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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孔学源流之一百零二篇——浩然正气,充塞天地,挺拔君子:中国哲学特质之二
毛峰
2016年09月12日

孔子仙逝,有子思等传其学,子思门人再传孟子。

孟子名轲,鲁国邹人。学成,游于齐、梁间,不能用,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时商鞅、吴起、孙子等富国强兵之策盛行,各国忙于吞并厮杀,孟子客齐,曾谏阻齐趁燕乱“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之不义行为,不听。后事败,齐王甚惭,然终不能用孟子之言。孟子遂退而与学生阐扬孔子之道,有《孟子》七篇传世,被尊为“亚圣”。

孔子伟大的天命哲学,在儒家思想传人、“亚圣”孟子那里,继续获得发展、提升和深化。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也就是说,天是万事万物的成就者,而命则是无限的天意流行所达到的神秘效果。

在天命神秘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性命观”:“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提出了尽心、修身、养性而知天、事天、立命的方法,即以道德修养作为知识、行为、智慧、完成生命的基本途径。这种性命观既保留了天命观的神秘性:“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同时又突出了个人心灵包纳万有的潜能:“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个人德性的充分发展,不仅可以使人“知天”,而且可以“同天”,即与宇宙同一,似乎万物皆由“我”出,为“我”而设。

孟子的道德修养学说对后世影响巨大。他的养心寡欲、明善诚身、以天下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成为一代代中国士人的道德操守和最高价值理想。

孟子对历史有一种中国诗意神秘主义的坚定看法,认为天命向善,历史运动亦然:“每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并且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认为人之“浩然正气”充塞于天地之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人的道德本性天然具足,“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即生命真理不假外求,就在人的心灵之内。孟子标举人类生存的伟大境界,认为人能够“上下与天地同其流”,达到与宇宙同其不朽(神)的光辉境界:“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把“神”置于“善、信、美、大、圣”的宇宙境界和人格境界的最高极至,人不仅可以“为尧舜”,还可以成“神”,顶天立地、普化万物、神妙庄严、臻乎完美。

比起孟子壮丽浩然的宇宙人生哲学来,孟子最突出的思想贡献,是他光照人寰的儒家宪政主义、民本主义思想。

《孟子》开篇即以“仁义”对梁王功利之问,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可谓严申孔子“义利”之辩、“王霸”之别。孟子认为,王道之始,在于爱民护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可谓继孔子之后,又一位捍卫中国古典宪政的基础——“敬天保民的绿色生态政治”的提倡者、中国伟大的生态思想家。保护自然、爱护人民、教化社会,以生命美德仁爱众生、教养民众,则“仁者无敌于天下”!

孟子以伟大的民本主义之古典宪政的捍卫者而永垂人类思想史与文明史。他怒斥当时统治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他针对当时各国血腥厮杀的惨状,鲜明提出“不嗜杀人者能统一天下”的政治主张。

他提出了伟大的古典宪政的经济基础——“制民恒产”的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与工商产业政策:“民无恒产,则无恒心。……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民有产业,受教化,则必从善如流。

孟子的完整统一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作为“古典宪政”的伟大观念与制度体系,不仅是儒家大一统王道思想的辉煌继承与发展,也是中国长治久安万古不易之治理良策。

可惜当时中央政府—周王室腐朽无权,诸侯各自称霸,彼此兼并,非待乱世平定,中央权威树立,孟子之言才有实施机会。孟子深知“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因此以传儒家仁义之道为己任,即使主张不用于时,但必将传之后世,永为天下根本。

孟子自称“吾四十不动心”,此即孔子“四十不惑”之年,可谓成熟于道。孟子赞许“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大智大勇与孤往精神,以至大至刚之浩然正气养己凌云之志,勇于担当、独行其道,出类拔萃,比于圣贤:“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孟子以一世名儒,擅长贴切发挥。他形容“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孟子观察社会,可谓细致入微:“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仁义本寓于人之天性,但因形气之私,往往自爱之念超过爱人之心,君子时时省察,过则改之,良知得正,议论行事,无不得当;小人有过,非毫无察觉,但听之任之,且文过饰非,则必然败亡,陷于不可救药。

故孟子以道德教化为急务:“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道德教化不是商业活动的对立物,而是其秩序和准绳。孟子反对许行一派“空想社会主义”式绝对平等、废除商业之说,指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孟子之言,可谓洞烛幽微:以“平等”相标榜之“计划经济”与国家垄断,只会造成特权横行、经济停滞、“相率而伪”的社会局面,国家因此陷入混乱。

孟子以“大丈夫”境界为中国人树立起一个不可动摇的道德标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尝阅民国时代一册回忆录,知某国民党政府高级工程师,在抗战期间负责抢运战时物资,不料一架专机接来的,竟是权贵名流孔祥熙、宋蔼龄的几只宠物!该工程师一怒之下投奔延安。

余掩卷而叹: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这才是中国历尽现代磨难而终于不亡、独立并富强的真正决定力量!这才是以道德取舍为核心的伟大国魂!其他迷信物质力量和宗教力量之文明,焉能与之比肩!

仁义者,国之规矩;富强者,国之方圆。无规矩,焉得有方圆?无仁义教化,国之富强焉可长久?

孟子深入刻画了一个社会崩溃前的状态:“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社会上层若不以道义自守,则社会下层民众必然违法乱纪,国亡无日矣。故“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国家政令法律,端赖道德秩序为之运行之准绳、动力,德治法治不可偏废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不以仁义修身、齐家,如何治国、平天下?

常听时论分析“某某大贪官,放弃了世界观改造,因此犯罪”,殊不知,西方功利主义世界观已深入时下人心,种种制度安排也全以功利为第一原则,仁义不修、道德不讲,官不贪而何为?商不奸而何利?民不蠢蠢作乱又何以为生?

某歌星高唱“活他个痛痛快快,爱他个死去活来”,为她捧场的,大多是用公款订票分送亲友的国企经理以及各路权贵,庸俗文化与腐败政治来源于同样的世界观:一个实用主义的、不计后果的、不可持续的世界观,一个污损、毁坏、耗尽一切的邪恶世界观!

曾有时谚“权力不用,过期作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酒闹工会”,如此贪官污吏、奸商刁民,什麽样的政制法律能有效规范之?什麽样的国家不被拖垮?

孟子重申孔子“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之名言,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民之归仁,犹水之就下……”民心归仁,端赖道德教化:“巨室之所慕,一国之所慕;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儒家德教使人类生命沛然浩大,自拔于短暂庸俗,自升于博大崇高之境界。如此天理昭彰、仁义流行,万物得以抒发本性,共同繁荣。否则亡国败家,后患无穷:“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观之现代,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相继糜烂中国,日本鬼子乘虚而入;国人奋起救国,则中国因之独立。故“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不讲仁义,则必丧国辱身,明矣。

仁义是天地之本性:“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比之所谓“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之说,高下不可以道里计:时代潮流者,人见人殊,若不加以道德评价,则顺之者不过从众而已,正孔子所谓“乡愿”、孟子所谓“同流合污”者。

今人受启蒙独断主义的庸俗“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以为新必胜于旧,遂鲁莽灭裂,尽弃传统,妄为造作,民众受其迷惑,遂颠倒错乱,不知如何收拾。

孟子赞“文王视民如伤”,可谓深具政治智慧:一方面,民众如人身体肌肤上的“伤口”,必须勤加爱护,不可使之“溃疡”;另一方面,众民决非“理性的最高裁判”,相反,它常常是国家稳定与繁荣的一个极敏感的“伤口”,稍有不慎,则极有可能失控,危及整个国家、民族的性命。《尚书》“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与《孟子》一脉相承,《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亦此之谓也。

故孟子“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凿也,以小见坏大见,以浅见坏深见者,今日全球大学、科研机构、传媒议论等,极其盛产这种“穿凿附会、贻误大计却自以为聪明的”的“小智”。《浦江清日记》载:陈寅恪尝言,近代中国之乱,一源于北洋军小站练兵;一源于官费留学生回国。前者乃政治乱源;后者乃文化乱源:此等“小智之人”,只会生搬硬套西洋办法,去中国化而误导民族,贻患无穷。

留学生中的“全盘西化”论者,为患中国文化之一,在于宣判中国古代政治为“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宣判古代文化为“封建君主专制的工具”,因此“打倒孔家店”、“撕毁线装书”、“废除汉字”等必然成为旗帜、口号。一世青年、大众、政商各界,不加细究即盲目依从,中华民族伟大的智慧和丰富的遗产因此被毁坏一空。

中国古典宪政创自黄帝尧舜,三代沿袭,却被新文化运动等全盘西化派错误定性为“封建专制”,是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之乱源。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寇仇何服之有?”君臣上下相互制约,自三代至宋明,何“专制”之有?秦政暴虐,儒生首当其冲是迫害的对象,何“工具”之有?

历代仁人志士,口中心中念诵孔孟教诲、为国家民族英勇献身,支撑他们的,是何种精神力量?焉能“打倒”?若将此打倒,国家民族还剩下什麽?以“新文学”著名、后充当日寇走卒的无耻文人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宣称“在中国,人的文学本来就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都是不够格的。”先秦诸子、汉魏文章、楚辞汉赋、唐宋诗词、明清小说,全被一笔抹杀为不是“人的文学”!宜乎此人堕落为汉奸,公然检阅日伪学生军!而此时全民族正在浴血奋战!

人之堕落,在于不能养其天心。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人见其翟翟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牛山在齐国之东南。观孟子之言,可知战国时代各国由于人口膨胀和经济发展,已经造成森林植被的大规模破坏和生态危机。昔日林丰草美的牛山,已经变成翟翟童山了。本着天人一贯之中国世界观,孟子由生态问题引申为道德问题:人之良心,一如山之草木,若不加养护,日日任其沦丧,则人生何美可求?孟子因此导出生态道德与生命美德之共同规律:物得其养则长,物失其养则消;德受其教则长,德失其教则消。德教也,中国世界观之核心也。

孟子以仁、义、忠、信为“天爵”,爵者贵也,人能秀出万物之上,贵而为万物之灵,端在人能秉天地一体之仁,行正义忠厚之事,且乐善不倦也。故孟子又曰:“仁者,人也”,仁义乃人生之本份,不仁不义乃禽兽也。孟子称“公卿大夫”等世俗权位为“人爵”,人爵依人而贵,贵贱由人不由己,非“良贵”也。君子修天爵,则人爵从之;小人依偎权势,势必天人两失,盖逆天行事也。孟子因谓:“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以自己的良心为贵,则天爵润身、人爵泽世,人生庄严无比;以金钱权力为贵,则天爵泯灭、人爵终丧,人生鄙陋不堪。仁义烂熟于心,良知沛然流行,则人立天壤间,可大观、壮观、美观矣。

针对战国时代有“人性恶”之说,孟子曰:“仁之胜不仁,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仁义要战胜邪恶,必须具备与邪恶相当的力量。在很多历史时期,仁义力量尚不足以与邪恶相抗衡,于是有些人就认为根本没有仁义,人性本身就是邪恶的,世间的一切仅仅是力量的抗衡,而不是善恶的较量,因此反对一切道德评价。

对此,孟子以博学善喻而评曰:一杯水不足以胜一车薪之火,能证明水不能救火吗?因善良暂时处劣势,便断言一切善根本都不存在,甘愿与恶同流合污,这是助纣为虐,邪恶会更加嚣张。只有人人坚守仁义,邪恶才会逐步消亡。此儒家“求仁在己”之说,发端于孔子“吾欲仁,斯仁至矣”之思想,大有功于树立正义、扶持世道人心。

俗谚“一时胜负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必遇如下疑问:道义胜于千秋之后,又有何用?由此可知圣愚之别:道义与邪恶之较量,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焉可决胜负于“千秋之后”?俗愚此说,必堕入基督教之千禧王国、末日审判之妄想,尼采批之为“消极等待之奴隶道德”,宜也。

吾儒家以天下家国之兴衰,系乎一身之修养,人人以天下为己任,“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责己严而待人宽,则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家国井然。否则,人人奉行“他不仁,我也不义”,则社会焉有宁日,文明必然崩溃!

《孟子》以《尽心》章结束,将中国世界观之至正、至大、至美,发挥得淋漓尽致。孟子以心、性之涵养为“知天”、“事天”、“立命”之根本,人能尽善良之心,知天地万物之本性,则“存其心,养其性”,可以奉天而行,与自然处于美妙的和谐中。如此,生命之长短已无须忧虑,人生已无任何疑患,可以安身立命了。朱熹解“立命”为“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之”,可谓正解。

命也者,天之赋予人生万物之一切,人以道德保全此“命”,则人生穷尽天命,立于不败之地;人以生命美德,保全万物之“命”,不以人为造作伤害它们,则万物葱茏茂盛,美不胜收。

孟子形容此等境界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备者,待也。万物之生命意义皆要待于其“自我”仁心之发现,人能收回舍本逐末之外骛,求其“放心”,返其身而体验此一仁心,诚实而不自欺地对待自己的良知,则人生之乐,渊如深海、清似甘泉,汪洋乎宇宙之外也!

人生当以推己及人之恕道勉之强之,求仁在己不在人,在内不在外,人心善德就在一己之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如此贴近人之心灵,可谓“近”矣。若人不自察,则自毙于真理之泉边,无所汲引,无所挺立,人生如行尸走肉、一滩烂泥矣。更有无耻之小人,玩弄权势,以害苍生,观乎当代,比比皆是,特“无耻之尤”也。

孟子寄望于豪杰之士振刷道德以救天下:“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挺立于天地之间,慷慨有澄清天下之志,此真“士”也。

孟子为中国读书人高悬一伟大道德理想,千载以下,闻者无不鼓舞奋发,砰然心动:“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正是在这些耳熟能详的道德教诲影响下,中国读书人与合理的政治权力相结合,把中华古典文明建设得稳固繁荣,绵延数千年而不绝;正是在这些耳熟能详的道德教诲影响下,中国古典社会的大众“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现代社会频频发生的青少年弑父灭祖、小学生因争夺玩具竟将一同学活埋坑杀等等“社会新闻”,在绵绵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真“闻所未闻之奇闻”!

孟子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指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仁言者,劝善之说教也;仁声,仁爱之实际作为而赢得之声誉也。前者入人浅,后者入人深。政治制度措施得当,民众畏法而守法,则民财国财两丰;而良好的道德人文教化,则使民众彼此和睦,输诚于国家、社会。后者远高于前者,因为无论多麽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早晚有僵化的一天,到那时,民由畏法一变而为坏法,则国家、社会必陷入混乱。

相反,若民受教化之泽,年深日久,良风已成,一旦国家有难,则民群起而赴之,则国家、社会得以保全、转危为安。观之现代,倭寇入侵,中国人之道德激情愤然勃发,汇而为淹没倭奴之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中国得以不亡,反而一举清除晚清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国之一切特权,此爱国主义之伟大传统,若无祖先数千年道德教化之膏泽,早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干涸于猛烈的欧风美雨或“全盘西化”论的泥潭了。晋室、宋室之南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之后撤西南与挺进敌后,最终以北方统一南方,一一重演秦、隋、宋统一中国之故事,中国人得以在如此广大之地域与民力中,与敌周旋,全赖祖宗所赐之宏基伟业,后人不感恩戴德,反数典忘祖,其不肖有如此耶?

中国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有人戏称普遍的社会情绪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往往把目光集中到制度设计的完善和政策措施的贯彻力度上,往往忽略了一切制度的运行、政策的实施,全靠人类社会的核心环节——人,尤其是人的主观精神状态和道德水准,这才是制度设计的合理化、有效运行、政策措施的切实贯彻、社会问题有效解决的关键之所在。

放松公共道德这一关键环节,再合理的制度设计与政策措施也无济于事。当代自由主义论者,认为合理的制度设计,比如“宪政民主”或“市场规则”或“个人自由”,可以规范不正者按规矩办事,而实际情况是:不正者往往钻各种制度、法律、措施的空子,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腐败横生,社会混乱。

米瑟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反对一切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措施,可现代经济活动哪一项能离开国家干预呢?哈耶克、弗里德曼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促进了人类自由,可每天在工业齿轮上辗转反侧的大众,未必同意他们的观点,尽管他们对集权式社会主义的批判是正确的。

事实上,一种制度设计要成功,需要很长时间的试验,而照搬西方已有的经验未必适合中国国情,在此试验和磨合期内,一种道德伦理秩序的贯彻不是比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更有益于社会吗?自由主义者以为自己普世救赎的原则和制度设计,可以精细无比,无空可钻,而这一理论的前提却是人类知识与理性的有限性,这一自相矛盾贯穿启蒙主义的两派——激进独断派与温和理性派的制度设计中,这种矛盾由于这两派在道德伦理问题上通常采取的经验主义、怀疑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更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如果筷子上一旦没有肉了,这些人放下筷子,还会仅仅是骂娘吗?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智者,恒存乎有 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疾者,忧患也。1964年初冬,马一浮受邀做客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设宴款待,马一浮书赠毛泽东条幅曰:“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即典出《孟子·尽心》,盖深谏其当以人民生活为重,勿以阶级斗争扰民也,深中当时经济、政治之要害,在当时“一言堂”的政治气氛中,可谓尽显儒家大智大勇之本色。

仅仅一年多以后,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爆发,国家遭受十年浩劫,一代儒宗马一浮、83岁老翁,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赶出居住了26年的蒋庄,转年被迫害致死。同受迫害而于1968年陨落的儒学大师,是与马一浮、梁漱溟并称现代新儒学三圣之一的熊十力。真是玉树摧折,慧命焚毁,可伤可痛也哉!

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谨守孟子之言,中国经济何至于到“文革”后期已达崩溃边缘;谨守孟子之言,则知“政事”之中心内容在“财用”,早在2100年前,孟子就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

在《尽心》中,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光辉宪政思想,并且指出:“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周者,完备也。财货丰足,则歉收之年无忧;民德优美,则邪恶之世不乱。前者为政之急,后者为教之深。

处今日中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民主政治初上轨道之历史时期,远于经济、政治舞台之“孤臣”,不受当代君主——大众意识形态拥戴的“孽子”们,独忧其经济发展之不可持续、社会道德之崩溃瓦解,知丰饶之年后,必有凶乏之年,因为土壤、生态有限而人欲无限也;知小康之世若一味奢靡背谬,则极有可能重新陷入混乱邪世,因为道德教化“积千年犹不足、毁一旦而有余”也。

孟子从农业社会的经验中,预言了米瑟斯等“奥地利经济学派”提出的适用于工商社会的“经济周期”理论:任何经济增长都不可能是无代价的——农业增长的代价是土壤肥力的减退和农业歉收;工商增长的代价是投资信贷规模过大必然引起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经济萧条,轮番上演的繁荣-萧条的经济悲喜剧,掩盖了一个更大的悲剧:工商增长必然带来的人口、能源和环境的空前紧张,人们奉经济学为工商时代的第一学问,何以竟然忘记了经济学的第一原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增长都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现代工业文明与科技发展,已经打破了自然生态保持自我平衡、进行自我修复的模式,人类付出的是无可挽回的、危及自身生存的代价!

然而,现代人宁愿舍本求末、自欺欺人,宁愿满足自己以牺牲子孙和万物的未来,昧于良心的败德者,把自己、他人、子孙和万物推入不可救药的“邪世”。

处邪恶之世,有玩弄权术的无耻小人,也有“阉然媚于世”、“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的巧诈贼德之人,也有公然为邪说暴行辩护的所谓“御用知识分子”,更有茅塞其心、“出入无时、莫知其乡”的浑浑噩噩之人……

于此蒙昧众“人”之中,能卓然而立、不同流俗者,可谓儒家之“君子”:“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其道德文学,足以垂世化俗,为一世之老师;其精神境界,足以永留天壤,为一世之风范。上配天德,下护苍生,与宇宙之大生命同运并行,此“君子儒”之伟岸境界,非小小补塞社会或学问隙漏之“小人儒”可比、可知也。

中国世界观之最伟大处,在于把宇宙之真善美赋予人生,使人鼓舞奋进,以生命道德呼应、配合、发挥天地自然之崇高庄严、之神奇美丽:“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之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第一句“可欲之谓善”,赵歧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解“可欲”;朱熹《四书集注》曰:“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恶者必可恶。其为人也,可欲而不可恶,则可谓善人矣。”《孟子·告子》载鲁国欲以乐正子为政,孟子喜而不寐,赞其为“好善”。

然此段话是孟子回答齐人“浩生不害”由对“乐正子”的评价引申出的一般性命题“何谓善,何谓信?”,孟子的回答也应当从一般性命题来理解,故“善”、“信”可依朱子解为同级别的赞词,也可别解为不同层次、级别、强度之词义。义者,宜也。在不伤害原文基本意义的情况下,可以出“新义”发明古人意思,孟子所谓“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之意也。《说文》解“善”为“吉”,即“好”,引申为“义、美”;解“欲”为“贪欲”,从“欠部”,当为引申义,原义当指“饮食男女”等自然欲望。

孟子当本中国世界观一贯之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首先肯定一切引起人之自然欲望的事物,都是“好的”(善),此一语,断然排除了一切宗教世界观对人的自然欲望的贬损压抑,而代之以旗帜鲜明的对一切生命之自然欲望的充分肯定。

然而,孟子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用下面一系列生命境界,将人的自然欲望提升到极其博大高远的境地,这种提升和升华,正是中国世界观的特质之所在:虽然人的自然欲望是值得肯定,但“可欲之物”常在外而不内,常在人而不在己,如饮食男女之类,永远处于“亏欠不足”的状态,人欲一旦满足,便转换花样,因此是忽生忽灭的,而不是信然可守的。信然可守的,只有不待外求的、人自己内心深处的道德良知,它得之于己,不假外骛,是比自然欲望更加(!)真实可信的生命意义之源泉,它条理世界,使“万物皆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此,第二句“有诸己之谓信”使人生上了一个大的台阶,由被“可欲”左右、受自然欲望驱使的、旋生旋灭、飘忽不定、泯然众矣之庸俗人生,提升到以内心道德良知为本源、树立自我也树立世界的高超境界中。

“充实之谓美”乃中国世界观之机轴,即由信然不虚之道德生命,向充实万物生命意义的美盛境界继续提升,充者,长也,高也;实,富也(《说文》);生命因道德而崇高,内心因丰富而优美,万物得自然之滋养而生长壮大,葱茏繁茂;人生得天理之流行而生生不息,深湛优美,此中国人内在充实之美、自然和谐之美、道德庄严之美,无物欲之侵扰,而有诗意之清新,此中国世界观由大本大源之自然生命、道德生命向枝叶婆娑、万象葱茏之诗意生命升华也,所谓“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也。

“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者,博大也,伟大也。美在其中,含弘广大,纯矣粹矣,发而为道德光辉,普照人寰,光被万物,博而容之纳之,厚而存之养之,天下归仁,世界大同。凡中华子孙,无论散居何地,必归根家乡热土,怀荣耀家邦之志,千年万载,不可动摇,此祖宗德教之深广博大也。

“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将一切人生充实之、光辉之、博大之,使之受礼乐教化,得人文精髓,泯然物我之别,通乎万物一体之生命,浩然与宇宙同流,人生澄然向道,众生渊然同情,万物涓滴不失,源源不尽,阴阳不测,此圣人之德业,不朽之神明也。人由可欲之一般,挺秀而为不测之神明,生命之伟大完美境界,不可穷尽,此善、信、美、大、圣、神之“六大人生阶梯”,由平凡而至神圣,由朴素而吐纳光华,由深远莫测而为生生之美!

中国伟大瑰丽的古典世界观之光复,必为未来世界长治久安之根基,无穷天命之所归趋,后儒复起,不易吾言也!

《春》(毛峰诗选)

草叶瞬间出现。

大地以清香加冕,云朵翩翩

只要轻轻一声呼唤

你便鱼贯而出,罗列胸前

众花飘飘而下

轻拂人面

(选自《毛峰诗集》,1993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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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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