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者，孔子自撰之经，百世垂宪之典。

吾国博大悠久之文明，自伏羲、炎黄开辟以来，其远大抱负、宏伟规模、古典宪政治理的高超、人文智慧的精粹，汇聚于《春秋》经传之中。孔子自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孟子曰：“孔子《春秋》成，乱臣贼子惧”，深刻揭示出《春秋》不朽的文明地位。

孔子《春秋》崇高旨趣有三：

第一， 在晚周政治混乱、全民族濒临崩溃的危急时代，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傲立不屈、百折不回、前赴后继、上下规谏，巍然而灿然地捍卫并担当起“中华大一统”的文明重建，极大地凝聚起全民族政治与文化共识，在钱穆先生所谓“四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的紊乱崩解时代，远承伏羲炎黄尧舜古典宪政精粹，以高超政治智慧措之时宜，强有力地标举出“仁政爱民”、“制民恒产”、“礼义廉耻”等文明治理的不朽法则；

第二， 儒门标举轴心时代中国智慧的集大成典籍《五经》，以约束世道人心，辜鸿铭先生谓之“从熊熊燃烧的西周礼乐文明大厦中，抢救出天下人民相亲相安的全球文明的至高政治蓝图”，以便在新历史局面下重建中华文明；

第三，《春秋》贬斥势力，推尊道义，陆贾、董仲舒、孔安国、司马迁等巨匠巍然建立起“中国正经-正史传统”，这一伟大传统，绵延传承2200年以上，赋予中国人永恒不朽的“国家观念，实乃荣誉与责任的宪政大法典”（辜鸿铭），亦即人类文明生活持久存续的合理观念。
峰自读大四时受恩师陈淑珍启迪，开始关注儒墨道法等诸子智慧，捧读《论语》之下，身心安宁静谧，后经阅世安身，上下求索，益发服膺夫子“仁爱”大道：全人类，非彼此善待，不足以存活、繁荣，希腊罗马帝国主义、近代欧美殖民主义，不是人类的康庄大道，乃毅然归宗儒家，将“全盘西化”、“去中国化”主流误导下的中国知识界率性而弃之，掉头而不顾；

深研经史子集，涉猎西方经典，梳理出轴心时代、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生命主义、现象主义诸多思潮之上的人类共通的生命经验、文明经验，毅然抛弃启蒙主义以来西方启蒙主流话语的独断与偏执，将不分畛域、融会贯通的古今中外“人类经验”，以“大一统”名之，遂有《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和《大一统文明》两书问世，承蒙亲朋爱徒护持，悠悠数十年如一日，以“澄怀观道”而彼此相寄托也。

由于中国近代化遭受浅薄壅蔽的启蒙思想误导与新文化运动以来持续不断的文明浩劫，中国轴心时代智慧日益湮灭，公元前1046年建立的西周礼乐秩序、晚周秦汉大一统智慧、汉唐至宋明2200年间约束权贵、保障民生的古典宪政秩序，被一些奸佞政客、猥琐文人悍然扭曲为“封建专制”而全盘抛弃，峰读经史而泣血，吸雾霾而昏沉，所谓“艰于呼吸视听”者，遂携《春秋》避居海南，每日以汉伏波将军马援、路博德庙门对联自我期许与安慰——“伏胜南蛮昭汉代，波平海国镇琼州”，在微信朋友圈告诸生“在北师大，予如汉之苏武，贝加尔湖牧羊，节旄尽落而不改归志”，亦内子所讥诮之“意必固我”者也！

《大一统文明》出版，因恐遭时忌，被迫反复删削多次才获出版可能，内心愤懑悲苦莫名。然自《春秋》逐页品读之下，予深信自己创立的“文明传播学派”，乃上承孔子仁爱、天命所谓天地人大一统之大道（利玛窦、伏尔泰、约翰逊博士谓之“自然神学”），中接但丁、蒙田、惠特曼、叔本华、尼采以来西方生命现象主义哲学精神，奋然“自立权衡，别开新机”（民国七贤所提倡），具深根宁极之不朽基础也。

一，向轴心时代回归：重启中国文艺复兴

某大学密友问：“西方近代文明开始于文艺复兴，强盛无比，迄今未艾，中国的文艺复兴在哪里？”这位华裔美籍成功人士，一下子抓住了全部“中国问题”之根本：没有一场深入到全民族灵魂的“中国文艺复兴”，即以现代文明格局，深入回归“轴心时代”的伟大智慧，则真正的民族复兴是不可预期的。

全球文明的两大巅峰，一在中国，从公元前1046年前后创立的西周王朝开始，绵延1500年以上，至两汉“礼乐精神秩序”与“文治政府体系”（古典宪政制度与思想）的巍然重建期，而希腊、印度、犹太文明，则是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人类生命智慧的一次巨大飞跃，史称“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文明创制与精神活动，围绕“人的生存”展开，产生了周武王诛灭殷纣王时、面向天下齐集的八百诸侯大军发表的《尚书·泰誓》，巍然宣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伟大人文主义信念，一举扭转了殷纣王“我生不有命在天”的宿命论主张，告诉天下万民：“天命靡常，唯德是辅”，西周人文主义的政治秩序（礼乐）与精神秩序（《尚书·周书》和《周礼》以及晚周孔子思想为代表）由此确立，儒家宪政哲学、仁爱哲学从此传承3000余年，直至清末。

希腊轴心时代哲学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个维度是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等人对“道”（逻各斯）的沉思，贯穿到亚里士多德对“万物运动的目的因”的思考，这一沉思呈现出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相交织的特色；另一维度由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这一思想开创，注重人的理性存在，柏拉图据此探寻理想城邦的政治法则，但柏拉图并未找到人类政治生活的根本法则“德”，而是寄望于从公共生活的外部规范加以治理的途径（《法篇》），与此同时，他坚持认为在万物变易之上，有不变易的、不生灭的“道”存在，为日后各种神秘主义哲学——晚期希腊哲学、犹太教哲学、古罗马哲学、中世纪天主教哲学所继承；而犹太、印度思想，则从万千复杂的人文活动中辨认出“最高者”（上帝）的存在。

人类文明的第二座巅峰，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近代早期的欧洲各国、奥匈帝国、德意志诸王国，代表人物是1300年开始构思写作《神曲》和《论世界政府》等巨著的但丁、发表《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新科学》等巨著的维科、发表《随笔》的蒙田等伟大贤哲，欧洲在历经中世纪1000年天主教教会统治日益僵化、世俗人文主义不断兴起的历史条件上，试图重建天国世界与人文世界的“伟大平衡”（中庸），文艺复兴三杰的美术与人文作品、维也纳古典乐圣的音乐作品，都揭示了这一天人之际鲜活互动、彼此思慕而超越的、精湛而萃美的伟大平衡。

孔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白刃可蹈也，爵禄可辞也，中庸不可能也”，又曰：“中庸之为至德也，民鲜能久矣！”但丁、维科、蒙田等人费尽心机建立的“伟大平衡”，被一股强大世俗势力所推翻：启蒙思维与工业革命，打破了人类数千年的精神平衡——上帝信仰、文明传统被悍然宣判了死刑，“理性”与“效率”被推上了万事万物最高终极裁判的神席，卢梭、康德等荒谬地鼓吹“为自然立法”，黑格尔更加荒谬地主张“绝对精神”以“近代德意志”为最高文明形态，诸如此类的“启蒙呓语”被工业革命的全球扩张所支撑，以摧残印度、中国等五大洲所有“非西方文明”及其全球生态为代价，这一失衡迄今未艾！

中国新文化运动就是这一错乱、失衡而粗暴的启蒙独断思维的卑鄙产物与拙劣变种。胡适大言不惭自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民国学者李长之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等著作中，深刻揭示了“启蒙”与“复兴”之别：启蒙是“师心自用”地“为自然、人文立法”，即斥责自己“理性”（实乃私欲）之外的一切历史、文明、信仰、传统是“蒙昧、野蛮、非人道”的；而文艺复兴则是回归轴心时代中国与希腊智慧，在古今中西等一切貌似冲突之处，寻得平衡（中庸），民国七贤的学术思想、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和吴宓主编的《学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阵地，可惜始终不能居学术主流、舆论主导地位。

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一系列所谓“权威论断”，建立在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学术、舆论重大误判基础上，“错上加错”、漫漶横流、扭曲畸变，最终导致“文革”十年的文明浩劫，人类的愚昧、懦弱、卑鄙与盲从，在传媒中暴露无遗。

譬如，李泽厚承袭胡适的错误，提出所谓“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变奏”，仍然认定西方近代文明的进步来源于“启蒙”而非“复兴”（稍读历史即知：启蒙运动鼓吹的法国大革命，彻底断送了法国路易十四开明专制下的国家强盛，而对此持保守态度的维也纳会议诸国，才迎来欧洲文明的繁荣昌盛），中国清末救亡运动与启蒙思维是一体两面，康、梁、陈独秀、胡适等人，企图以“启蒙利器”救亡图存，这些人的聪明才智，完全足以令他们“发现”古典遗产的伟大现代价值，但恰恰由于他们为了赢得卑鄙的党派政治权势与个人名望，不惜昧着良知，肆意颠覆、扭曲、污损、毁灭中华文明及其全民族道德底线，破坏艰难展开的清末自强运动，使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与党争战祸不断的泥潭，直至邓小平提出“彻底否定文革”，这场自1917年陈独秀执掌北大文科以来的文明浩劫才算告一段落，但极左、极右势力仍在不断干扰着当代中国的复兴、稳定、繁荣与开明、进步。

静读一页《春秋》，历史了然如揭：权贵与百姓各守其德，彼此宽仁合作，是一切文明相安持久、繁荣昌盛之道；反之，权贵肆意贪腐搜刮，百姓不堪催逼而愤然与之对立，最后，所谓“阶级斗争”只能使二者同归于尽！深思孔子《春秋》，乃知孔子周游列国、苦口婆心、上下规谏，意在维护人类文明的各种成就（道德人文与政治技艺），不因内外战乱而毁灭，实乃提炼、萃取上古文明治理精华，褒贬当代是非，开启中华文明乃至全球文明万世太平之宝典也。

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所撰《春秋左传诂》，为清儒治十三经的重要学术成果，影响极其深远。洪亮吉先生（1746-1809），字君直、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今武进）人，曾任陕西巡抚毕沅幕僚，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授编修。嘉庆四年（1799）因上书抨击朝政遭贬谪、戍伊犁，次年赦还，改号更生居士。归乡家居，主讲洋川书院，潜心著述，有《洪北江集》行世，《春秋左传诂》是他费时十年而成的力作，未及出版而病卒。

洪亮吉在国际学界有“中国马尔萨斯”之称，他在清代最早提出当时已日益严峻并将长期困扰中国的人口、资源与社会稳定之间紧张关系的伟大学者，因忤满清权贵之旨，被发配新疆，虽转年赦还，仍郁郁而终。

他的学生吕培于嘉庆十八年刊刻乃师巨著《春秋左传诂》时，作跋称：“先生于学，无所不贯……此书尤先生毕生精力所萃者。”吕培与亮吉哲嗣洪饴孙（孟慈）将此作付梓，尚未出版却相继去世，因刻书费未付清，刻板滞留于书肆中，遭蚀将朽。道光八年，吕培之子吕朝忠，立志修废起坠，付清了刻板费，将该书版携回校对改正，再次付梓，距其父作跋，又淹忽十六年矣！吕朝忠《后记》揭示精辟、寄慨遥深：

先君子受业于北江先生时，先生已自戍所归里，遗一世之事，而致力于千古。凡平生发明经、史、百子及文章、歌诗，次第写定行世。最后成《春秋左传诂》二十卷，盖精力荟萃，迟久而出之。……此其义之确而功之伟，视昆山顾氏、长洲惠氏之书，殆有过之矣。……过庭如昨，手泽犹存，濩落为叹，固有不知涕之何从者也。

盖洪亮吉自新疆戍所返乡著述，吕培即垂暮之年所收弟子。吕培之子吕朝忠形容太老师垂暮之志“遗一世之事，而致力于千古”，颇得亮吉先生傲然骨气，

亦隐晦揭示“一世之事”——乾隆、嘉庆以下夷清之政治经济，实乃病入膏肓，确乎难以为继矣。

亮吉先生巨著出版付梓之曲折经历，即活脱脱凸显中国近代化问题的核心——官困而民穷，经济增长远远不能满足人口的爆炸式膨胀与随之更形紧迫的各种社会需求，国计民生捉襟见肘、紧迫无措，而近代各种政治动荡、文化误导、列强催逼，更加剧了这一恶性循环：耽搁十六年而迟迟无钱出版的伟大遗著《春秋左传诂》，好不容易被亮吉再传弟子吕朝忠付梓，却又遭“兵灾”（洪杨之乱）被毁，幸好亮吉曾孙洪用懃侥幸购得“吕氏刷本”，再予刊行，然而此时，已是光绪四年，夷清覆灭已遥遥在望了。

峰常将清末乃至当代所谓“中国问题”者，概括为“洪亮吉-何炳棣问题”，即：中国人口超乎常态峰值的巨大增长，带来异常巨大的经济社会压力、财政紧张与支出膨胀，使明清两代政府财政破产，因此，中国必然放弃悠久而灿烂的农耕文明所能供养的工商业体系、公共服务体系，谋求所谓“现代化”。

因此，恰如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北京三联书店2000）所言，这位西南联大毕业、在美任教授却能罕见地较少被“启蒙思维”所污染同化的卓越学者，援引各种经济数据、其他学者的论述而予以论断，中华文明的精神秩序，基本合理；中国问题乃“洪亮吉-马尔萨斯”问题的解决无关；换言之，新文化所谓“传统文化阻碍中国现代化”纯属主观臆测，毫无事实依据。

予不耐2014-2015学年纠缠完结，便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独居海南，以暂避北京酷寒、雾霾、政商-传媒-学界庸鄙之气。陪伴来琼者，尚有狱中成名的法国小说家、戏剧家让·热内（1910-1986）写于监牢中的著名同志爱情小说《玫瑰奇迹》（1947，汉译2006年由浙江文艺社出版），亦属“奇迹”也。

凑巧的是，予筑居之地，乃海口城郊新开辟之椰海大道，紧邻“海瑞大桥”，可于自家阳台窗户，全景俯瞰海口蜿蜒而开阔的母亲河——南渡江。宋元以下，中华衣冠士族常举家南迁，以避北方战乱，直至浮海来琼州，终在此河两岸获得安居之地，然北望神州，魂牵梦绕，故而以“南渡”命名此江，以志“遗民”气节。予曾恭敬拜祭过海瑞“南海青天”祠堂以及唐宋历代名臣李林甫、苏东坡、李纲等贬谪海南的纪念建筑“五公祠”，文脉稍理；予在海口“伏波庙”拜祭汉伏波将军马援、路博德神位，叹美庙门对联“伏胜南蛮昭汉代，波平海国镇琼州”，景仰先烈之余，慨叹自身萍踪无所寄托，亦将如尼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仁爱学社诸生耶？！

尤始料未及者，所居椰海大道两侧，除雨后春笋拔地而起的新楼盘外，尚有琼山区的政府、检察院驻地，多个海南省级拘留所、戒毒所、看守所、武警消防队、海南政法学院等“专政机器”环伺周遭，多条公交线路，行经此站，即名曰“省拘留所”，予隐居海南，与“刑徒”为伍，日读《玫瑰奇迹》里罪犯、刑徒之间欲罢不能的炽热爱情，唏嘘赞叹之。

予亦曾观赏西秀海滩，凝眸大海波涛，蓦然想起素来不喜读之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与马尔克斯、莫言同样无趣，难望川端、三岛、博尔赫斯项背）访华期间，深有感触说：“你们拥有人民的大海”，予不曾因人废言，颇爱此句精湛：千奇百怪的中国人、全人类，如大海潮汐，铺天盖地，亘古如斯，谁能变之？

人类之海波涛汹涌，懵懂愚昧与夺目姿色一起沸腾，殊不可理喻，唯圣人孔子，在食色诸欲之上，予以伟大提升，告以天地、君、亲、师之文明法度，天地人之宇宙大道，无论达官贵人、贩夫走卒、黑白诸道，历尽千回百转、左奔右突，仍咸同此道、终归此理，又孰能易之？

混迹于此“人民之海”，徜徉于碧海风帆、清澈蓝天，因大陆频繁内乱而千百年前即避居南海的纯朴土著，彼此相望，如天外来客；满大街闲散招摇、口嚼槟榔、足登人字拖鞋的花样美男、肌肉少年，或身着超短迷你裙、细带高跟鞋的靓女、魅惑地吸附热辣目光的美腿少女，熟视无睹地穿行于避寒此地的北方佬中间，予侧身其中，“泯然众人”，亦颇自得也。

二，孔子巍然树立全球史衡

时光绵延2500载。孔子《春秋》，以瑰丽史笔，如希腊浮雕一般，完整刻画出晚周时代即“中国轴心时代”的文明百态、社会风貌：齐、晋等诸侯大国，主导订立华夏诸侯各国同盟盟约，尽力制止、纠正或约束各国内乱，对外联合遏制蛮夷进犯，有益于中华文明传承，然人欲滔天，各国诸侯贵卿等上层权势集团，因贪婪人性，为权势、美色而频生攘夺权变。

孔子《春秋》力挽举世既倒之狂澜、华夏人心之颓波，对历史事件予以道德评价，堪称千古良史：

成公二年：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围龙。顷公之嬖人卢浦就魁门焉，龙人囚之。……三日，取龙。虽南侵，及巢丘。卫侯使孙良夫……将侵齐……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是以桓子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悬、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齐顷公的嬖人（宠臣，常以姿色、勇力、才艺、巧佞等“特殊技艺”侍奉显贵达官）卢浦就魁，侵犯鲁国小城龙，龙人杀之。齐国趁机进犯鲁国。卫国救之，派孙桓子（良夫）等人率兵趁机犯齐，兵败，被新筑富人仲叔于奚解救。卫国谢以小邑，仲叔不要，要以诸侯礼器“曲悬繁缨”以朝见卫侯，卫竟许之。

孔子闻而叹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礼者，国之大节也。夺之则政乱，政乱则国亡，天下衰败，莫此为甚。《春秋》褒贬是非善恶，一遵《周礼》：看似无关紧要的小节（一次朝见的礼器），却寄寓着天下兴亡之“大节”（政）要害，政治礼仪背后，是合法性之权柄授予，不可一丝一毫疏忽。

无奈周王室、各国诸侯，均视“礼”为“虚礼”，陵夷至近代，竟有无知教授、无聊文人公然鼓吹“礼教吃人”之歪理邪说。全民族仓促惶然，懵懂而盲从之，至今中国道德紊乱，虽富贵可期，惟“礼义廉耻”付之阙如，管仲所谓“四维不张”，其国或幸存，然天下道义隐晦无伦，文明大道晦暗不彰矣！

这段历史记录，其饶有深趣者，还在于：以美色、才艺而为诸侯、贵卿宠幸之“嬖人”，常卷入政变与权谋，然其下场，往往悲惨：

襄公二十一年：栾桓子娶于范宣子（范鞅），生怀子（栾盈）……（盈）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秋，栾盈出奔楚，宣子杀箕遗……羊舍虎、叔熊，囚伯华、叔向、籍偃。……于是祁奚老矣，闻之，乘馹见宣子曰：“……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鲧殛而禹兴，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管蔡为戮，周公佑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为善，谁敢不勉？多杀何为？”宣子悦，与之乘，以言诸公而免之。（祁奚）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谏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汝。汝敝族也。国多大宠，不仁人间之，不亦难乎？余何爱焉？”使往视寝，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栾怀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

观此史事，晚周各色人等之性格、境遇、命运，鲜活毕现也：栾、范两家贵卿通婚却不相能；栾盈被范鞅驱逐、逃亡，栾党作乱被杀，叔向之弟叔虎（羊舌虎）被杀，叔向亦受牵连而被囚禁。

晋开国老臣祁奚不待叔向求情，援引前朝著名史例——鲧殛而禹兴，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管蔡为戮，周公佑王（峰按：尧舜禹举贤禅让之事，史不绝书，孔子、祁奚等贤人均称道有加，盖无异议。后世出土《竹书纪年》妄称大禹囚禁舜帝、废除禅让，显系误记、讹传，近代疑古派却对此大为欣赏，反复引用以为信史，足逞其“桀犬吠尧”之深衷也。）以及诗、书名言警句，为叔向一番成功辩白，使范鞅欣然纳其言，叔向被释，且官复原职。

祁奚、叔向之交，圣贤倜傥风度，真千古叹美：祁奚乘驿站马车（馹，音日）来朝堂救叔向，一番倜傥宏论，范鞅嘉纳之，特以贵卿大夫专用马车礼送，祁奚登车离朝，扬长而去，不与叔向邀功；叔向亦不称谢，径自上朝！

盖西周、晚周气节、风度，上下以“社稷”为重，而不以“私交”、恩怨为取舍标准，诚清节高迈者也，亦孔子《春秋》仰赖建立天下道义之政治基础。

三，历史以道义精神为本质

这一切，恰是孔子企图重振周王室以澄清天下之道义精神、文明根基之最深所在。当时诸侯各国尚深深存留此种伟大道义精神，故而祁奚之言，与孔子对季康子之言，如出一辙：“子为善，谁敢不勉？多杀何为？”（祁奚）“子为政，焉用杀？”（孔子）

近代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运动实乃历史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一场巨大浩劫，其不学无术者，往往以“迂腐”、“丧家犬”等罪名，肆诋孔子儒家的政治主张，以逞其无耻攘夺之私欲，与历史传统、当时政情，全不相侔也。

《春秋》不仅深入历史灵魂，更深入了人性本质：叔向之母，凭女人直觉，畏惮叔虎之母姿色诱人，不使其接近晋君，唯恐晋君临幸之。诸子不明底细，还规劝母亲。叔向之母无奈，使叔虎母侍奉晋君入寝，晋君一见而美之，遂幸之，生叔虎。叔虎承袭其母美色，且勇力超群，公子栾盈爱宠之而为嬖臣，栾党作乱，叔虎被杀，羊舌氏全族也因此遭殃。反观叔向母之言，颇多人性与人类相处之道的深刻洞察：

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谏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汝。汝敝族也。国多大宠，不仁人间之，不亦难乎？余何爱焉？（峰按：洪亮吉援引王充《论衡》曰：“妖气生美好，故美好之人所邪恶。”“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龙蛇，东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丽；胆附于肝，故生勇力；火气猛，故多勇；木刚强，故多力。”）

王充乃东汉名儒，承继晚周大一统易学思维，以东方之辉丽，龙蛇居焉而警戒之：叔虎美而多勇力，栾盈宠嬖之，这种“断袖之欢”，若仅限于床第之间，则无伤大雅；若参与政变、权谋，则必败无疑。

叔向，乃晚周著名政治家、学问家，出身贵卿公子，长居社稷之臣，家学渊源之深，观其母一言而知：盖世居贵卿、主持社稷，人品经政治反复历练而萃美挺拔，举世以为圣贤，所谓“谋而鲜过、惠训不倦”（祁奚语）者，良有以也！

孔子《春秋》对这些贵族政治家（如叔向）、平民政治家（如管仲）深感认同，对他们的仁政思想与政策，多有赞许、嘉赏，希望这些贵族、平民政治家能联合为一体，共同促使各国扶持周王室，建立中国大一统，这说明了晚周中国伟大的政治诉求“尊王攘夷”具有极高的道德威信，受到全中国各阶层人士的支持；也说明了“中国轴心时代”伟大政治智慧与人文智慧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与文明土壤，符合“中国大一统”的文明诉求，能够恰当而合理地解释“诸子百家”在晚周时代勃然兴起的学术根基。

孔子以《春秋》记述其时政要、贤哲之嘉言懿行，巍然傲然，抗衡于晚周诸侯之颠倒错乱，在黑暗重重的人类史、中国史上，绽放出一大耀眼光明也：

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峰按：虞夏殷周为四王。）（成公二年，《春秋左传诂》441页）

《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成公二年，《春秋左传诂》443页）

《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且先君嘱之曰：“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成公二年，《春秋左传诂》445页）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系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问其族，对曰：“伶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太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

呜呼，读《春秋》此数条，予乃深知吾中华民族凛然不可犯，若天地之广大，青松之傲岸，星空之璀璨瑰丽，日月之永照天壤者，其根基所在：晋郑楚连年交兵，楚伶人钟仪被俘，在晋国军库中服役，犹南冠而系，奏南音以风，应答晋君之问，不卑不亢、从容有节，晋国贵卿范文子叹其“仁、信、忠、敏”，巍然而为楚君子，劝晋君礼遇之，使其促成晋楚和平。伶人之姿，风范凛凛，肃然有节，堪托以邦交之和也。

《春秋》常以寥寥数笔，刻画出一个人物的性格、身世、节操，譬如这段经文中这个傲岸不屈、从容有节的楚国君子-艺术家形象，纤毫毕现，真不朽史笔也！汉末英雄关羽，每日捧读《春秋》，忠肝义胆，辉耀人寰，曹阿瞒等汉贼，百般威逼利诱而终不可得，国粹曲艺浩然咏叹之，以此。吾中华民族，虽历尽磨难，仍精诚团结、担当道义、扶持天下者，以此！

四，古典宪政：贬斥权势，保卫人民

孔子自著书，以《春秋》、《易传》为要。孟子形容曰：“孔子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董仲舒告司马迁，春秋要旨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将儒家以仁义为最高取舍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巍然予以树立，后世君主、公卿大夫、士子学人、庶民百姓，敢越此雷池者，必不能自安也。中华民族赖此而绵延持存，此即2014年予在《大一统文明》一书中系统提出的“中华古典宪政”制度体系与观念体系之核心精神也。

近人王国维立论，常堕甲骨金文之琐碎材料及错误之见，但《殷周制度论》所言“纳上下为一道德团体”，颇能传神，非仅殷周，实乃中华文明之谓也：

晋郤至如楚聘……宾曰：“……世之治也，诸侯间于天子之事，则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礼。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共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礼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藩屏，峰按）其民也。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乱也，诸侯贪冒，侵欲不忌，争寻常以尽其民，略其武夫以为己腹心、股肱、爪牙……天下有道，则公侯为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乱则反之……”

晋国傧相（宾）对晋国大夫郤至一番议论，堪称中国古典宪政哲学之精华所在：“政以礼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礼制规范，定天下名分大义，清明政治因此才能巍然成就。

百姓安定而生息繁育天下财用，官吏遵奉法纪而不敢拖沓，诸侯的根本职责，就在于“干城”（藩屏、保卫人民），而不能“贪冒，侵欲不忌，争寻常以尽其民”，贪婪奢侈、侵渔人民，不亲文臣、百姓，而以“赳赳武夫”为心腹爪牙，这是乱政之象也。

观晋宾之言，可知中国古典宪政以天子、诸侯“干城”（捍卫）百姓权益为合法性源泉，而“礼”就是约束诸侯贪冒、百官拖沓、武夫扰民、政府“尽敛财于其民”的合法依据。周公制礼乐，孔子著《春秋》，均在巍然维系中华文明万年屹立不倒之根基也。

整部《春秋》就是中华古典宪政秩序——“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精神之忠实历史记录。天子、贵卿、士大夫、庶民百姓，一一遵礼而行德，彼此纲维，依据《尚书》、《周礼》之“国宪”而彼此约束、体恤、制衡，《春秋》等经史巨册，载之无疑：

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汉学术思想
大师刘向《新序》、《说苑》记载此文为“困民之性，乏神之祀”，宜从。峰按），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大哉，师旷之言！将中华古典宪政制度体系及其精神秩序之伟大完善，一一予以标举、指点，可谓揭示无遗，宜乎王逸《楚辞章句》曰：“师旷，圣人，字子野，生无目而善听。”晋侯问师旷，卫国人竟然把国君赶出国境，岂不“过甚”也？师旷从容对曰：“其君才真乃过甚！”换言之，卫国臣民，实有权放逐其国君；亦即：卫国乃卫人之天下，而非卫君一人之先下，一如全中国，乃全中国人民之天下，而非某一人、某一权贵集团之天下也！

师旷浩气凛然，揭示古典宪政如下：

1，天地生养万民，在养护万民善心善行，所谓“勿使失性（善性），而君受此天地善命（天命）而负责予以“司牧”（管理）之，君主是“天地善性”之“代管人”，而非近代学者偏狭强调之“君权神授”，君主不能“肆于民上”、为非作歹，倘若如此，则人民有权废黜之，此即中华古典宪政之君民制衡之根本关系所在，亦即孔子后来主张“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宪政哲学之所从出，利玛窦、卡莱尔、沟口雄三、郝大为、柳诒征等近现代学人一再坚称“中国自古为民主国”之法理依据、历史依据之所在也；

2，古典宪政的基本制度体系，体现在师旷的精细记述与生动刻画：“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国君有规谏之师保，诸侯有贵卿之辅佐，大夫、士，有文臣朋友之相过从，举凡庶人、工、商、皁、隶、牧、圉等全国一切人等、社群，皆有“贰宗”，即规谏者，天子、国君、诸侯、卿士大夫等，在朝有“贰宗”为之规谏，在野则有“父兄子弟”为之匡正，有权者、居权利上位者，均不得有恃无恐、放肆行使权力，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构成中华文明古典宪政的完备体系；

3，在中华古典宪政秩序之中，天子、诸侯朝廷政事公开，天下舆论自由宽容，此“中华大一统”宪政精神与完备文明制度之常态也，亦因师旷一番倜傥之言而永标史册：“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王侯公卿，皆有补察其政、针砭其失之法：良史秉笔直书，迟至唐太宗时，天子犹不能调阅《起居注》等独立史官的官方历史记录，一朝功过是非，由下一朝代史官予以评价，这就是“国史”实居于“天下正统”核心地位之根本保障；瞽宗献诗、乐师陈乐，以讽谏朝廷之过，谓之“风”（讽也）；工匠、牧人、樵夫歌诵山林之歌，以彰显山野村夫之苦衷；大夫朝堂规谏，士绅传百姓之言于朝廷，庶人诽谤不纠，尧舜设“诽谤木”（即故宫天安门华表之渊源所在）、“敢谏鼓”，天下万民均可越级上告、击鼓鸣冤，有司必须受理；一切百姓，无论品级，皆可直接上书言事（这些制度都被蛮夷之清一一废除），游商行旅于市，天子巡守、诸侯朝觐等，特设“市场”以观有否欺行霸市、欺侮外乡人者、一地政教风俗之善恶优劣，每年正月孟春时节，天子朝廷开门纳谏，设“木铎”以询文事，振“金铎”以询武事，天下为公，向明而治，思之血泪上涌！

《春秋·襄公四年》载，晋贤臣魏绛见晋侯好田猎、用兵，适逢陈无终子嘉父派使节孟乐来晋商议是否“和戎”之事，魏绛不失时机地引述夏朝史实，以规谏晋侯，其华夏内政要旨、与边裔少数族群（戎、夷、狄、蛮等）之关系，揭示精确，与上引“师旷之言”相互发明、印证：

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虞箴如是，可不惩乎？”于是晋侯好田，故魏绛及之。

观魏绛之言，可知中华古典宪政之根本建制与精神，虽历经2500余年而至于今日中国，犹难掩其光辉，实乃人类文明大一统之光明法则也：

1，中国（诸华夏）文明之根本，在“德用不扰”，即以道德法典（尚书、周礼、儒家六经、正史传统）为约束、制衡天下自天子以至万民之根本大法（宪法之谓也），使百姓寝室休憩之地，祖庙宛然，自天地、祖宗、圣贤所传之道德训诲、人生奋进自安之德，井然不紊于每一家庭，百官万族，乃至百兽群生，无不欢然于田亩、茂草之间，各有悠闲自处之道，中华文明根基，万年以来，围绕“德”展开，《十三经注疏》解释“物得以生，谓之德”，换言之，让一切生命，能相安相生下去，即中国之德、人类之德，举世文明之大道者也；

2，尧舜禹时代乃创建大一统国家制度、文明制度之最辉煌期，中华民族万世永赖，所以周太史晓谕百官：“茫茫禹迹”，即大禹平治水土、修齐天下之地，即中国；大禹所立九州制度，从礼仪、财税、军事上缔造一个各地政府拥戴中央政府的大一统国家制度，中国赖以稳定繁荣；“经启九道”者，即从尧舜大禹、商汤、文武周公、殷贤箕子所陈《尚书·洪范》所谓“九畴”者，周太史所命百官者，中华文明的古典宪政秩序与传统一以贯之，断无可疑；

3，《春秋》所载、周太史辛甲所引、晋贤臣魏绛所津津乐道之《虞人之箴》，实乃尧舜政府设立中央文官制度之一“朕虞”之官府治理系统之传承，虞人即山林养护之官，负责全国山林之定时、定职养护，孟子所谓“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之谓也，与此同时，虞人与百揆（宰相）、司空、司寇、典乐、秩宗、纳言等所有宪政文官之官府，负担采集民意、采集山野樵夫、天下舆论之古典宪政职责，华夏民主制之“官箴王阙”史有明文，诸家记述，相互印证、发明，数千年传承不绝。

综上可知，中华大一统古典宪政秩序，巍峨灿烂，超出全球各主要古典文明之宪政制度（埃及印度犹太希腊），不知凡几；近代“疑古”学派以及各种“去中国化”的新文化错误论断，没有史据、理据也。

五，生命哲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予读《春秋》，感慨于孔子内心之忧愤深广。盖至圣先师深深愤懑于晚周礼崩乐坏、诸侯权贵阶层竞为不法以倒行逆施、鱼肉百姓之种种混乱，毅然以天下道义为担当，取鲁国史、诸侯史为素材，依据仁爱标准褒贬善恶是非、点评当代人事，在周王室不足以担当天下治理责任、官方历史全面衰颓、举世昏乱、善恶不明的历史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以布衣身份，澄清、号召天下，为天地存一正道，为生民立一准绳，实乃缔造中华民族伟大道德精神之不朽功业者也！

《春秋左传诂》成公十三年载：

（鲁）公及诸侯朝王，遂从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中国古典哲学，一向以性善为宇宙论述、人生论述的起点，刘康公所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中者，衷也，汉名儒孔安国《尚书传》曰：“衷，善也”，即言宇宙天地，赋予人性天良之善性，故而命者赋予之义；圣贤制订动作、礼义、威仪之法则，则人类禀赋的天良、善性，就可以固定下来，不再飘忽，受环境引诱而堕退为不善，所谓“定命”者也。能“定命”者，养以生命之福；不能“定命”者，必自取落败之祸。君子勤勉于礼，以存养敬德；小人敦笃尽力，以繁盛百业。因此，恭敬于礼，则养天地神明、人生百福；不敬神明，则必然举措失当、兵败亡国，种种祸患，均在蔑视礼义，因而自取灭亡者也。

此番议论，极其精要，揆之近代，亦若合符节：以反礼教、反中华文明而暴得新文化大名者，均属横死：陈独秀遭中共抛弃后，隐居上海，继前两度因嫖娼而离婚后，又隐瞒身份，裹挟骗婚一个小自己29岁的上海女工，受该女工供养以存活。后因暴露身份而入狱，出狱后，再被中共抛弃，落魄之余，寄食于人，在抗战物资极匮乏的情况下，受尽上海女工责骂和寄寓四川籍学生刘某妻子的讥讽，潦倒而死；鲁迅年纪轻轻就死于肝病（皆因他一生蔑视中医、迷信西医所致）；胡适本来凭巧嘴滑舌、谄媚权贵而左右逢源，俨然学界不可一世的霸主，不料晚年因继续其一贯学阀作风，遭到一批台湾学者围攻，在中央研究院的一次会议上，突发脑溢血而暴毙，杜工部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最能形容此三人之可悲下场，与刘康公评价不敬周礼的晋成子，如出一辙：“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春秋嘉言懿行之宏富、垂宪万世之矜式，足以抗衡当代之种种恶浊、种种粗俗不堪。予自2015年冬春之交独居海口著述以来，深有感悟：中共自1949年柄政大陆以来，在列强欺侮催逼、民族积弱不振的崎岖险境中，有效维护了中国大陆的稳定、统一，1979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更开启了中国重返汉唐的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堪称丰功厥伟；然而，自1919年新文化浩劫以来，全盘西化的猖狂、闭关锁国的僵化、政治文化高压迫害下的毛左、极右祸患，交相发作，使廉耻道丧、学术扭曲、教育凋敝、文化荒芜、士人寒心。揆之晚周，历史何其相似！

六，无垠的人类世界与灿烂的人文信仰

清晰记得2003年前后，一边给本科生、研究生上课，一边逐章研读《资治通鉴》，立刻，一个完整的人类世界，纤毫毕现地呈现于脑海与灵魂之中，这种博大的“完整感”来自于何处？为何当身亲历的近现代世界，自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以来，始终是支离破碎的？为何难以令人从内心深处加以服膺？为什么自幼所见所闻、所思所读，总是破绽百出、疑窦丛生？（详细讨论，参见近著《大一统文明》，峰按。）

打开《春秋》，一个深广无垠的人类世界，再次奔涌而来；通读全书，可以确信：从古至今，完整的、不做作的“人”（人性），就是这个样子的！或许，近现代世界，奉献了若干可惊奇、可喜悦之处，但难以摇撼这个深广无极的人类世界、《春秋》世界。

董仲舒、孔安国告诉司马迁的“体己之言”，至此清水芙蓉一般浮现：“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王者，打通天地人为一体者。王道大一统，安民惠民，敬神顺道，那些不能如此的天子、诸侯、大夫，全在被贬斥、诛讨之列！

今试观之、品之：

十五年，春，会于戚，讨曹成公也。执而归诸京师。书曰：“晋侯执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则曰：“某人执某侯。”不然则否。诸侯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辞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楚将北师，子囊曰：“新与晋盟而背之，无乃不可乎？”子反曰：“敌利则进，何盟之有？”申叔时老矣，在申闻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郑……郑子罕侵楚，取新石。栾武子欲报楚，韩献子曰：“无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

晋三郤害伯宗，僭而杀之，及栾弗忌。伯州犁奔楚。韩献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难。”

戊寅，晋师起。……（楚师）过申，子反入见申叔时，曰：“师其如何？”对曰：“德、刑、祥、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祥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无求不具，各知尔极。故《诗》曰：‘立我烝民，莫非尔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龙（再加两撇，大也），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子其勉之！吾不复见子矣！”（楚师果败，峰按。）

观此数条，可知中国人虽处乱世，但仁义礼智信之伟大道德信念，却从未动摇，举凡晋侯执曹公、韩献子之论战、申叔时之侃侃议论，均显示中国轴心时代之高迈，超出同一时期（公元500年前后）世界各国文明之上，为人类道德生命、文明生活之巅峰也。

研读《春秋》乃知：中华文明实寄寓全人类崇高灿烂之伟大信仰，虽晚周乱世，政治紊乱、学术衰微之时，中国人益发秉持坚定光明信念，外在环境愈黑暗混乱，中国人益发坚信：全人类，尽管一时迫于权势之种种淫威，然人类天性之纯良，人类文明生活赖以稳固树立之合理秩序，清明广大之信念，诸多文明美善事业，仍巍然不可移易，灿然不可遮掩。

《春秋·鲁襄公二十四年》载：

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范宣子乃晋国执政，晋国为华夏主盟国，范宣子自以为世居显赫之族，足以“不朽”，遂屡问叔孙豹。叔孙豹一语破的：“世禄而已，焉得不朽！”豹以鲁国周公之后、保有中华文明之精粹，遂谆谆教诲以鲁先大夫藏文仲（孔子老师）之至理名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此即中国人伟大灿烂信仰之智慧渊源、文献出处：最上者立德，生民承其风教而千年不改，譬如孔子；其次者立功，仁政善教足以维系数百年稳定繁荣，譬如两汉诸帝、唐宗宋祖之类；再次，巍然挺拔其志，灿然垂世立文，千载之下，诵读其文，敬佩其神，沛然莫之能御，譬如董仲舒、司马迁、民国七贤者。

予读《春秋》，捧书而叹：自古王公贵族、名商巨贾，代不乏人，然“经久而废”，西儒所谓“时光磨灭了万物的价值”；唯此“三不朽”信仰，无垠灿烂，照耀人寰，虽贫寒之士，有以奋然勃兴，替天行道，傲立天地之间，挺拔宇宙之外，此之谓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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