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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孔学源流之一百零三——述圣子思,致广大而尽自由之美:中国哲学特质之三
毛峰
2016年09月13日

儒家哲学-人文思想是中华文明大厦的精神基石,是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统秩序的伟大建构基石,是中华古典宪政体系的伟大实践指引。孔子学说,以其对晚周之前中国绵延数千年文明传统的继承、整理、诠释、更新,对人类长治久安的宪政-道德秩序、普世文明的恒久价值与进步意义的一再坚守、弘扬,广受天下君主、诸侯、贵卿、士绅、百姓的礼敬、推崇。

历经周秦汉唐宋明等历代变迁,孔子学说颠扑不破的真理性、人道性,获得古今历史正反经验的一再验证,从而成为垂范千古、促进全人类进步的伟大智慧的代表。

一,孔门传承:儒家哲学之深入中国人心

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播事业中,之所以能超出晚周其他诸子,巍然而为中国第一学派,关键要素有三:

一曰儒家学说之真理性、人道性、不朽性。

二曰孔子创立的“世家之学”(家学)传承-传播体系。

三曰独立于官学之“私家之学”(私家)传承-传播体系。

司马迁在中国正史第一部《史记》率先确立了孔子“第一世家”的不朽地位。太史公在记述中国历代帝王本纪、年表、礼乐八书等国体,在叙述吴、齐、鲁、燕等诸侯国的贵族血统“世家”之后,奇峰突起,将平民身份的孔子列入贵族世袭的“世家”系统,称“孔子世家”,一举打破夏商周两千余年天子、诸侯、贵卿主导中国社会的惯例,将“匹夫而为百世师”的孔子及其后人,列为《孔子世家》,与此同时,把平民抗暴造反的英雄人物陈胜,列为《陈涉世家》,紧随《孔子世家》之后。

司马迁一举突破了三代“小康礼教传统”、“王官之学”只记录官方历史活动、学术活动的先例,巍然使中华文明正统,恢复到炎黄尧舜创立的“天下大同、以德居位”的“大同正统”、“大同之学”的古典宪政秩序上。

司马迁秉承孔子、董仲舒、孔安国的伟大历史哲学,警告一切高高在上的当权者:在中华宪政-道德秩序下,一切合法性的来源,是人民的意志、百姓的道德评价,而非血统、出身、权势等非道德、非人文因素。孔子主张仁政爱民,颠沛流离以传大道;陈胜不堪暴政、毅然揭竿而起;两人虽为平民,却足以震铄千古、照亮历史,永为人类楷模、华夏英雄也!

“孔子世家”之学,乃孔子及其后世子孙千百年间传递思想、学术之“家学”传播过程的记录,列载于《孔丛子》(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书》,传世本为《四库全书》3卷本和《四部丛刊》(7卷本)等古典名著。

晚周天子卑弱、诸侯各自为政,“王官之学”式微,天下百姓苦于列国纷争,而诸侯贵卿子弟、平民俊彦子弟,更有“学绝道丧”之苦。孔子毅然兴起,创立“私家之学”,传授四方来学之莘莘学子,儒门彬彬可观,传承一丝不乱,儒生在孔子率领下,积极参与各国政治革新活动,儒家思想也一再适应不断变化的中国时局,所谓“温故知新”,所谓“圣之时者”,孔子三千门生中,颜回、子路、子贡、子夏、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七十二贤人”,在孔子儒家的基础上,不断自立、自强,渐渐自成一派,极大丰富、完善、发展了孔子学说,对晚周秦汉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声势上达天子、诸侯,下至平民百姓,汉代以下,全国无不仰慕推尊、憬然向化,确立了儒家第一学派的不朽地位。

近来,国学伴随国运腾飞而重光,对郭店楚简等出土文献的研究一再获得深化,极大刷新了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基本认识,与传世文献、马王堆汉墓文献等,彼此印证,一道构成中华文明传播史的伟大脉络,从中可窥孔子家学的伟大传承:

1, 从孔子-子思-子思门人再传弟子孟子等“道统”学派,体会儒家对“中华古典宪政秩序”的大一统人文主义之坚守;

2, 从孔子-子夏-子夏门人所建立的围绕“六经”学术的“学统”系列,是华夏学术思想之正宗;

3, 从孔子-子夏-子夏门人李克、吴起、段干木、田子方-尸子-商鞅-荀子-李斯、韩非等追求急功近利的、短期奏效的政治大一统事功之“政统”学派(由李克、吴起体现的儒法合流,渐渐演进到儒法并立、奋力而论辩、争鸣),发现儒家“正名”思想向法家“明法”思想的转变、传递,可领悟儒家现实主义之堂奥。

儒家宪政-道统之学,主张天子、贵卿、百官、士绅、百姓均受制于善良天意(天地之仁)的约束,而善良天意的最集中体现,则是人民的意志、百姓的安乐。《尚书》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就是中华古典宪政体系与观念的最高哲理概括。

这一古典文明意义上的、具有浓厚道德意味的、以“敬天爱民”(天意与民意,实为一体)为宗旨的古典宪政制度与精神秩序,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以上的传播奥秘,缔造了全社会的长治久安、繁荣昌盛,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和全球文明的宝贵遗产。

儒家宪政思想的传播路径之一,即孔子家学。

孔子世家之学,记载于《孔丛子》、《孔子家语》、《说苑》、《韩诗外传》、《十三经注疏》、《群书治要》等传世名著中。譬如《孔丛子》20篇,记述了孔子、孙子思、七世孙孔穿、八世孙孔谦、九世孙孔鮒(孔甲)的思想传承与政治、学术活动,是一部记述晚周孔子世家、儒家学派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环境之间鲜活互动的伟大而珍贵的历史见证与文献纪录。

孔子在世及逝世后,孔门一族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思想活力,人才辈出,从名显于世的大德名儒,一直到封侯拜相的达官贵人,代不乏人。孔门历代子孙,学行端正,巍然名世,传承、弘扬孔门世家之学,长达六百余载。司马迁《史记》赞“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确非虚誉。

其中,圣孙子思,亲承圣人教诲,持身正义、涵养正学,傲然维系儒家道统、学统,居儒家学术传播之重要地位。因子思父亲孔鲤早死,圣孙子思亲承祖父孔子教化,襄助孔子完成儒家六经撰述,尤其是巍然名世之《春秋》、《易传》等,孔子学说至此,堪称博大深粹、登峰造极,子思与有力焉。

二,述圣子思:圣孙苗裔的博大精美之学

《中庸》之为学也,深沉博大,道极高明,故子思被尊为“述圣”,仅次于亚圣孟子,擅长发挥圣人之言也。《中庸》开篇,大气磅礴,将中国世界观之核心命题一气道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之所命乃万物之本性;遵循万物之本性而行,则万物各得其所、安身立命、从容而行,此即“道”;修持此道,品节此性,为法于天下,如礼、乐、刑、政之类,皆为教化众生之手段,故称“教”。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开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气势差可比拟,气象全然不同:宗教世界观将“道”实体化又神秘化,仿佛太初万物未成,先有一个“道”在那里,而使“道”如此的,则是飘忽“道”之上、又与“道”合一的神灵。这种宗教世界观很容易一变而为科学世界观:此“道”一变而为“自然规律”或“社会历史规律”,它凌驾于万物之上,独为人的理性所掌握,人靠“铁的规律”宰制着万物,也靠掌握“规律”而与“道”合一,最后人变成了飘忽万物与道之上的“神灵”,随科学的奇迹而显灵,随科学巫术的失灵而散入虚空!

中国世界观以为,道非万物之上的神灵或规律,而是万物“须臾不可离”之必由之路。道不可见、不可言,始终处于“隐”、“微”状态,人应当时刻保持敬畏谨慎之心。道既不被神灵所掌握,也不被人所掌握,它是万物存在的终极神秘。因此,人祷告神灵或破解规律都于事无补,只能“戒慎恐惧”、“慎其独”也。朱熹解“独”为“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似犹未点明也。《说文》解“独”曰:“羊为群,犬为独”,故“独”者,一也,道也,万物之神秘本原也。君子慎独,即慎其道也,于幽微潜隐处,识道之不测运行也。

子思释“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者,衷也,心也,《说文》解“中”为“内”也,指人心中和平宁静的状态,喜怒哀乐未发,中心清净也。庸者,常也,“达道”也,喜怒哀乐之情,发而命中万物之节序,则和也美也,中心和平,天地宁静,万物繁育,皆“中庸”之道也。

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庶几近之。中庸也者,不过分,也无不足,要恰到好处,正中靶心,与时推移,严守万物之秩序也。中心和平,人欲清净,则天地澄清,万物繁茂,中庸之道,诚绿色和平之道、生态自由之道也。希腊人认为“什麽都不过分”,后现代主义标榜“怎麽都行”,宜乎现代文明之不可持续也:一切都乖张失致,人欲失常,万物颠倒矣。《中庸》引孔子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无忌惮也。”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聪明伶俐者巧诈自用、欺世盗名;愚鲁顽劣者则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宜乎今日之难以求治也。

乱世必反中庸,而为好勇斗狠、追名逐利之谋。子思引孔子言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不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子思以“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为“五达道”,以“智、仁、勇”为“三达德”,认为“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如此修身行仁,知道廉耻,方可治人、治国也。子思学出曾子,此段与《大学》修、齐、致、平之旨,相互发明也。子思总结治天下国家之“九经”——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也,可谓囊括中国古典政治之宏纲。

《中庸》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天地生养万物,赋予万物纯厚之本性,此性又称“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真实无妄、诚实不欺者,天也;妄想狂乱、自欺欺人者,人也。故以天之诚,使人由伪返诚,此人道之大也,中国人文教化之根本也。教化之先,应“择善而固执之”,配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之工夫,由诚而明,由明而诚,称于天心,赞于天道。故子思哲学又被成为“诚”(真实无妄)的世界观。

自此,《中庸》由开篇之“天、命、性、道、教”之顺序,从宇宙观逐级降而为人文观,此刻则由人文观,逐级上升而为博大之宇宙观:“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天道至诚,所以使万物穷尽其本性而安身立命;万物至诚尽性,则万物之子——人得以尽人性之所能,赞助天地伟大化育之功,人与天地并立为三、同之于不朽也。

诚者,真实也;至诚者,至真至实也,“洋洋乎”不可穷尽,则“神”矣:“至诚如神”。中国世界观认定:人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真实圆满的世界,一个至诚神妙的世界,只要人法天道、去伪存真,世界就向人呈现她美丽的身姿;只有当人欲蔽天、诈伪横行之时,世界才隐去:“天地闭,贤人隐”,天人互动,环环相连,如此宇宙观和人文观密不可分的世界观,不可能产生近代西方机械主义的自然观、社会观,更不会形成近代西方徇人欲而丧天真的实用主义世界观。

三,冠绝古今的哲学散文,广大瑰丽的中国诗篇

《中庸》一篇,堪称冠绝古今的哲学散文,中国诗意神秘主义世界观的瑰丽篇章。

余观孔府立碑“子思著中庸处”,每每心潮澎湃:以著述为命者,何如子思之幸运并天才卓越:亲承圣贤庭训,又进而发奋立说,将孔子思想发挥为光照千秋的伟大哲学诗!

子思是中国生命主义、诗意神秘主义的伟大哲学宗师。

《中庸》曰:“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宇宙生命,至真至诚,绵绵不息,源源发乎其内,故渊深莫测;赫赫征验于外,故天地悠悠,无远弗届。大地博厚,载物无穷;苍天高明,照拂群生;时空悠久,成就万物。地德博厚以广育生命,天德高明以光大生命,生命从大地获得滋养,然后在苍天雨露阳光下自由伸展、无限葱茏,这是一个多麽生机盎然的世界!天地相配,宇宙和谐,时空交汇,大化群生,天不尽其高,地不尽其大,生命不尽其美,宇宙不尽其悠久,这是一个多麽光辉美丽的世界!

中国世界观是道德人文主义的、光明灿烂的世界观:“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悖……”

孔子之道,以仁爱发育万物、鼓舞众生,其发明天命、捍卫道义,则峻如苍天,不容一丝邪恶逃脱也。儒家之学,发扬生命美德,凝成庄严人道,尊德教而向正学,邪说不能兴;致天地之广大,尽宇宙之精微,生民得自弃鄙小,则暴行无以起;极高明之智慧,行中庸之大道,贪婪物欲为人不齿,宗教巫术永为旁门,人生和美而有深根,万物畅茂而有宁极,瑰丽伟岸无比!

如此,传统常温而常新,礼乐化民而敦厚,社会上层威而令行,知爱民畏民而无骄横奢靡之心;社会下层深明廉耻,知大义所在而抱休戚与共之情;如此近悦远来,天下归心,世界大同矣!

中国世界观是和平大一统主义的、诗意神秘主义的世界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中国人认为,只要万物各自谨守生命之道德,则万物得各自畅遂其生命。因此在中国,决不会出现西方近代那种受狭隘局促的阴暗病态心理所驱使的生态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认为生命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抢夺生存空间而自相残杀、最终适者(强者)生存下来的观点,正是这种阴暗病态的世界观,使一度兴盛的西方文明衰落下来,并给其他文明带来毁灭、痛苦和扭曲。

中国世界观的基础,是坚守自然天道远远高出人类理性能力之上的诗意神秘主义信仰,因此中国人对一切世界观、一切文明采取和平主义的态度,任其存在发展下去,得道者必生,失道者必亡,天命如此,不假人工:“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纯一不杂,为物不二,生生不测,故名为“神”。纯一不二,道体一元,如此如此,神妙莫测,人工无从下手,只能顺从天命,此纯任自然的伟大智慧,真是生态保护之第一法宝!

中国世界观是个体的生命自由与社会性相协调的世界观:“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天诚人诚,万物以成。仁者爱人,同时成己,因普天汪洋之仁爱,遍润众生,一己不能独成,必相爱而双双成就;智者知人,知人生与万物本来不二,故和睦家庭、协调社会、敦爱友邦,则万事成就。如此个体性与社会性完满结合而融为一体,小人安于本分,进德进学,可入君子之境。

君子挺拔人群,个性鲜明,而为社会表率:“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近之远,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铁钺。……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君子之境界可以一代名臣林则徐的诗句形容之:“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真千古叹美之境界也!

儒家世界观,作为中国神秘主义的核心,强调天、命、人、性、道、教、体、用等对立两极的高度统一与和谐,用《中庸》(45)的话来说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决定万物的本性,遵循本性就是遵循道,修道就是人文教化。

道的核心是极高的智慧分寸——中庸,孔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之道藏于“隐”、“微”处,寻常人难以实行,只有君子能予以实行。“君子之道费而隐。”“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朱熹注:“费,用之广也。隐,体之微也。”“君子之道,近自夫妇居室之间,远而至于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可谓费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则隐而莫之见也。盖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圣人不知不能。举全体而言,圣人固有所不能尽也。”这样,世界的本体由于“隐”、“微”、“莫之能见”,所以是彻底神秘的;但其功用,广大无垠,概莫能外。

作为隐微玄妙的宇宙本体的表现,鬼神受祭实际上就是生命受崇拜:“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中国神秘主义始终贯彻纯正的东方神秘主义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它极言“神”(生命)的“形而上”特质,无一物可以代表宇宙的终极本体——生命(神)本身,生命就是宇宙之道,生命就是宇宙之美,生命就是神,但中国世界观所说的“生命”,决非个体生命,而是流行于天地间的宇宙大生命,这样说“神”既免去了宗教的迷执,又防止了“小人无忌惮”,使人心时刻有所敬仰、有所超越。

中国世界观将宇宙万物的生命、心灵与人的生命、心灵一体贯通,拈出一“诚”字予以概括:“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叁矣。”

诚,就是万物发自本心的真诚。人如果能葆此天真、至诚,就能尽万物之性,与天地并列为叁,参赞化育,通乎神明。诗人以大气磅礴而又体察入微的诗笔,描绘出一幅宇宙间真诚无欺、相互赞助、各尽其心、其情、其性、其生命的美好图景。

中国诗意神秘主义思想认为,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治世的根本在于“人心”,因为“心”是统御“物”的,所以必须在人心中树立“至诚之道”,人心有诚,就能未卜先知、料事如神、掌握国家和自己的命运:“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中国诗意神秘主义从宇宙生命的至诚无息、天地万物的博厚、高明、悠久,观照出天地之道纯一不杂、生生不测,“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也就是说:宇宙生命的源泉,是一种自我奉献的、莫知其然的、神秘的至诚,由于它纯一不可分,根本无法对它加以解析、预测,因而是神妙难测的:“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在这幅诗意的宇宙图景中,天高覆物,地厚载物,万物有足够的空间伸展,有足够的时间成就,天地悠悠,广大无疆,生命永不止息。这是一首天地之诗,生命的美妙赞歌。

中国世界观认为,人的至德能感天动地,使“至道”成形:“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样,中国人文理想的最高境界,被简洁生动地标举出来:“致广大而尽精微”是让人追求广大高远的理想,体尽万物精微之妙;“极高明而道中庸”是让人洞察高明的宇宙真理,行合乎万物本性之道。从天地“小德”来看,万物生命如川流,奔腾不息,并行不悖;从宇宙“大德”来看,万物源深本厚,化育无穷。这是一曲庄严流丽的宇宙乐章,生命的伟大、神圣、完美,如绵延无尽的音符,流入不可知的永恒。

贯穿于《易传》、《中庸》等儒家经典生气流动的语言中的,是中国古人泛神论的生命主义信仰。吕思勉在《理学纲要》篇二《理学之原》中精辟地阐发道:“万物之迭成迭毁,自浅者视之,则以为成者自无而出有,毁者自有而之无而已。稍深思之,则知宇宙间物,只有所谓变化,更无所谓有无。……既知宇宙间只有变化,更无有无,则不得不以万物之原质为一。万物之原质,古人名之曰气。……世界质力之变化,非人之所能知也。即其变而名之,则曰动而已矣。于是世界之真原因,乃成为一种动力。……神者,动力之谓也。……宇宙一切现象,既莫非气之所成;而其所由然,又皆一气之自为鼓荡,而非有物焉以为之主,则其说,已成今所谓泛神论。泛神论者,世界之本体即神。于其浩无边际,而见其伟大焉。于其更无起讫,而见其不息焉。于其变化无方,而仍有不易之则,而见其不测与有秩序焉。泛神论之所谓神,较之一神论、多神论之所谓神,固觉其确实而可信;亦正因其确实可信,而弥觉其大也。故中国古籍,于神之一字,皆极其叹美。《易大传》曰:神无方而易无体。又曰:阴阳不测之谓神。言弥沦乎宇宙之间者,惟有一神,更不能偏指一物以当之也。”(48)吕先生这段分析,精辟地点出了中国智慧为什么以“神”为宇宙生命的最高象征和最高境界:因为宇宙生命无限广大,世间任何一物不足以当之,故命名为“神”。神也者,无限广大之宇宙生命也!

这种泛神论的神秘主义,比一神或多神教的宗教神秘主义,有许多优点:1,日常经验上更为可信:宇宙时空之广大无边,在直观上为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奠定了不可倾摇的心理基础。相形之下,这种神秘主义比说宇宙由一个人格神来主宰的宗教神秘主义更容易为经验所接受;2,审美经验上更为诗意:宇宙之浩大、神秘、微妙、庄严,生命之神圣、瑰丽、辉煌、无穷,通过这种生命主义和诗性主义的信仰,渗透于人心,使人充分感觉到生活的伟大意义,奋发而为顶天立地之人、穷神知化之业。与宗教依赖相比,泛神论的神秘主义更具有创造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特色;3,在本体经验上,中国古籍极尽叹美的“神”,比西方宗教中确凿无疑、担当不堪道德重负的人格神“上帝”,更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他不落形迹,因而也一无牵累,他不沾恩怨是非,因此也不会因一事一物的成毁而减损其魅力,他仅仅让人欣赏他、赞美他却不受人间得失的种种责备,他让人自去承当、自我依靠,他从人间得失的汪洋大海上悠然升起,以美的力量使那沸腾的恩怨归于平静,他是点化人间生活的仙子、超然物外的即超越了短暂局促和种种束缚的、真正广大而自由的生命——“神”!

中国神秘主义透彻地体认世界本体之神秘:

以其广大无垠谓之“天”,以其阴阳不测谓之“神”,以其周流不息谓之“气”,以其变化更新谓之“易”,以其盛德迁化谓之“圣”,以其真实无妄谓之“诚”,以其神妙万物谓之“美”。

这种世界观,不是西方宗教那样强制性的道德禁律,而是诗意性的感召力,它以自身为榜样,吸引人抛弃自私,与万物相和谐,达到天人合一之境:宇宙生气流动,人亦当自强不息;宇宙至诚无欺,人也应诚敬不欺;宇宙大化流衍,无一息之停,人也应不执一己之私,与天地同流。

《礼运》曰:“物大积焉而不蕴,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这是万物的和谐、宇宙之大美、生命自由欢畅之诗。《易纬.乾凿度》形容曰:“光明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澹泊不失。”在此世界中,万物井然有序、森森罗列、光明灿烂。其奥妙精髓藏匿不出,人也无须为此烦扰,只要存养天德、澹泊明志,一切就都不会失落。比较一下以利害得失为核心的西方世界观的狭窄局促、惶惑浅薄,中国诗意世界观真如一曲仙乐,一阕圣诗,一阵灵雨,浇灌人类干涸的心灵,使之重绽皎洁的鲜花。

四,广大精微自由之道:《中庸》的诗意神秘主义精神

中国诗意神秘主义在儒家经典《中庸》中获得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儒家广大自由的生命哲学,作为中国智慧的主干,在这部经典中获得了系统的世界观陈述。《中庸》开篇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将世界观的根本问题以简洁的方式揭示出来:万物的本性得乎天命自然,顺从此一本性就是世界的道,人文教化的宗旨就是不断修复这个常被侵越的“道”。

《中庸》将此自然-人文之道高度神秘化以强调之:“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此“道”无形无体、难睹难闻、隐秘深微,又须臾难离。此道乃“中和之道”、“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的提出,凝结着中国历史的深刻经验和中国智慧的深刻洞见。中国文化的圣人孔子所谓“过犹不及”的思想可谓“中庸之道”的恰当说明:人应当遵守万物神秘地自我调节的适中尺度,不可侵越。这是中国生命主义世界观,在论述人文世界之道时必然采取的立场:万物生命自我调节,不可人为地偏执,而破坏“物各自然”的和谐生命。“中庸之道”在本体问题上,既反对消极顺从天命的宗教主义、自然主义,也反对完全抗拒天命的人为主义、世俗主义,而主张以德配天、天人合一的诗意神秘主义、诗意人文主义。

《中庸》以“诚”为宇宙本体之德,一反其他民族宗教世界观视世界为虚妄、视人生为骗局的虚无主义,将天地无私、“至诚无息”的美好盛德赋予世界,成就一个博厚、高明、悠久的自然宇宙,而人以天为榜样,以“诚之”无私的精神造就自己,鉴往知来,通于神明:“故至诚如神。”神是天地无私之圣德、人性至纯之天真。因此人文之道乃圣人德性之道:“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人文教化之道在于促使万物发育后,向天看齐,有所创造、有所成就。君子必须戒除侮慢神明圣贤的肆无忌惮的小人态度,“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奋力开拓人类生存境界,将人从卑小、粗俗、浅薄、乖张中振拔出来,进入广大、精微、高明、中庸的境界,以“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的精神,各自成就天、地、人的“三大”,使人充分体认“上天之载、无声无嗅”而又“威仪万方”、潜化万物的伟大神秘,体尽生命之性,参赞化育,与天地并立不朽,与日月同其光辉,行生生不息、德进不止的“洋洋”之道于中国、于世界、于人类、于一切生命。

中国神秘主义,作为一种生命精神和诗意精神,不仅为往古中国之基,也必将为未来世界之道:“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穷搜各国文化,益显中国精神之伟大。此精神必清洗历史积垢,重绽古歌《卿云歌》的神奇光华:“卿云烂兮,亿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听琴》(毛峰诗选)

白晰的火焰  蔓延于

四肢  你忧郁的嗓音

抚摸我的喉管和

脖颈  你单调地

落进  我深深的皮肤

把我心头

惨淡凝聚的星光

一一振碎

我将紧握拳中的月色

捏成一只粉白的

玉兔  让你的纤足践踏

每一朵细浪  每一丛和弦

(1993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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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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