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秘主义，是一种非宗教的诗意神秘主义。它否认在生命之外还有一个超验的客观存在（如上帝）。中国人认为，现象世界就是全部的世界，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没有一个超验的世界，宇宙的神秘性是由于宇宙的无限性造成的，是无限的生命世界的固有属性。
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生命世界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
事物的无限性在于：它是无限广大的宇宙的一部分，分享着有限时空内的人类无法确切了解和把握的神秘本质，事物的无限性就是事物的神秘性。这一点，与西方近代启蒙独断主义、科学沙文主义、机械唯物论将事物从它原本隶属的宇宙生命大系统中割裂出来，加以研究、利用、乃至盘剥的态度不同；另一方面，中国哲学认为，世界的无限性通过事物的有限性表现出来，这样，就与西方宗教神秘主义抛弃有限物而追求客观的无限存在的思维方式区分开来。
庄子的名言：“物物而不物于物”，既是对一种不被外物所累的生命方式的主张，又是从根本上代表了中国人的“观物态度”（世界观）：一方面，由于世界的无限性，中国人对事物所蕴涵的生命、对事物的神秘性极其崇敬，主张不破坏事物隶属于无限世界的完整性，不拘泥于物之有限性，不把物仅仅当成有用的工具，而是把它纳入无限的宇宙生命系统中来加以观照，尊重其生命和个性、敬畏其神秘、欣赏其神奇、玄妙和美。
中国哲学所谓“心物交感”、“游心于物”、“以物观物”、“物我合一”、“与物互化”、“物我两全”；另一方面，又重视事物的有限性，不把世界的无限性和神秘性作无限度的宗教解释，而是立足于事物的有限性中，尽量促成事物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与和谐，同时对事物的进程尽量避免主观武断、气指颐使，所谓“虚己应物”、“尽人事以待天命”。
近代世界是对事物无穷盘剥利用的世界。这种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实用主义虽然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同时也降低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水准：世界的无限性、事物的神秘性、宇宙的诗意性也被盘剥净尽，人的内心世界变得一片荒芜。因为随着世界的不可利用性（无限性、神秘性、不可探究性）被科学实用理性的“一切可利用性”（有限性、实用性、一切可穷尽性）所取代，人类的敬畏之心和诗意想象的能力被剥夺了。美由宇宙和生命之不可穷尽性的光辉证明一变而为这个一瞬就会耗竭的物体世界的凄凉饰物。随着自然、人性和诗意的日益枯竭，世界变成光秃一片。人们面对着空洞无聊的电视发呆，以为荧屏上那浅薄浮噪的一切就是世界。
此时此刻，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天命”，就是借助民族的精神记忆，回溯文化的历史源头，去寻回久经失落的诗性智慧、先民命名万物发而为诗时的那股虎虎生气。
中国神秘主义，作为东方神秘主义的典型，集中表现在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河图易经》中。神秘的图像（八卦）与神秘的符号（阴阳爻）编织了历史上第一幅最神秘的“世界图景”。
世界万物的动机与归宿，都在这个鲜活的神秘系统内获得了往往是随机性与偶然性极强的解释。《河图易经》的智慧在于它将世界的基本要素（阴阳）统合于一个直观的图像之内，从而为最广阔的联想与推测提供了可能。它的宿命感与自由度如此反差强烈，却又达到了同样的强度，其用意不外是将人事的变幻无常与天地自然的恒久不变予以整合，从而纳入人文视野之内。天事、神事、鬼事、人事，合成一幅生生不息的宇宙伟大的活力图。
易经神秘主义包括数术与哲学两部分。数术是人类原始思维的产物，代表着人类智慧的低级阶段，它既是古代科学思维的萌芽，又含有大量蒙昧时代和封建时代的迷信，需要后人的辨析与警惕。
而河图易经的伟大哲学则是人类哲学思维高度发达的产物，代表着人类智慧的巅峰阶段，包含着许多精深的生命智慧、博大的生命情怀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它所标举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宇宙整体的和谐关系，对现代文明中的人类仍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1，推演之法与占验之方：数术学的文化心理功能
数术，又称术数，是中国古人用数学化的巫术方法概括自然和社会规律、探测自然和社会发展过程的一套观念系统和操作程序。《汉书．律历志上》说：“数者，一十百千万也。”即数的概念原本是万事万物的自然数目的总称，但由于数字对万物的高度概括能力，使古人相信，万物运行的规律也可以用数的方式概括、表现出来，这就形成了“天数”的观念。而术的涵义，原为方法，在这里则特指进行占卜等活动的方术。数术学就是用种种数学化的方术推演、探测世间万物的天数（命运）。《汉书．艺文志》说：“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盖有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故因旧书以序数术为六种。……”
根据这一史料记载，从先秦到两汉，中国数术学一般包括六种：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刑法。其中天文、历谱、五行属于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范畴，占数术学的一半内容，是古代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重要源泉。而后三种数术，则属原始巫术的范畴，其中既包含迷信的成份，也包含有许多古代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成份。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在他的１２卷本巨著《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中，把人类理智的发展概括为：巫术－－宗教－－科学三个阶段，而且坚信，巫术与宗教对立，而与科学相容。
他认为，巫术与科学都认为世界存在着一个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在思维结构上是同构的、相容的。
弗雷泽精辟地指出：“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概念上，两者是相近的，二者都认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规律的和肯定的。并且由于这些演变是由不变的规律所决定的，所以它们是可以准确地预见到和推算出来的。一切不定的、偶然的和意外的因素均被排队在自然进和以外。对那些深知事物的起因、并能接触到这部庞大复杂的宇宙自然机器运转奥秘的发条的人来说，巫术与科学这二者似乎都为他开辟了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前景。于是，巫术同科学一样都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强有力地刺激着对于知识的追求，它们用对于未来的无限美好的憧憬，去引诱那疲倦了的探索者、困乏了的追求者，让他穿越对当今现实感到失望的荒野。巫术与科学将他带到极高极高的山峰之巅，在那里，越过他脚下的滚滚浓雾和层层乌云，可以看到天国之都的美景，它虽然遥远，但却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放射着超凡的灿烂光华！”
弗雷泽因此把巫术称为“科学的近亲”。对照数术学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关系，足以印证这一结论的正确性：由于古人相信数在概括事物发展规律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从上古时代就发展了用数的运算规律来象征万物运行规律的思想体系和“数的文化”──最古老的经典《易经》，就是一部以数来象征万物法则的哲学宝典。《易》之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不显示了客观事物的数量关系和空间位置关系，象征着万物运行在数量上的规定性。
随着数理思维的发展，中国古代科学获得了很大进步：中国是首先发现负数和正负数运算法则的国家。《尧典》云：“乃命羲和，钦若昙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又说：“璇玑玉衡，以齐民政。”说明数术学所包含的天文历法、气象知识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莱布尼兹受《易》启发，发现了重要的数学规律“二进位制”，为计算机的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据有的研究“河洛之学”这一数术学重要内容的学者考证，神秘的《河图》、《洛书》是伏羲时代的气候图和古罗盘，是中国四大发明前的两大科学发明。有的学者则认为，数术学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伟大学问，包含有天文学、历法学、气象学、地理学、中医学、养生学、音律学、数学、物理学、哲学等丰富内容，值得深入钻研利用。
无庸讳言，中国古代数术学也存在着政治化和庸俗化的根本弱点。《后汉书．方士列传》说：“极数知变而不诡俗，斯得于数术者也。”此说可谓一语中的！“诡俗”是古代数术学家的根本弱点：王莽篡位，大献符命；光武中兴，图谶天下。一时经生造作符谶、牵强附会、争宠于时，就连自诩“默然独守吾《太玄》”的杨雄，也因参与私造符命，事发而投阁自尽。京师嘲曰：“唯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将纯粹的学术研究依附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以便作为个人投机、荣迁的资本，这实际上是断送了这一学术的前途。
而“诡俗”的另一种表现，则是为了投合民间愚昧心理的需要，装神弄鬼、诓骗钱财，把数术学中的巫术成份加以扩张夸大，抛弃了数术学中的科学成份和哲学成份，使数术学成为“妖异之学”，为有识之士所不齿。这样，由于数术学的政治化和庸俗化，数术学走上了自限其疆界、自毁其声名的道路。
著名学者吕思勉在论述北宋哲学家邵雍（１０１１－１０７７）的数术思想时，对中国古代数术学做过精到恰切的评论：
“我国所谓数术者，为古代一种物质之学，......此等数术，其可信与否，渺不可知。即著此等书者，亦未必以为必可信，特以大化悠久，为经验所不及，不得不藉是以推测之耳。彼其信数可以推测宇宙者，以其深信‘数起于质’一语也。此等数术家，视宇宙之间，无非物质；而物质运动，各有定律，是为彼辈所谓‘数’。物质运动，既必循乎定律而不能违，则洞明物理者，固可以豫烛将来之变，此其所以深信发明真理，在乎‘观物’也。然今之所谓科学者，乃将宇宙现象，分为若干部而研究之。研究愈精，分析俞细。谓其能知一部现象之原因结果则可。谓其能明乎全宇宙之现象，因以推测其将来，微论有所不能，并亦无人敢作此妄想也。然昔之治学问者，所求知者，实为全宇宙之将来。夫欲知全宇宙之将来，非尽明乎全宇宙之现在不可。全宇宙之现在，固非人所能知。夫全宇宙之现在，数术家所谓‘质’也。全宇宙之将来，数术家所谓‘数’也。明乎质，固可以知数。今也无从知全宇宙之质，而欲据一部分之质，以逆测其余之质，以推得全宇宙之数焉，孰能保其必确？故彼辈虽据一种数以推测，彼辈亦未必自信也。此所以数术之家，各有其所据之数，而不相袭也。（无从推测之事，姑立一法以推测之而已。）
然则数术家之所谓数术，在彼亦并不自信，而世之迷信数术者，顾据昔人所造之数，谓真足以推测事变焉，则惑矣。邵子曰：‘天下之数出于理。违乎理，则入于术。世人以数而入术，则失于理。’此所谓术，谓私智穿凿，强谓为可以逆测将来之术。所谓理，则事物因果必至之符。惟入于术，故失于理。......数术家所用之数，固系姑以此为推，未必谓其果可用。假使其所用之数，果能推测宇宙之变化，遂能尽泄宇宙之秘奥乎？仍不能也。何也？所用之数，而真能推测宇宙之变化，亦不过尽知宇宙之质，而能尽知其未来之数耳。宇宙间何以有是质？质之数何以必如是？仍不可知也。故曰：‘天之象数，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则不可得而测。’（邵子）此犹物理学家言：某物之理如何？可得而知也。何以有是物？何以有是理？不可得而知也。又曰：‘道与一，神之强名也。以神为神者，至言也。’（邵子）此犹言宇宙之秘奥，终不可知；以不可知说宇宙，乃最的当之论也。”
吕思勉先生这段分析可谓“的当之论”：
首先，数术学是一种“物质之学”，它是古人科学兴趣乃至科学思维的曲折反映，其认识论的价值不容忽视；其次，数术学是依据一定的数理逻辑对世间万物发展变化过程的“推测”，其可信程度“渺不可知”，因此盲目崇信肯定是错误的；再次，数术学只有在“义理学”（哲学本体论）的光照下才能获得恰当深入而不是牵强附会的理解，邵子所谓“数出于理、违理则入术”之说，最能警醒市井愚夫们对算命先生的盲信；最后，数术学与其他人类学科一样，不能穷尽宇宙的终极真理，如果以为人凭巧智就能“推算”出宇宙的终极命运，人进而能够彻底控制宇宙，这就陷入了妄自尊大的危险泥潭。一切学术，如果忘记了自己仅仅是对广大宇宙的一种管中窥豹式的主观推测，就极有可能落入独断论和教条主义的陷阱，成为“不以神为神、而以己为神”的“妄言”。有妄言，必有妄信者；有妄信者，必有妄作妄行发生。“妄作则凶”，历史悲剧于是一再重演。一代学人吕思勉，以发人深省的结论收束此段的当平实之论，其哲理之深邃、义理之精妙，笔者虽处半个世纪之后，犹觉闻所未闻、衷心叹美！
尽管宇宙本质全不可知，人类固执的认识欲望和求稳心理却非要将不可知的宇宙强变成某种可知的东西才算放下心来，于是宗教、巫术、数术等就派上大用场，宗教用神来安慰人心，数术用数的推演和术的施行将不可把握、不可预测的世界变成可把握、可预测、可操纵的东西，从而安定了人心。即使是数术学中的占验方术，如占卜、杂占，尤其是形法中的风水、看相、驱邪魇胜、符咒等，迷信成份固然较大，但也承担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心理功能。
功能派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认为：蕴含于简单的巫术仪式并出现在一切巫术施行过程之中的是一种共同的巫力，这种巫力是巫术中最重要的东西，它是原始人试图与神秘之力（即神秘的宇宙生命力、宇宙本质和宇宙过程）分庭抗礼的力量源泉。原始人正是通过施术把巫力释放出去，惩恶扬善，改变逆境，寄托人心，以利生存。
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精辟明澈地分析了巫术的起源和性质：“无论有多少知识和科学能帮助人满足他的需要，它们总是有限度的。人事中有一片广大的领域，非科学所能用武之地。它不能消除疾病和朽腐，它不能抵抗死亡，它不能有效地增加人和环境间的和谐，它更不能确立人和人间的良好关系。这领域永久是在科学支配之外，它是属于宗教的范围。……不论已经昌明的或尚属原始的科学，它并不能完全支配机遇，消灭意外，及预测自然事变中偶然的遭遇。它亦不能使人类的工作都适合于实际的需要及得到可靠的成效。在这领域中欲发生一种具有实用目的的特殊仪式活动，在人类学中综称作‘巫术’。”“总之，我们可见巫术的举动是在某种条件下，产生特殊的力量，这条件使那举动整个成为超自然的性质，且使全部空气变为神话式的，同时使一切手段与目的相同化，而让无出路的情感得到戏剧性的发泄。”
他认为，巫术并非原始人的愚蠢，因为在现代文明社会和一般民间风俗中，巫术和迷信仍俯拾皆是。分析起来，“我们发现了：在个人方面，巫术可以增加自信，发展道德习惯，并且使人对于难题抱着积极应付的乐观信心与态度，于是即处危难关头，亦能保持或重作个性及人格的调整。在社会方面，它是一种组织的力量，供给着自然的领袖，把社会生活引入规律与秩序，它可以发展先知先觉的能力，并且，因为它常和权势相连在一起，便成为任何社区中－－特别是初民社区－－的一大保守的要素。所以，由发展社会风俗，巩固社区和文化的组织，而使变改与暴动不易发生和使各种活动更有效率的进行，巫术就尽了一种重要的文化功能。”可见，原始巫术虽为迷信，却在当时发挥着促进人格完整和社会有序化的重要作用。
就占卜而言，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中记载，殷人龟卜的内容分为九类：祭、告、享、出入、渔猎、征伐、求年、风雨、杂卜。由此可以发现，古人占卜的内容，都与人的实际生存息息相关。巫术仪式实际上是先民的集体心理仪式，以加强其共同对敌的勇气、生存斗争的意志、生活群体的凝聚力等。巫术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所有重要方面：农人乞求风调雨顺，舟子乞求风平浪静，新婚夫妇乞求多子多福……凡是有人力控制不了的领域存在，就会有巫术心理和占验心理的存在。关键在于合理地控制“巫力”能量，不使其走火入魔，更要引导其走上科学的道路，提升其进入以哲学、艺术为解脱之道的生命智慧和精神境界之中。
2，天人之数：中国诗意神秘主义的哲学世界观
中国古人将数理解为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定性，即事物都有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和规律，这种内在的规定性被称为“定数”、“天数”。而古代士人，凭借自己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审时度势的社会历史远见，趁天文、星象、历谱、气候等自然现象发生变化的机会，以占卜、看相等方术形式，对当时的统治者进行劝诫，以收到适当保护人民利益的政治目的和社会效果。如方士卢生以谶语“亡秦者胡也”警戒秦始皇，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人副天数的学说和天象的“灾异之变”劝诫汉帝等，都体现了古代数术学家爱民护民的苦心。
而“数术哲学”的核心精神和文化意义，是中国古人不满足于事物纷纷纶纶的“象”（外在表象），而是要超越事物的现象层次，上升到对事物内在规律的哲学关照“数”（理数、天数）上来，从而形成中国智慧所特有的、将矛盾对立的事物协调统一起来的完整和谐的世界观。《易经．系辞》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中国人相信，数的统一性是宇宙和谐、天人合一、社会有序、人伦亲善、物各自然的象征，只要人超象观道，就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促使事物向光明美好的方向上发展，从而辅天裁地，参赞化育，达成圣明之功。
古代著名科学家和数术学家张衡说：“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9)明人张介宾在《类经图翼》中说：“惟是数之为学，圆通万变，大则弥纶宇宙，小则纤悉秋毫。……而先王所以察《河》、《洛》之图书，重奇偶之名目，数天以度，数地以里，数鬼神以阴阳，数气候以律吕。轻重者数以权衡，方圆者数以规矩，长短者数之以度，浅深者数之以量。归除可以数消，因乘可以数长。然则仰而观，俯而察，上而苍天，下而黄泉，大含元气，细入无伦，亦有能逃于数之外者乎？”(10)可谓道尽数术学之堂奥：人应当敬守天人之数，协调万物以恰当的尺度，从而顺应生命，大合阴阳，从于造化之流，穷于天地之宜，构成一个生动而和谐的人文世界。
中国数术学相信，万物都有内在的生命和灵魂，只要你以诚敬之心去感动它，就能达到感天地、泣鬼神、先知先觉、禳灾降福的效果。这种原始巫术的基本信念被称为“万物有灵论”。著名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万物有灵论，是人类理性的最初骚动，是原始人从观察理解和逻辑推理上发生发展而来的、简单的认识论和自然哲学，是“石器时代的宗教”。因此原始宗教的观念和信仰实践，蕴含有理性的因素。古代神灵之说的传统观念，实乃是人类理性的觉醒，认识论的发生。在原始人的思维模式中，神灵世界和世俗世界，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的并行交错组成的图景，大大地拓展了原始人的视野，致使童年的人类有可能立足可见世界经过图腾崇拜和巫术仪式去进一步窥测不可见世界的奥秘。
考察数术学的历史，我们发现，数术学的思想，作为中国哲学智慧的源泉之一，总是汇入了当时社会的思想主潮中，充当着启迪时代智慧的重要文化角色。在上古，殷人以龟甲兽骨进行占卜，周人以蓍草进行筮占，形成了中国数术学的源头《易经》。同时并存的还有星占和谶占。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兴起，中国数术学也和中国哲学一样，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和他开创的儒家学派，系统地继承、提升、改造了《河图易经》，将一部原本具有占卜数术色彩的书，诠释、改造为一部光辉的哲学著作，并凭借《易经》的基本图式和象数原理，建立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伟大、完整、系统的宇宙观。
孔子《易传》大气磅礴，以雄浑有力的语言，将世间万物笼括于一个统一和谐的世界图式之内，代表着中国哲学尊崇宇宙神圣、强调生命和谐的伟大精神境界。
中国数术学与儒家学派思想相融合，创造出一个规模广阔、见解深刻、气势恢弘、文辞壮美的世界观图式，这个世界观范围天地、整合人伦，既志趣高远，又富于人间情味，它强调生命合理性和现世合理性，以宇宙本体的无限性（“天”、“神”）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人”）和谐统一为最高理想，既代表着古人高超的哲学智慧，又显示出万物存在的诗意境界。由于数术学思想的汇入，儒家学说在注重社会伦理内容之外，增添了形而上学的超越光辉，使自身更加充实完整，更加具有哲学思辩性和诗意性。从此，儒家学说的重要概念如天、命、性、仁、义、诚、神等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打成一片，形成了一个尊重生命、尊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命世界观和生态世界观体系。这是数术学的哲学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汉代是数术学自身大发展的时期，然而其哲学成就却不高，扬雄的《太玄》企图融数术与哲学为一体，被讥为“以艰深文浅陋”，在思想发展史上影响不大。六朝至隋唐，道家哲学和佛教哲学大为兴盛，数术学思想又汇入佛老玄谈中，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化。王弼《周易略例》说：“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这种“以老注易”的方法使《河图易经》彻底脱离了占卜术而成为一种哲学。而为了适应民间灵验心理的需要，新的数术品种又出现了：太一、遁甲、六壬、开元占经、灵棋经等，层出不穷，但更加荒诞不经。
宋明时代是儒家哲学复兴的时期，数术学思想又被理学化，周敦颐的《先天图》、程颐的易说、邵雍的《皇极经世》等，都将易学观念融入理学观念中，《易》离占卜更远。而签诗、推背图、金钱卦、牙牌神数、梅花数、测字秘牒等新的数术品种流布民间，与远古数术的那种原始信仰内涵相去更远了。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发现：数术学中的哲学、科学内涵往往在文化的开拓创造时期获得发展，而数术学中的巫术、迷信内容则在文化的颓变时期获得发展，以服务于当时人们解脱精神痛苦的需要。殷人重鬼神尚祭祀，但纣王不行仁道，终为周人所灭，故此人们总结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哲学思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2)也就是说，上天遵从人民的意愿，惩恶扬善。超自然的事物（天）获得了自然的解释和人间的品格。而随着周室衰微，战国混乱，原始占卜术获得了很大发展，适应了当时人们命运无定、渴望预知家国命运的心情；而经历秦之暴政、楚汉战争和西汉“罢辍百家”的文化禁锢政策之后，术数之学、谶纬之术大兴，社会更趋昏乱。
相反，在文化的开创时期，神秘主义中的哲学内容就会凸显出来，开启着人们的智慧和精神境界，数术成为“神秘哲学”。儒家将占卜书《易经》加以哲学化，写成传诵千古的哲学经典《易传》，根本改变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念、自然观念、鬼神观念和宗教观念。
《易传》将宇宙的本质视为“阴阳变化”的不息运动，将“神”解释为对宇宙运动莫测其深、难以言表的状态的一种“形容”，这样，神的宗教内容就让位于神的哲学内容，人类的哲学思维能力获得了很大提高。儒家思想与道家神秘主义思想，构成中国特有的“天人合一”神秘主义传统，“天”是伟大神奇的自然力量的代称，在中国人的眼里，这一自然力量并非现代科学理解的物理能量，而是具有道德判断力和内在精神意义的生命力量，因此是带有泛神论色彩的宇宙整体存在的总称。人与天的合一，就是要发展人的德行，以德配天，与物为春，达到参赞化育、与天地参的博大境界。
3，阴阳不测之神：《易经》作为中国神秘主义的根基
《河图易经》是中国智慧的源始与根基，代表着中国人完整的世界观、生命智慧、诗意神秘主义的文化精神和哲学境界，在这个伟大的源泉中，儒家坚信天命成就万物、人以德行执行天命的人文精神和奋斗精神，与道家、佛家顺从天命、纯任自然的诗意精神和超越精神，交汇融合在一起，凝合成中国文化既执着现实又超然远引、既奋发有为又宁静澹泊、既孜孜以求又时时能抽身局外因而显得游刃有余、从容深厚的高妙境界和诗意特色。
《易经》哲学世界观是“体用不二、心物合一”的生命本体论。它破唯物、唯心诸说的各自偏执一面，认为世界的本体并非单纯的物质性或精神性，而是物质（物）与精神（心）的统一体，物为阴、心为阳，二者同处一体之内，相反相成、互动不已，演化出纷繁多姿、创进不息的生命世界。因此本体就在功用（现象）中表现，而非超绝于现象之外，它是无法用语言明确表述的、神秘的、健动不息的宇宙生命力和日新不止的宇宙生命精神和创造精神。
《易经》奠定了中国诗意神秘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人诗性世界观的智慧源泉。它以“乾”象征宇宙生命的元始（“元”）、亨通（“亨”）、和谐（“利”）、贞正（“贞”）。它直观性地把握宇宙生命的伟大进程，以诗笔描绘之：“《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卦第一）《易经》开篇就显示出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不同的观物方式和言说方式：它不是静止、呆板地归纳、钻研世界，而是首先赞叹世界的伟大神奇，然后以飞扬的想象力，塑造出一个生气流动、万物运行、龙腾鱼跃的美的世界。由此，它引伸出一个更鼓舞人心的生命哲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3)也就是说，在广大悠久的宇宙生命（天）面前，人不必感到渺小，也不用寻找超生命、超时空的寄托，而是以宇宙为榜样，以健动不息、奋进不止的宇宙生气为楷模，自强不息，努力奋斗，做一个奋发有为的“君子”。这是先哲为人标举的伟大的生存境界，是鼓舞人、鞭策人、以豪迈的气魄和博大的诗情，激励人奋与天齐的高远生命理想和人文境界。在这种境界中，宇宙是庄严博大的，人生是美丽神圣的，万物的价值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是美的。这是最高境界的中国人的世界观，洋溢诗情、充满诗意的神秘主义、生命主义、创造主义。
中国诗意神秘主义的总纲领，在《易传·系辞》中获得了经典的表达：“《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中国思想首先立广大的天地为生命的壮阔领域：天象阳，以表生命的博大健进；地象阴，以表生命的深厚沉静；天地合德、阴阳互动的“易道”，既标举生命健进不息的创造精神，也重视生命沉潜涵养的孕育功夫，前者是“大生”之德，代表生命突破局限、不断创进的精神力量；后者是“广生”之德，代表生命内敛凝聚、涵养孕育的物质力量；前者是父性的、男性的活力，后者是母性的、女性的温存，前者动，后者静，合成万物生动的秩序。
生命与天地同其广大、深邃、神妙：“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14)天地广大而神妙的智慧遍晓万物，又仁慈为怀，故以“道”（生命的真理）匡济天下。万物纷繁歧径，但绝不会流荡失所，安享天赋的生命，执着于大地之上，敦行仁义之道，因而树立坚定的生命信念，不将世界斥为虚妄，更不将生命斥为丑恶，故“能爱”。这股博大、仁爱的生命精神，神妙莫测地成就万物的迁化，无所遗漏、不偏不倚、无方无体、伟大神奇。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生命作为宇宙本体，显露在天地仁德中，隐藏在日常万物中，它鼓动万物生长，却不对万物的终极命运感到忧虑，认定万物必成就至奇至伟的大业。盛德大业之根本在于生命的丰富多姿、日新不已，宇宙变化的过程不是由生到死，而是由生命开始，中途超越死亡，进入新的生命。
“生生之谓易”为中国思想最为紧要的五个字，它把中国人的生命信仰、对世界瞬息万变的流动本质的哲学把握、超越死亡而肯定生命、超越个体生命的毁灭而放眼万物生生不灭、新新而起的宇宙胸襟和生命豪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它是对无穷无尽的宇宙生命的深情赞美与诗意讴歌，是中国神秘主义超越一己眼界和局限，以生命主义和创造主义的眼光，对宇宙本质的诗意把握。生命！这是中国一切智慧的核心词，它将无限的钟爱赋予万物，让万物在天地间、神秘中，对自己的存在感到自豪。
在这有情乾坤、无穷天地间，阳刚之气成就宇宙万象，阴柔之美顺而效法，穷尽作为万物象征的符号（数）之定局而知不尽的生命潮流正滚滚而来，深晓变化之机而兴起伟大的事业，宇宙间不可捉摸的奇妙生命，超出了一切人为模式（如阴、阳等）的拘泥，而具有不可预测的伟力，这伟大奇妙的生命力量和生命过程，就是“神”。此处“神”作为万物生命的核心表现，超然于人对世界的符号把握，它是“阴阳不测”的神秘，至此《易传》哲学实现了对《易经》数术学思维的彻底超越，维护了作为宇宙生命之象征的“神”的不可把握的神秘性，维护了万物生命不被人为巧智所奴役的独立性、神秘性和奇妙莫测的诗意品格。
“神”的观念在《河图易经》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将神理解为宇宙生命运行的显现：古体“神”字用“申”义，“申”字通“电”，即“闪电”，闪电是神秘的宇宙生命力量的显现。“神”即指内涵于事物之中、难以捕捉的生命、力量、本质、精髓、灵动、微妙变化……，简言之，事物不依人力操纵的内在生命。
《易经》给“神”下过两个精妙的定义：“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也就是说，神不是世界的本原，更不是创生世界、操纵世界的客观存在和人格存在，神仅仅是不可知的宇宙生命力量（天）的显现，它在生命的运行中显现万物的奇妙和难以预测。因此，神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主要不是宗教崇拜的对象，而是哲学观照和审美观照的对象。神是生命之美，万物之妙，宇宙之诗。
中国人认为天人并非远隔，而是息息相通：“知几其神乎！”“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神明而生蓍……”也就是说，人可以知道宇宙生命的消息（机），通达神明的大德，并且能“幽赞神明”，完成伟大的事业。这就是最具特色的、中国神秘主义的核心观念：“天人合一”。也就是说，只要遵循生生不息的“易道”，人就能范围天地，曲成万物，通乎神明，所谓“人无天不因，天无人不成”。天是人的依靠，人是天的实现，神秘性也就是人文性，人与天在生生之道上鼎力合作，共谱和谐完美之诗。
“旷代奇哲”、“规模广阔、神解卓特的哲学家”、一代思想巨匠熊十力（１８８５－１９６８）对此有极富创见的阐发，他的“体用不二”、“归宗大易”的哲学体系，可谓“一说断千百年不决之公案”，代表着现代中国哲学尤其是易学的最高成就。
熊十力哲学的思想基础是典型的中国神秘主义：“宇宙或一切行是有他的本体的。至于本体是怎样的一个物事，那是我们无可措思的。……若思维本体时，不能泯然亡相，即无法亲得本体，只是缘虑自心所现之相而已。……别有一种殊胜的思，是能涤除实用方面的杂染而与真理契会者，吾名之冥思。”这种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止息思维、扫除概念、精神内敛、默然返照、浑然与天道合一的神秘“澈悟”，又称“性智”、“体认”、“冥悟证会”，是不待外求的“本心”之自觉自证，是“具足圆满的明净的觉悟”。“到了性智显发的时候，自然内外浑融，冥冥自证，无对待相。”宇宙本体不分内外、一体流行，人心证见本体，也应泯灭内外之别，浑然与世界同体，体认生生不朽的宇宙诗意境界。
易经神秘主义世界观作为一种诗性智慧，主要体现在：
（１）直观性：阴阳八卦图是直观外部世界而绘成的最神秘的宇宙图景，它并非实验测算的结果，而是古人对外部世界一些基本要素和基本关系的直觉把握，由它引伸出的哲学观念、道德观念、美学观念也直接作用于人的直观想象，而非逻辑性的推导和实证性的说明。“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这明显的是以男女生殖器官来象征万物的本质和生命过程，其直观性、形象性、深刻性远远超出了枯燥乏味的抽象概念的演绎推理。宇宙被诗意地直观为大生广生的创造洪流。
（２）人文性：作《易》者坚信，符号作为象征，其目的是为了唤起人心，《乾卦·象辞》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日月星辰运行不息的直观印象直接联想到人类生存的顽强劲健，中间没有任何逻辑推衍的过程，这是古代诗性智慧所特有的、充分享受到的“解释学的自由”。而这种“解释学的自由”正是一切生命摆脱种种“定见”和精神束缚寻求自由发展和个性实现的“诗的自由”。《易》以“变易”为本，主张解释的“变通”，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实际上为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理解留下了广阔的余地，恰如同诗歌本文，为人类的想象开辟了无穷的空间。而对自然天性所作的诗意的人文解释，赋予自然以超越性的品格，它提升了万物生存的意义和境界，使之放射出诗意的超越性光辉。
中国易经哲学，以其对宇宙无限性的深刻认识和体察、对宇宙万物内在生命的高度尊重、对人在宇宙中的恰当位置的准确描绘、对人与万物和谐关系的强调、对人的诗性智慧和生命智慧的发现、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尊崇意识……，成为与近现代西方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大异其趣的文化维度，它在生态危机、资源耗竭、信息爆炸、资本、权力、技术形成畸型统治并陷于严重的精神文化危机的现代世界中，成为滋养心灵、开启智慧的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
许多有识之士预言，“东方世界观”的复兴将是２１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最重大的文化事件和文化动向之一。而中国易经哲学，作为东方神秘主义的重要源泉，无疑也会为这场复兴注入许多思想活力。
《光》（毛峰诗选）
光 黑夜之光 沉闷的夜莺
滴滴流入你耳中 象低泣
闪烁的丝绸 温润的皮肤
铺展在我目光中 如一只白孔雀
世界敞开肉体 我栽种下
奥秘，纯洁的可能性，唯一的
奇迹。涛声自深处逸出，漫天舒展，
持续不断
（1993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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