是语言”。
那“规定了社会秩序和主权的同一种力量”亦即上帝、神明、苍天或不可知的历史条件的神秘耦合，也造就了统一的民族精神与民族语言，“从这些不同的民族性格中，诞生了不同的政府形态……因此我们不能说：每一种政府形式对每一个国家都是适合的……那个绝对的问题，即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形态，是无解的……在民族的相对状态和绝对状态之间，有多少种可能的组合，就有多少种正确的答案。”
迈斯特的宪政哲学，洞彻了中国近代以来全盘西化派学者主张的“照搬英美”、“照搬苏俄”政府模式的错误：引进没有民族精神与民族历史内涵的西方政府形态，注定不能在中国获得有效推行与长久持续。近现代史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从第六章“创始人和各民族的政体”开始，一直到第九章“民族精神”以及后续的第十一、十二章，迈斯特以简练而鲜明的论断，精确概括了古今自由政体、宪政制度的伟大创始过程：“这就是为什么一国宪政永远不能仅从其宪法条文中加以理解，因为这些不同时期制定的条文，仅仅是为了重新确认被遗忘或发生争执的权利，还因为总是存在大量不成文的东西。……每个民族都有适合自己的政府，并且没有一个民族是选择了自己的政府。每当一个民族想给自己选择一个政府，或更确切地说，是该民族的相当一部分人朝这一目标努力，这种企图总是带来不幸；因为在致命的混乱中，一个民族太容易搞错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太容易不顾一切地扑向不适合自己的东西，同时拒绝对它而言最好的东西：我们都知道这个领域的错误多么有害。”
迈斯特深刻揭示了一切主权、政府、文明得以稳定运行的宪政秘诀、文明奥秘、人性与历史的基本实际：被统治的多数，与统治的少数，永远不能“绝对平等”；与此同时，被统治的多数，与统治的少数，都被有效约束在成文或不成文的道德秩序、法律、规范、信仰之下，这就是古今“宪政”的基石。人类的有限理性，总是产生出混乱、盲目、纠缠不休、朝三暮四的“意见”，而世袭君主制，就是为了摆脱这些混乱而设立的，君权神授的伟大世袭观念与制度，也因此而建构起来。迈斯特用了好几章的篇幅，论述启蒙主义“平等乌托邦”严重忽略了“人类理性的天然缺陷”、“人类自控能力的一系列弱点”。
因此，有效的宪政机制，建基于合理的信仰之上：
哲学意义上的宪政，仅仅是各民族之上的力量赋予它们的政治生活的方式而已。在此重要的意义上，宪政不过是规定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数量不等的法律集合体。这些法律不必落实到字面上。相反，对于宪法性法律而言，塔西陀的名言“法条多如牛毛，政必恶哉”是完全适用的。……一个民族自然形成的宪法，总是先于成文宪法。……人不能赋予自己权利，他只能捍卫超然力量赋予他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良好的风俗……所有已知的国家，只要它们虔诚地服从这种民族精神，就是幸福而强大的。所谓民族精神，无非就是个人教条被消灭，民族教义——有益的偏见——行使普遍而绝对的统治。……什么是爱国主义？它就是我所谓的民族精神；它是个体的克制。信仰和爱国主义是世界上两个伟大的奇迹创造者。它们具有神性。……它们只知道两个词：服从和信念；它们以这两个词为杠杆，撑起了整个世界。……这两个天堂之子，用创造和保存，向世人证明自己；其力量若联合在一起，慑服一个民族，它们就会使其提升、具有神性，使其力量百倍增长。
迈斯特以伟大贤哲的目光，洞穿了古今宪政秩序的根本——对上帝神明的宗教信仰和对固有政府形态的忠诚服从，只要这一信仰和服从的力量，处于合理约束之下，哪怕是在“成见”或“偏见”的合理范围内，就如同士兵服从首长命令一样，能毅然为国家冲锋陷阵、不畏牺牲，而标榜个人理性的启蒙教条，只能使国家作为联合体逐步涣散、瓦解、衰败。
在《主权之研究》卷二“主权的性质”第一章“主权的性质概说”等章节中，迈斯特具体分析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各自优劣。他从主权的性质入手，一语道破了主权的至高无上性、绝对排他性、不可限制性、不容挑战性，不管其主权形态是君主制、贵族共和制还是民主制，其实质是同一的：对主权，要么服从，要么反叛，而不能妄想加以限制。因此，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也仅仅是在主权形态上的一种自我协商的细微机制而已，根本不具有启蒙空想主义者、全盘西化派论者幻想的“主权自我约束”的那种决定性的制衡意义：任何主权都要尽力排除对其“合法性”的怀疑、制约与挑战，这一点，古今中外皆然，毫无例外。
因此，大一统君主制是稳定合理的宪政机制：
一般而言，人人都是为君主政体而生。这是一种最古老、最普遍的政体。……主权在本质上是单一的、绝对的和不可侵犯的，那么，为何要谴责王权，好像我们据以批评的种种弊端，跟其他政体有所不同？……人们必须不断回顾历史，它是第一位的、其实也是唯一的政治学导师。无论谁说人生而自由，都是在胡扯淡。……如果提问：“对人类而言，最自然的政体是什么？”历史将回答：“君主政体”。……君主制是一种集权制的贵族政体。无论何时何地，贵族阶层都占支配地位。……君主政体中的国王远不能为所欲为。……永远是国王的枢密院在统治。
君主是国家主权、稳定与统一的象征，而枢密院、贵族精英体制，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因此，君主制的优点，在于国家主权的稳定性：“国王就是主权者，无人能与他分享主权，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他”；作为稳定、统一与合法性的唯一源泉，“他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无人拥有罢黜或审判他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国王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他不能判处死刑，也不能审判民事案件”；他下达的命令，必须听取通常由贵族精英组成的议事机构的建议；臣民拥有谴责他及其属下滥用职权的权利。
迈斯特进一步揭示了君主政体的宽仁公正：“这些神圣的法律是更加真实的宪法，因为它们写在人民心中，具体存在于君主与臣民的家长式关系中……负责把臣民的上书和冤情传达给君主的人，可以组成各种机构或议事会”用以表达合理诉求；相反，贵族共和制与民主制，却因人们意见的分歧、盲目、混乱而常常出现灾难性的统治状况：“人们抱怨君主的专制；他们本应抱怨人类的专制才对。”
迈斯特援引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夸诞言论：“公意总是正确的……人民从来不会腐败，但他们经常被误导，惟在此时，他们表现出想做一些坏事”，以苏格拉底被雅典民意法庭无辜宣判有罪而受死的著名案例，予以抨击道：“喝吧，苏格拉底，喝下毒鸩吧，你只能用这样的区分聊以自慰了：优秀的雅典人民，只是表面上想做坏事而已。”
古希腊民主制的失败、雅典城邦荒谬的“民意”，把苏格拉底送上了断头台，迫使柏拉图等人流亡；历史惊人地相似，法国革命，再次更大规模地，把大批无辜者送上了断头台！与迈斯特一致，历史哲学大师托马斯·卡莱尔也曾在《过往与现在》、《论英雄与英雄崇拜》等名著中，一再批评雅典城邦民主、法国大革命使“民主幻想灰飞烟灭，全人类的一线光明，在中国古典民主制度中！”可谓启示深刻而久远。
迈斯特总结了古今宪政的实质：
准确地讲，所有政体都是君主政体，区别仅在于君主是终身制还是任期制，是世袭制还是选举制，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也可以说，所有政体都是贵族政体，只是统治的人数有多有少而已；在民主制中，贵族人数达到了最大限度；在君主制中，每个政府中不可避免地由位于金字塔顶端的一人担任首脑，它毋庸置疑构成了人类最自然的政体。在所有君主政体中，最严厉、最专制、最难以忍受的，就是“人民”这一国王……他们的专制独裁，总是比国王更严厉、更反复无常，并随臣民数量的增多而增强。
迈斯特的锐利目光，洞穿了人类古今宪政制度的一贯本质：总是少数精英，统治多数大众，这一权力集中的趋势通常不可逆转，意大利现代政治学家加埃塔诺·莫斯卡在《政治科学要义》（英译《统治阶级》）中有力印证了迈斯特的这一创见。因此，要紧的宪政思考与设计，不要浪费在君主制、集权制、民主制的表面区别上，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保持任何一个政体的稳定、统一、均衡、合理、开明、有效。
毫无疑问，中国古典宪政秩序下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是最符合迈斯特、卡莱尔、莫斯卡乃至汤因比等近现代一系列伟大宪政学家、历史哲学大师的所谓的“宪政”标准：
对每个民族而言最好的政体，就是在这个民族占有的领土之内，能够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为尽可能多的人，创造出尽可能多的幸福与实力的政体。……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止我们如此提问：“哪一个民族在适合于它的政体的影响下，相对而言在最长的时间内人口最多？力量最强大？生活最幸福？”
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在适合自身的开明政体的合理治理下，以最少的耕地与资源，养育、支撑了全球最多的人口和最灿烂的文明，绵延了全球文明独一无二的文明体系，长达5000年以上的中华文明，其大一统古典宪政制度，无疑是全球最佳政体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不断扩大、复兴的终极奥秘。
迈斯特以哲人的博大而深广的智慧，眺望一个全球大一统的文明图景，他的每一论断，就如同在面对着当今世界与中国，向积极谋求重建全球文明秩序、复兴各民族统一的伟大文明事业的人们，发出了黄金一般的肺腑之言：
要牢记，在每个民族的法律和古老习俗中，都有达到能够企及的幸福所需的一切。把这些古老的法律作为重建的基础，你就能展示自己走向完美的全部潜能……除了那些已被遗忘的神圣格言，不存在任何济世良方。……我们称为“民族”的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获得了一定的性格、能力和自己特殊的使命。一些人注定悄无声息地滑过人生之路，沿途引不起任何注意；另一些人为自己的进步欢呼，得到的奖赏几乎总是名声而不是幸福。个人的天赋有着无限的多样性，表现着神性的恢弘壮丽……它们都始终不渝地向着统一体迈进。……没有任何民族将自己的性格归因于它的政体，就像不归因于语言一样，相反，它将政体归因于自己的性格，它实际上总是因政制建制而得到加强与完善。
每当我打开《十三经注疏》、《史记》、《资治通鉴》或诸子百家的伟大记述，我立刻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心灵印象——中国无数代古人，以生命、青春、热血，缔造出一个伟大、灿烂、悠久的“大一统完整世界”，这一世界，犹如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所论述的“希腊神庙”一样，令“天地人神”在其中舞蹈，我不知这个“完整世界”是如何缔造成的，更不知道接续而起的“现代世界”为什么如此支离破碎、难以持久。
如今，确切无疑，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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