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用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被称为科举。科举制度肇始于隋，完善于唐，繁盛于宋，在明清时代陷入僵化，1905年废除。童生经县试、府试、院试成为秀才，生员参加乡试成为举人，举人参加会试变贡士，贡士参加殿试成为进士，进士及第变可为官。

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完美的，科举制也存在各种弊端，但这与之前的官员选拔看门第、重出身相比，是很大的进步，孙中山说中国应该有第五大发明，那就是科举制度。现在欧美国家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方式源头都可以追溯到中国的科举制度。读书人一旦考中进士，身份地位命运就会发生陡然变化，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与之相伴的必然是“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车马多簇簇”，如此巨大的权势和财富诱惑，就让许多读书人在科考的时候打起了作弊的算盘，而且花样迭出，与作弊手段相对应的，朝廷的防作弊措施也在不断地增进、制度在不断完善，尽管如此，也有很多人铤而走险，历史上科考大案频发。科举考试作弊手段概括的来讲，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贿买、夹带和枪替。这三种手段有时甚至交互使用，为了功名不择手段。

贿买的手段主要是针对主考官。唐朝时候主考官的身份是公开的，活动自由也不受限制，所以很多考生在未进考场之前就把作弊的工作进行了。当然进行贿买作弊的大多是权贵之家子弟。贵族官僚子弟基本垄断了科举，“每岁策名，无不先定”，“榜出，率皆权豪子弟”，没有后台靠山的寒门子弟，即使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都很难考取进士。实际上皇帝增加殿试这个环节除了拉拢人心，让读书人拥有天子门生的荣耀之外，最大的作用还是想对取得功名的读书人进行复试，以检验有无真才实学、有无作弊行为。

针对贿买的作弊手段，朝廷的举措有以下几个方面：糊名（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密封线）、誊录（即由专人将试卷重新用统一字体抄写，以防止阅卷人员通过字体辨识）、锁院（临时任命主考官员并隔绝其与外界的通讯）、回避（即有亲朋好友参加本届科考的官员要回避）。

防范手段如此严密，也有人见缝插针，比如糊名了可以在卷面上做标记；誊录了字体上看不出了，可以在行文中统一暗号；锁院实行了，可以提前预测主考官，广泛撒网；官员回避可以互相请托。举例说明针对糊名、誊录的措施出现的作弊手段：北宋真宗时，朝廷刚刚制定了弥封、誊录等一套防范舞弊的措施后，打通关节的事情就发生了。被曝光的是翰林学士杨亿，省试开考前，同乡中打算应科试的一些人来拜访他，希望能接受一些“考前辅导”。杨亿一听，顿时大怒，一边说“丕休哉”，一边往屋里走。“丕休哉”三个字出自《尚书》，是一句骂人的话。有的人听出来话外之音，凡答卷中用了“丕休哉”一语的，都录取了。

光绪十九年八月浙江乡试，周福清得知副考官是他的同年进士，就想为儿子走个后门。那时主考官走水路到绍兴来，周福清暗派家里一个长工去船上送信，信内写明请关照他的儿子和其他5个本家子弟，写明了试卷的“暗号”，另写明劳务费“银一万两”。没想到，这个长工很不会办事，他将信送到副考官手中时，还嚷嚷着让大老爷给他写个收到钱的回执。这下事情败露，信内被提及的考生统统被取消考试资格。周福清被判了“斩监候”，周家人年年行贿，才保住了周福清的命，最终他坐了八年大牢，但周家从此衰败。这位周福清就是鲁迅的祖父。

夹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打小抄。《泾林续记》中记载：“场中传递怀挟，弊端无穷，其术甚巧。或存笔管中，或置砚底，更有半空水注，夹底草鞋之类。又用药煮于青布衣裤上，毫无形迹，将璧泥糁上，旋即拂净，则文字立见，名曰文场备用。”

针对此举，考生进入考场之前，要进行搜检。唐代即有专门兵丁负责搜身，“解发、袒衣，索及耳鼻。”这当然有失读书人体面。到了宋代就统一的让读书人沐浴更衣，着统一服装入场。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对考生用的毛笔、砚台都有尺寸大小的规定，对于举报私自夹带入场者有赏，对于作弊考生的惩罚除了取消考试资格外，还会让其带枷示众。

枪替就是找人代考。历史上有很多著名枪手，比如说唐代大诗人“花间词派”首要诗人温庭筠就曾经在主考官面前帮助八个人作弊成功。《江西省历代文武科鼎甲考表》写道：“有专以双方作介绍为业者，则曰枪架。”针对枪替的作弊手法，唐代的考生在考试之前必须向考官提供详细的体貌特征。在清代如果查出有枪替行为，则找人者与代考者都要被一同问罪。古代科举考试也有准考证，被称为“识认官印结”，清代则称为“院试卷结票”。清代的准考证有一点要比现在的准考证更具约束力，因为准考证上要写明曾祖、祖父、父亲及老师的姓名，还要有两位保人签字画押，一旦查出替考，那么就会祸及全家，殃及师友。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枪手代请，为学政大弊……枪手，枷号三月，发烟瘴地方充军……代笔之人……发烟瘴地方充军……照知情不首例，杖一百。”到乾隆年间，枪替作弊被上升到死刑的程度。

顺治十四年，顺治皇帝接到奏报说江南乡试主考、副考“弊窦多端，物议沸腾”。中举的人中有许多是通过贿赂考官取得的，所以主考官坐船回乡时，遭到两岸读书人追船大骂，甚至向船上扔砖头瓦片。顺治皇帝知道后，怒不可遏，第二年春天亲自在紫禁城内重考当年录取的举人，春寒料峭，举子们在寒风中答卷，旁边有军校持刀护卫，如临大敌。

考试结束后，只有一人被准许参加当年殿试，其余有的被革去举人功名、有的被被罚停会试、有的允许参加下次重考。其中被控告贿赂者8人，被抄家杖责40，举家发配宁古塔。主考官、副考官人头落地，其余考官18人，被处以绞刑，留个全尸。

制度再严密，刑法再严酷，可止不住有些人，为功名利禄，铤而走险。执行制度的终究还是人。诚信是立身之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公民的基本要求。现在重大考试作弊行为已被列入违反刑法行为，古代讲究“崇礼至法”，现代的人也自当明白严刑峻法面前守好诚信的底限才是成功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