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观最近一段的时政要闻与政府举措，颇与老子之言吻合：从严治党治政，一大批贪官纷纷落马，百姓拍手称快；党员问责制的推出、领导干部过问司法审判的记录在案制度等，都使人对建立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产生莫大期许，可谓“以正治国”；自亚投行设立、一带一路战略的次第展开、钓鱼岛与南海危机的处理，中国外交的鲜明品格与凛凛风骨日益呈现，被观察家们誉为“习式中国太极拳”频频出招，使全球各国耳目一新，长期以来由美欧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加速重整与重构之中，可谓“以奇用兵，以无为取天下”，即出奇制胜之法。
即将闭幕的20国集团杭州峰会就是这一重整与重构的重要标志：一系列全球治理的“中国思路”、“中国方案”的强力推出、有关全球公平、包容、联动、协调、可持续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新理念”的提出、中国在多边和双边领域取得的金融、投资、贸易和环保等诸多层面的进展，在在向深陷经济-社会危机与“冷战思维“误导下的全世界，传递一个强烈而光明的政治讯号：中国式的文明治理，才是全球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一如杭州这个有效维持了千年繁荣的东方名城所体现的中华5000年以上持续繁荣昌盛的文明史所昭示的历史法则——和合包容的大一统王道，而不是西方近代启蒙独断思维妄造的古-今、东-西、野蛮-文明、落后-先进的“单一法则”，才是全人类的福音；一如公元前2357年尧帝即位之初所宣示的大一统文明治理法则：“克明峻德……协和万邦”，人类在最近200年受尽西方主导的殖民-帝国-霸权主义的摧残，如今，中国的崛起和兴盛，彻底扭转了全球历史进程，使之人道化、合理化与兼容并包化，近代早期的利玛窦、蒙田、伏尔泰、莱布尼茨，直至二战后的雅斯贝尔斯、汤因比、沟口雄三等贤哲，都在预言：一个“有别于西方近代思维的、以中国人的大一统思维为方法”的、多元丰富世界的出现，才是更加富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世界图景”（参见拙著《大一统文明》论述）。
依稀记得多年前在饱览美丽西湖的湖光山色、逸兴湍飞之际，车过山脚，蓦然见一只金牛雕塑，浮出水面，但见古老城门上赫然书“涌金门”字样，四周金波荡漾、熏风沉醉、一派繁荣景象，余告随行者：“东南沿海及腹地，一向为古典中国之金库、粮仓，倘内乱外患不起，中国将永葆此太平，一如金牛浮水，优哉游哉，富丽无边也！”随行者啧啧称是。
1，中国人独特的大一统王道思维的历史渊源
考古发现证实，中国人远在距今10000年的新石器农业革命的萌芽起步时代，就在全球范围内率先胜出，建立起伟大农耕文明，维系着全球最大的人口-社会-文明规模和灿烂悠久的文明制度，是全球文明治理与人文事业的最大缔造者。
迟至马可·波罗来华的元代，元大都（今北京）和杭州城的繁华壮丽，就让刚从战火纷飞、疫病流行、民生凋敝的欧洲来华的马可·波罗脱口而出：“置身中国，犹如天堂！”利玛窦、伏尔泰、莱布尼茨等欧洲贤哲，都在仔细而深入地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中国人的文明治理，是全球一流的！”莱布尼茨主张把“智慧的金苹果”授予中国人。
这些绵延数千年、赋予古典中国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的文明制度，在清末的人口超量膨胀、治理不善与腐败、外来侵略、盘剥与摧残下，日益瓦解；人们在内忧外困的煎迫和焦急之下，甚至发出“中国不亡，天理难容”的偏激病态言辞，全面否定中国数千年文明传统、主张“去中国化”的、“全盘西化”的历史-文化虚无主义一度占据学术思想、政治运动与大众舆论的主流，将中国在工商科技领域的暂时落后，以偏概全地夸大为“中国事事不如人”（胡适）、“必须死心塌地全盘西化”（吴虞）等错误主张，有人甚至主张“废除汉字”（鲁迅、周作人等），全面抛弃中国文化。
中国历史的伟大进步，已经将这些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主张扫入垃圾堆，尤其是中国1980年代起步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功，一举奠定当代中国全球经济规模第二的重要地位，中国历史上汉唐宋明等王朝曾经取得的经济-社会-文化盛景正在日益重现，历史无声却有力地驳斥了“全盘西化”派的“事事不如人”等胡说，证明了一个不可辩驳的历史真理：中国固有文明传统是适应中国伟大农耕制度与经济-社会规模的伟大传统，在全球工业文明主导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仍具有不可磨灭的文明印记和历久弥新的伟大文明智慧；当代中国是古典中国的合理发展与伟大继承，任何照搬西方文明经验的历史-文化虚无主义主张，都是误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错误主张，必须随时加以警惕和纠正。
2，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来源于伟大文明传统
中国伟大文明传统，以隐性或显性的方式，融入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全盘西化”的主流模式中，一旦政权获得独立、稳定与繁荣，那万年绵延的“中国特性”就日益彰显出来。
习近平治国战略，就是这一伟大文明传统的集中体现，在2016年纪念“七一”重要讲话中，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之言，可谓深入人心，他在“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鲜明提出“文化自信”，更是扣动了本文作者的心弦。
曾几何时，不顾中国历史文化与基本国情，不问民族复兴的现实条件与未来趋势，一味死心塌地鼓吹“照搬西方”、去中国化、全盘西化的历史-文化虚无主义，长期占领中国学术研究、学校教育、公共舆论、出版传媒等众多领域，什么“三皇五帝不可信”、“大禹治水是神话”、“从古文尚书到诸子记述，大多伪造”等等“全盘西化”误导下的“疑古学派”以学术权威、名流意见的名义，统治中国知识界长达百余年，迄今遗毒甚深。
早在2014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014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团审议时，习近平讲到，“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2014年12月20日，习近平和澳门大学学生座谈时谈到，“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更加深入透彻地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
汉语”文化"一词，是"人文化成"的缩写，较早出自孔子《易传》所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阴阳刚柔，交错而为“文”，即宇宙生命的秩序，此乃天道之文；天文由人的智慧加以阐明、梳理而益发焕发文采，谓之文明；文，天地之经纬，明者，日月之光辉，天地之文，由人予以条理化、秩序化，措置于人类生活的核心，谓之“以止”，谓之“人文”；人文与天文协调一致，谓之“文化”，即条理之、秩序之，从而提升、转化了天文之中的不合理细节，汇入更加合理有序的文明事业中，谓之“化成”——宇宙天地之大化，因人而成，谓之“文化”。
试想，倘若中国人的祖先，没有创造出古典天文历法学的伟大体系——尤其是“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时序时宪制度——进而缔造出绿色环保的伟大农耕制度体系，以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经济-社会规模，如何能长治久安、繁荣昌盛达数千年？再譬如，倘若中国儒家思想，没有被确立为中华文明的道德精神核心，仁爱和平、礼义廉耻的人道准则没有牢固树立，长期的社会动荡与秩序紊乱，又如何支撑中国大一统文明的稳定繁荣？
习近平在《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联第五届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新华网北京9月24日电）里，异常深刻地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主席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很深的渊源。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本文作者的研究表明，习主席引用的中国古语“协和万邦”，出自儒家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典籍之一《尚书·尧典》，是中华文明最高政治文明智慧的巅峰表达之一，长期遭受胡适、顾颉刚等去中国化的、长期抱持历史文化虚无主义态度的“疑古派”的无端怀疑与否定；“国虽大，好战必亡”，典出《逸周书》，周武王率领天下八百诸侯、讨伐殷纣时所言，亦遭“疑古派”无理否定；民国七贤之一、史学巨匠钱穆先生与弟子特合著《黄帝》用以概括黄帝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成就；此番习近平用以警示穷兵黩武者，甚妙。
此外，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王岐山，亦曾屡次在中央纪委全会以及其他多个不同场合谈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和当代借鉴意义：2014年10月25日，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上指出，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把握文化根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守和弘扬优秀传统，发挥礼序家规、乡规民约的教化作用，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文化营养。王岐山在2015年3月两会期间参加山西代表团审议时讲到，看待腐败问题要有历史、哲学和文化的思考。2015年11月，王岐山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谈到，中国的历史文化决定了：13亿中国人民，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必须全面从严治党。
3，继续发扬“中国特色”是中华文明繁荣昌盛的根本
本文作者意识到，文化形态及其背后的文明整体，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历史、现实和未来，一脉相承，不可人为割裂、更不可与历史传统相脱节。
所谓“中国特色”，说到底，就是中华文明内外治理的独特经验，作为当代中国文明治理的制度底色、智慧源泉。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传承了举世罕见的10000年绵延持续的辉煌灿烂文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道德责任，捍卫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积极探索属于自己的道路。
文明生态的多样性、文化形态的差异性，构成了今日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多元性、丰富性、博大性，民国初年胡适、陈独秀所谓“去中国化”的种种主张，错误地妄想把全世界的文明百态、文化差异，硬性扭曲为单一欧美文化，只能是可笑、有害的痴人说梦而已。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传统告诉我们，中国的未来绝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必然坚持“中国特色”。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历史责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摸摸自己的胸脯，现实面前，所谓的“国史国情”是不是都还在考试过后置之脑后？中华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家国情怀“，道德核心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及修齐治平、崇德重礼等等，是否还能如数家珍，并身体力行呢？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管理精英，“民惟邦本”、“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清慎勤”，这些传统文化的宝贵而深厚的道德积淀，是否时刻萦绕在心，在履职用权时充分体现出来了呢？当我们真正深入了解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在历史与现实中寻到了文化的血肉根脉，唤醒了伟大的民族记忆，汲取了无尽的智慧和力量，也就坚定自信地走民族自强、民族自立、民族复兴之路。
中华大一统文明的历史与现实，必将在“中国文化自信”的新视野与新战略的框架下，融贯会通西方经验，为增进“全球大一统下的公平合理”而尽其“向明而治”的引导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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