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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孔学源流之一百零七——古典宪政思想:儒家政治哲学核心(中),中国哲学特质之七
毛峰
2016年09月19日

儒家宪政哲学-道统之学,主张天子、贵卿、百官、士绅、百姓均受制于善良天意(天地之仁)的约束,而善良天意的最集中体现,则是人民的意志、百姓的安乐。《尚书》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就是中华古典宪政体系的最高哲理概括。

这一古典文明意义上的、具有浓厚道德意味的、以“敬天爱民”(天意与民意,实为一体)为宗旨的古典宪政制度与精神秩序,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以上的传播奥秘,缔造了全社会的长治久安、繁荣昌盛,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和全球文明的宝贵遗产。

儒家宪政思想的传播路径之一,即孔子家学。

孔子世家之学,记载于《孔丛子》、《孔子家语》、《说苑》、《韩诗外传》、《十三经注疏》、《群书治要》等传世名著中。譬如《孔丛子》20篇,记述了孔子、孙子思、七世孙孔穿、八世孙孔谦、九世孙孔鮒(孔甲)的思想传承与政治、学术活动,是一部记述晚周孔子世家、儒家学派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环境之间鲜活互动的伟大而珍贵的历史见证与文献纪录。

孔子在世及逝世后,孔门一族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思想活力,人才辈出,从名显于世的大德名儒,一直到封侯拜相的达官贵人,代不乏人。孔门历代子孙,学行端正,巍然名世,传承、弘扬孔门世家之学,长达六百余载。司马迁《史记》赞“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确非虚誉。

其中,圣孙子思,亲承圣人教诲,持身正义、涵养正学,傲然维系儒家道统、学统,居儒家学术传播之重要地位。因子思父孔鲤早死,子思亲承祖父孔子教化,襄助孔子完成儒家六经撰述,尤其是巍然名世之《春秋》、《易传》等,孔子学说至此,堪称博大深粹、登峰造极,子思与有力焉。

七世孙孔穿(子高)与齐王、魏王、平原君、信陵君等战国上层人士交游、议论时政,极受各方推尊,著有《谰言》;八世孙孔谦(子顺,又称子慎)出任魏相,受封文信君。

1,孔圣九世孙孔鮒襄助陈胜起义军,任陈涉博士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九世孙孔鮒(子鱼,又称孔甲),博学正直,遭秦暴政焚坑之忧,冒着极大危险,将《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藏于孔子旧宅墙壁中,率众弟子逃避隐居嵩山讲学。《孔丛子》即由他与弟子编撰而成。

陈胜起义,号楚王,孔甲率弟子下山襄助,陈胜亲迎,拜为博士、太师,成为儒家学者加入人民起义军、反抗暴政压迫、以鲜血和生命捍卫中华宪政秩序的伟大代表!

研读这段经籍,可知孔子家学传承千年不断的传播奥秘:孔甲秉承孔子宪政思想,毅然加入人民起义,鲜明凸现了孔子学说一贯的宪政宗旨——以仁义维护百姓利益,为此不断抗衡诸侯权贵、代民请命、反抗暴政,故而遭到秦始皇等当权者的仇视、忌惮,直至悍然焚坑儒生而自取灭亡!

国粹京剧有“家有诗书如沧海,铁打的双肩两昆仑”之唱词,揭示中国人极其重视“家学”涵养、家教谨严的文明教养精神,民国七贤之一、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外交家、翻译家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称“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尊老慈幼,和乐融融,犹如西方人之举家前往教堂礼拜”云云,最传神概括出孔子创立“世家之学”之深意——家庭作为人生第一个传道场所,最能以温情爱意,传播人类文明至大至高、光明瑰丽的道德精神与宪政信念!

观《论语》所载,孔子尝独立于庭,子思父孔鲤,趋而过庭,孔子训诲以“学《诗》、学《礼》”,否则“无以言,无以立”。从孔子一生圣迹,到子思之傲然对抗王侯,再到孔甲率弟子毅然加入陈胜起义军,孔门历代嫡传之心法,孔子世家之学,其捍卫中华宪政之崇高道德理想,其立身、传道之醇、厚、精、粹,宏、约、深、美,可见一斑。

《孔丛子·独治》诸篇,记载了孔甲在战国末期的学术、政治活动:其“乱世独治其身”的态度;鼓励门生叔孙通参与政治;秘藏儒家经典;受张耳、陈余之荐,参加陈胜起义军、拜为博士、太师;与陈胜讨论族礼、军礼、治道;在委任将帅问题上,与陈胜意见不合,退隐不仕,陈胜军后来果然败绩;孔甲去世前召告侄子,如何修身、求学等,弥补了《史记》等正史对这一段历史的记载空阙,非常珍贵。

《孔丛子》最后一篇《答问》记载孔甲与陈胜之间有关天下治道的议论,传达了秦汉之际巨变的重大政治讯息:

陈王问太师曰:“寡人不得为诸侯群贤所推,而得南面称孤,其幸多矣。今既赖二三君子,且又欲规久长之图,何施而可?”答曰:“信王之言,万世之福也,敢称古以对。昔周代殷,乃兴灭继绝以为政首。今诚法之,则六国定不携(离),抑久长之本。”……王曰:“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远世之王,于我何有?吾亦自举,不及于周,又安能纯法之乎?”

孔甲此番“兴灭继绝”之论,与《论语》最后一章《尧曰》遥遥呼应,显示孔子家学之严谨传承、中华古典宪政体系之崇高道统:“兴灭国、继绝世”(兴亡继绝),乃人类文明进步之大道——复兴濒临灭亡的礼乐文明、继承濒临绝灭的世家文化,并非照搬前代礼乐典章,而是进行一番“损益”、“斟酌”,使文明事业永葆宪政的精髓,以适应、以奋然开拓文明进步的新局。

陈胜虽然历经晚周衰乱,且粗通文化,但毕竟是农民起义领袖,教养欠缺,虽然明白“南面称孤”必须“诸侯群贤所推”(中华古典宪政之根本精神),但出于浅近之见,以为“六国后君”、“远世之王”分封以后,于己不利,遂不予采纳。

孔甲见陈胜刚愎自用、拒绝劝谏,遂适时退隐。

临终前,召侄子孔腾(子襄),告以孔子家学之精髓:

鲁,天下有仁义之国也。战国之世,讲诵不衰,且先君之庙在焉。吾谓叔孙通,处浊世而清其身,学儒术而知权变,是今师也。宗于有道,必有令图,归必事焉。

孔甲真名儒也,一眼看穿此后历史新局之展开:叔孙通属儒家“事功主义”(政统)一派,初仕于秦,任秦博士;见秦暴虐无道,巧计逃脱,归隐于鲁,与孔子后人孔襄等讲习儒术;汉灭秦楚,巍然兴儒术,叔孙通入朝为官,受汉高祖之命,制朝仪以控悍将功臣,毅然守护太子(惠帝),促使高祖放弃废长立幼之乱谋,汉初惠、文、景、武帝休养生息、奖掖儒术,中国长治久安、繁盛未央,孔子、子思、孔甲、孔腾以及叔孙通等世家之学、儒家众派,堪称守护文明、开拓人类进步事业之圣贤功臣也!

2,子夏学派新儒学之开拓进取

孔子在周游列国、颠沛流离之时,即已敏锐察觉到时局之巨变与学术思想之一代新风,正在列国渐次生成。

首先,晚周诸侯各国实力猛增,与周天子所代表的王室之离心离德趋势已无可挽回,孔子复兴“周道”于“东方六国”的理想(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日显迂阔难行,故而,孔子“晚年变易”,变“小康秩序下之周政”为“大同秩序下之尧舜之政”,《论语》记载孔子对尧舜大同宪政体系一再推崇,其文明寄托,即深且广。

民国七贤之一、现代哲学家熊十力先生,在《原儒》、《乾坤衍》等巨著中,称呼孔子这一思想转变为“小康之学”向“大同之学”的回归,确实深有见地、深有启发。

其次,颜回、子路、子贡、子游、子夏等新老两代儒生,亲身经历、参与推动这一时代巨变,且深入钻研孔子古典宪政道统之精髓,措之晚周列国争雄之“时宜”,亦襄助孔子学说完成这一深刻变化,儒门内部“狂简之学”、“狂狷之学”勃然而兴,蔚然成风,不可遏止。

孔子自叹不能裁量这一孔门新学:“归与!归与!吾党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同时,孔子内心对此新一派思想,亦深表赞许:“不得中行而与也,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天下无道,中庸之行日益艰困局促,不如狂傲狷介之士,更合乎时宜。

总之,“狂儒”奋然进取,有所作为;狷介之士,则归隐深山、不屑流俗、以待时机。子夏、子思、孟子、荀子因之巍然而兴,李克、吴起、尸子、商鞅之学,纷然杂作,共同扩大、完善、更新了儒家道统,商鞅、李斯、韩非等,更进而创立儒家政统之别派——法家,与儒家并立、争鸣矣。

子夏就是儒门新进思想学术变革的代表人物。

子夏乃孔子新进弟子,受孔子赞许,为儒门四科之一“文学”一门的表率(另一人为子游),对孔子晚年提出变革周礼小康秩序,以适应晚周平民阶层之崛起、谋求古典宪政大一统新局面的政治、学术主张,颇有所襄助、有所阐扬。

《论语·颜渊第十二》载曰: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问知。子曰:“知人。”

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孔子此处答樊迟问仁,一言以蔽之,曰“爱人”,即普天之下,人类惟有彼此相爱,才能生存下去,并获得生命的完满幸福,斯义巍然赫赫,朗若乾坤、灿若日月,迟钝如樊迟之辈,亦一告而豁然也。惟其不知,孔子每言一义,必兼涵两大领域——个体生命领域之“德”与群体生存领域之“道”,故而,“爱人”特涵古典宪政意义,即“爱民”之意,故而,樊迟问“知(智)”,孔子即告“知人善任”之义,樊迟不解,孔子以“举直错诸枉”谆谆以告:选举正直的君子,依据“古典宪政的制度体系”,把这些正直君子,放置在不正直的“枉者”之上,如此,选举、任用贤德之才的一系列宪政制度安排,就可以使天下“枉者”自我改善,而无需对“枉者”实施行政命令式的限制、改变。

子夏作为孔门高足,深得孔子宪政哲学之精髓,在樊迟仍然不解而主动求教的情形(子夏在儒门弟子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下,耐心启发学弟,诠释圣意并援引宪政史,予以发挥:宪政核心,在“选举贤德之人,主持天下大政”——舜帝即位,公开选举,任命皋陶、大禹、夔、龙等贤德九卿,组成宪政文治政府,不仁者自然被筛选出局;商汤即位,公开选举,任命伊尹等一批贤德在位,不仁者亦远矣!

子夏实乃孔子学说一大传播重镇。

其传播路径有三:一是精准传承“六艺之学”,从而缔造儒家学统,为儒家学者世代稳居中国知识界一流地位奠立基础;二是促进儒门内部的思想学术更新,大力推进新派思想的孕育、成熟;三是对外开拓儒家政统,积极参与、主导诸侯各国的政治活动,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
民国七贤之一、一代文史宗师柳诒征,其巨著《中国文化史》博引众说,推许子夏之传经、布道:

孔门弟子之有功于吾国者,惟讲学授经之人;六艺之昌,微诸弟子,未能历数千年而不绝也。……《史记》称:“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初未言其传经,而子夏之传独广,于《易》则有传。……毛公之传,相传出于子夏。……伏生之学,亦由子夏所传也。《礼》有《丧服传》,亦子夏作……《春秋》虽莫赞一辞,而《公》、《榖》二传……子夏传公羊高……盖今世所传五经,皆出于子夏。子夏之于吾
国文化之关系,亦大哉!

子夏学行精深博大,不仅传承儒门六艺之学,后代儒家“学统”,均赖子夏而开启,汉儒伏胜、辕固生、鲁申公、刘向、孔安国、马融、郑玄等名儒为代表;更重要的,是开启出儒家理想主义“道统”一派,子思、孟子及其门生,以恢复、重建“古典宪政体系”(道统、学统、政统合一)为根本文明宗旨,巍然为理想主义学派,汉初陆贾、董仲舒、司马迁为此一派之大宗师,堪称缔造伟大民族信仰者。

与此同时,子夏受魏文侯、魏武侯父子尊崇,被立为国师,以儒家“政统”之学,讲授于西河,李克、尸佼、商鞅、荀子、李斯、韩非等受学于子夏,或子夏之门人,进而开启出儒家事功主义政统一派,堪称子夏学派之新儒学。

儒家宪政哲学的重心,发展到子夏学派,由“尊周礼”一变而为“崇新法”,为儒家政统之别派——法家思想的出现,准备了必要条件。法家代表人物如李克、商鞅、吴起等,均受教于儒家,分别主持各国变法,毅然推行耕战统一中国之大业,汉初名臣叔孙通、公孙弘等亦主张儒法合流,以顺世、趋时、建政、立功者,乃其流风所致也。

3,子思之学:傲然巍然,与天地相仿佛

子思之学,一则得自孔子、孔子家学嫡传,一则得自子夏、曾子等先辈大师之教授、栽培,巍然为儒家道统中坚。

《韩非子·难三》载曰: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吾闻庞间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对曰:“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劝民。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臣不
知也。”

子思时已尊贵为鲁穆公老师,他谆谆告诫鲁穆公,衡量君子的大节,在于“尊贤以崇德,举善以劝民”,不要纠缠其私生活之细节,斤斤计较于这些细节,是“细人之识”也,有为君主应当警惕,勿陷入俗细之人俗细之见,反而忽视了君主“尊贤”之大道。观此可知,子思胸襟、眼界、气魄之宏大、开阔,不拘细行、细识,真“王者师”气象也。

子思(约公元前483-前402年)名孔伋,孔子之孙,孔鲤之子,年辈上属于孔子再传弟子。孔鲤早死,在学术和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子思承孔子嫡传之家学,对儒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是战国前期儒家一大重镇。

《孔丛子·居卫》颇能道出子思其人之独特风采,鲜活展现其学、其思之独特品质与博大境界。

子思谓子上(孔白,子思之子,孔子四世孙)曰:“有可以为公侯之尊,而富贵人众不与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无欲乎?夫锦缋纷华,所服不过温体;三牲大牢,所食不过充腹,知以身取节,则知足矣。苟知足,则不累其志矣。”

孔子学说之难能可贵、万世不朽者,即在于扶持每一人生,奋然挣脱“富贵荣华”对平生大志之种种羁绊、迷乱、束缚,巍然而傲然,广大而自由地担当人生之仁爱道义责任(儒家所谓“大节”者),外足以安定天下、社稷、家国,内足以安定自身生命,如此,每一人生乃能奋然超脱“俗累”,克尽其“天命”,自由而幸福地度过每一天!

子思精妙传承孔子“尚志之学”,谆谆教诲儿子孔白(子上、孔子四世孙)说:“唯有安身安人安天下之志,才能拥有公侯之尊,而那些贪求富贵与流俗人众,是无法理解的!”亦即:君子“以身取节”,小人“以身殉利”;君子终生自由,小人终生受困。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子思之学规模广大,“傲然与天地相仿佛”,故而,子思常有傲视王侯、率性脱俗之举。作为亲炙孔子之私学的先辈学长,曾子亦与子思深入讨论此一学风分歧之点:

曾子谓子思曰:“昔者吾从夫子游于诸侯,夫子未尝失人臣之礼,而犹圣道不行。今吾观子有傲世主之心,无乃不容乎?”

子思曰:“时移世异,各有宜也。当吾先君,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夫欲行其道,不执礼以求之,则不能入也。今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伋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尧舜揖让,汤武用师,非故相诡,乃各时也。”

子思数语道尽晚周之时移世变:晚周初期,礼乐制度虽毁坏,但诸侯各国君臣之间尚结成一体,孔子及门徒必须执礼恭敬,以劝说诸侯大夫改弦易辙以行大道;到了子思所处之战国时代,诸侯各国彼此争霸,延揽名士以谋划统一中国,此时儒家必一改曾子之恭谨小心,而为高亢其行、傲视王侯之“狂简”、“狂狷”风度,以警醒世俗、匡正时弊也!

同样,子思的学生羊客,顺承儒门一贯推崇古典宪政体系之伟大精神宗旨,与子思深入讨论中华古典宪政制度体系中诸侯领袖之“伯”一级权力建制的由来:

羊客问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谓之二伯。周自后稷封为王者,后子孙据国,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为诸侯矣,焉得为西伯乎?”

中华文明自五帝、三王以来,创设起古典宪政体系,除了广建诸侯外,尚设置诸侯之长,谓之“伯”,上以约束天子,下以监督诸侯,黄帝时代称“左右大监”,尧舜时代称“四岳”、“方伯”,夏殷时代沿袭宪制,以周公、召公为“二伯”,以监督天子、诸侯行政,洛阳以西,周公主之;洛阳以东,召公主之,其权足以代天子、专征讨、保万民;故而,汉初儒宗董仲舒,亲诲史圣司马迁曰,孔子《春秋》之旨,在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儒门宪政道统之学,传承分明,有如此者。

故而,子思教诲羊客曰:

“吾闻诸子夏,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瓒秬鬯之赐,故文王因之,得专征伐。此以诸侯为伯,犹周召之君为伯也。”

此子思自述其学,得之于子夏者为多也。

子思宪政思想,以“君臣一体、彼此纲维”为本,即古今宪政哲学第一义——无论社会品级,一律均衡对等为特色。《昭明文选·王褒·四子讲德论》曰:“君者中心,臣者外体。外体作,然后知心之好恶。”李善注引《子思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正则体修,心肃则身敬。”郭店楚简所出、子夏所作《缁衣》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

换言之,上述经典文献之间,彼此参证,可以明了,自孔子、子思、孟子,直至王褒、李善、魏征,周秦汉唐文明一以贯之的中华古典宪政精神,就是“君民一体,彼此纲维、彼此制衡又彼此担负”的权利义务均衡对等关系,犹如心脏与身体四肢一般的密切;“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精准概括了天子、诸侯国君、朝廷大臣、百姓之间水乳不分、紧密一体、彼此纲纪的伟大宪政关系,而子思及其门人学派,不愧为上继孔圣、下传孟子,巍然树立儒家伟大古典宪政与人文道统的智慧枢纽、开宗立派的伟大导师。

子思是晚周儒学大师,据《孔丛子》载,子思学生有曾子之子曾申、子张之子申详(祥)、县子、羊客,还有子思之子孔白(子上)、孟子等一代圣孙苗裔、巍然名儒,列于子思门墙,另有鲁穆公、费惠公、卫公子交等诸侯、贵卿、名流,为子思传人。

子思之学,恢宏瑰丽、胜义纷披,其规模之广阔、哲理之精深,传承自孔子晚年“序《易》、著《春秋》”之天地人大一统宇宙生命之学,开启孟子“浩然正气”之儒家辉煌道统,实乃承先启后、奠立根基的一代儒宗。

依稀记得,初次研读子思所著《中庸》,蓦然间,一个真气弥满、伟岸磅礴、光明瑰丽的世界,自简短的文字间喷涌而出!与以往被“新文化”一再灌输的“刻板印象”不同,与儒家一再遭受污损而形成的“儒家思想是封建帮凶、御用工具”的伪造形象大相径庭,一个傲然立于天地之间、毅然担当天下道义的伟岸男儿形象,自子思笔下,汩汩而出!

浑浑噩噩者,举世滔滔皆是,但决不是孔子、子思,决不是孟子,决不是真儒家!眼前一一掠过那些污损历史、最终出于无奈、屈服于高压而自我污损、甘于受虐的近现代名流、巨子们的可怜形象,而从晚周诸子,到“民国七贤”,一代代仁人志士、古今贤哲,以男儿的正气、精血、生命与青春,书写出中国史、人类史上一篇篇文天祥式的《正气歌》,一部部向光明、幸福奋进不息的瑰丽史诗!

如今,完全可以认定:哺育出尧舜、大禹、关公、岳飞、文天祥、海瑞等如此众多英雄人物的中华文明正统,及其主导的宪政思想——儒家学说,不可能是“吃人礼教”束缚下的可怜制度、可怜学问、可怜精神的造物,而是“傲立于天地之间,挺拔乎宇宙之外”的伟大文明、伟大教化、伟大信念,伟大生命之不朽灵魂!伟大男儿之精血!

子思哲学代表作《中庸》,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瑰丽的一篇哲理散文,与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六德》、《五行》、《缁衣》、《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诸篇之间,与先秦文献《子思子》、《孔丛子》等巨著,与《尸子》等隋唐经籍所载录的传世文献之间,彼此印证、生发,揭示了儒家学说的“智慧链条”,自孔子创立以来,经子思、孟子等历代巨儒传承、发挥,巍然灿然,构成华夏文明的伟大正统,其真理性与普世性,在全球文明时代将日益彰显。

子思之学乃儒家精髓之“尽己之学”,即儒家自立、自爱,进而立世、爱人之博大宗旨与精髓所在也。子思儒学传入晋、秦、楚等中国中西部、南部地区,与学生尸子、商鞅等兼采儒法思想、致力于中国统一大业的思想家、政治家一起,发挥出更大的政治、社会影响。

 4,从尸子到商鞅:儒家事功主义别派

尸子,名佼,公元前4世纪即晚周时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家,河南偃师县尸乡人,因乡以为氏,称尸子。

《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曰:

楚有尸子,谓疑其在蜀,今案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
并诛,乃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

尸子乃商鞅老师,商鞅许多学术思想、政治措施,尸子亲为其讲授、谋划也。《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载《尸子》二十篇,注云:“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后,逃入蜀。”[13]盖尸子早年居鲁,受业于子思,后入三晋,亦曾居留楚国,襄助学生商鞅谋划法家统一中国事业。商鞅被杀,尸佼逃难入蜀,著成《尸子》二十篇,卒葬于蜀地。

蒙文通先生在《古学甄微》中,揭示晚周儒法等诸子百家之间融会贯通的学术趋势曰:“子思氏之儒,固援法而入于儒者也。法家法殷,儒取法而有改周文从殷质之说……儒家之李克(子夏弟子、魏文侯相),因亦浸淫于法者。战国之世,儒家之杂取法家者多,岂特贾生、晁错然后明申商之说哉?”

李克师事子夏,在魏拜相,推行“尽地力之教”而率先变法;吴起师事曾子,变法于楚国;商鞅师事尸子,变法于秦;李斯、韩非师事儒家荀子,却卓然为法家巨子,皆因时移世变,儒家遵孔子“温故知新”之旨,其“正名”思想,与法家“循名责实”思想殊途同归,故而可知,儒法汇合、诸子汇合,为晚周中国政治学术一大趋势与潮流。

《尸子》经汉末董卓之乱,有所散失。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名臣魏征奉敕修撰《隋书·经籍志》,著录《尸子》二十卷,大体恢复《汉志》旧观。此前十年,魏征奉敕率虞世南、褚亮、肖德言编撰《群书治要》,收录《尸子》十三篇,以“陈仁义道德之纪”,为目前可见的最早版本。清人汪继培据此本编成《尸子》两卷,允称善本。民初,梁启超、张西堂认为今存《尸子》,或为后人伪造,乃疑古陋习,其理据不能成立。

《汉书·艺文志》列《尸子》为杂家。

班固谓杂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迁史、班志,其深邃见识,远超今人,不知凡几也:天地人宇宙生命之大道,无不融会贯通;华夏古典宪政之“王治”,无不融会贯通;故而,儒墨爱民之慈,名法治民之正,道阴阳顺理宇宙群生之妙,融会贯通;诸子百家智慧之融会贯通,要诀在“不拘一法一式”、熔铸一体、触类旁通,故而成就人类文明之大、中华智慧之高也。

“杂家”者,非驳杂不纯之谓也,杂取诸家之长,措置时宜,融会贯通之伟大学问也。秦汉之际巨著《吕氏春秋》、《淮南鸿烈》,汉初名儒陆贾、贾谊、董仲舒、司马谈、司马迁等,均能融会贯通而适应中国历史发展之时宜,巍然为一代儒宗也!

名贤魏征,率诸贤撰集《隋书·艺文志》,列《尸子》为杂家之一而精辟诠释之曰:

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

观尸子学说,归宗儒家,博大纯质,主张正己、修身、用贤、举善、正名、明分,量才而授爵,量功而授禄,代表着晚周儒家、法家合流之下,一代中国新知识分子的思想趋势,指示着中国历史迈向王道大一统的合理方向。

今检取晚周诸子之一《尸子》所论,与《子思子》、《中庸》等,如出一辙,可知周秦汉唐之华夏文明正统也:

目之所美,心以为不义,弗敢视也;口之所甘,心以为不义,弗敢食也;耳之所乐,心以为不义,弗敢听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
服也。然则令于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尸子·贵言》)

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返也。心曰唯,莫敢不唯……和则同,同则善。

近代有西方论者提出“物质与意识的第一性及决定关系”诸说,观子思子、尸子、陆九渊、王阳明、熊十力等历代诸贤哲所论,即确知其虚妄:耳目鼻口手足者,乃至万事、万物者,均由人类心灵予以调动、派遣、措置,“心”主导“物”乃天地间了了分明、判然无讹者,近代论者执一管而窥全豹,更有据以推行“标准答案”者,悍然以此愚弄天下士子,不亦悲乎:

国乱则择其邪人而去之,则国治矣。胸中乱,则择其邪欲而去之,则德正矣。

仲尼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不出于户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反之于己也。”以是观之,治己则人治矣。(《尸子·处道》)

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己身。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中庸》)

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国治,用贤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事自定,赏罚随名,民莫不敬。

执一之道,去智与巧。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财。夫致众贤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尸子·分》)

仁义圣智参天地。天若不覆,民将何恃何望;地若不载,民将安居安行。圣人若弗治,民将安率安将。是故天覆之,地载之,圣人治之。

天高明然后能烛临万物,地广大然后能载任群体。其本不美,则其枝叶茎心不得美矣,此古今之大径也。是故圣王谨修其身,以君天下。(《尸子·神明》)

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

研读《中庸》、《子思子》、《孔丛子》、《尸子》、郭店儒简等传世经典,对照中国周秦汉唐直至明末的宪政治理经验,可灿然明了儒家倡导的“古典宪政体系”(儒家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合一体系),旨在约束天子、诸侯、贵卿、大夫、士绅之恃权不法,以保护百姓安居乐业的权利、天下苍生的幸福。

故而,孔子之“正名”、孟子之“王道”、《尸子》之“正名覆实”、子思、孟子之“王道”诸论,皆旨在树立全社会之正义、合理、均衡之古典宪政秩序,唯此,人生乃能自安而安人,进而广大高明、精微神妙,与天地相参矣。

民国七贤之一、经史大师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曰:“至魏文时,而李克著《法经》,吴起偾表徙车辕以立信,皆以儒家而尚法,盖礼坏则法立,亦世变之一端也。”

魏文侯是战国初期主持变法、广招儒生、扩张国势的一代伟大政治家,魏文侯及其子魏武侯,父子同拜儒学大师子夏为师,两朝同拜著名儒生李克(李悝)为相,拜另一儒生吴起为主帅,一时间,儒学大盛于三晋之国中率先崛起的魏国,儒门弟子云集魏国,著名儒生有子贡学生田子方,子夏学生段干木,子夏再传弟子李克、曾子学生吴起等,分别主持魏国民事、军事大政,儒学一举告别在鲁国的长期“在野地位”,成为主导战国初期政治、经济、军事潮流的“显要之学”。

与此同时,儒学作为博大深邃的学术统系,也由子夏、子思、尸子等人的辛勤培育,儒门大师的代代传承而灿烂可观:“(曾)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荀子)”,可谓代代杰出。

儒家因此成为晚周以来第一大学派。

其中,子思一派,传至孟子及门弟子,巍然为儒家宪政理想主义之“道统”学派;子夏一派,连同李克、吴起,连同尸子、商鞅师徒,再有荀子、李斯、韩非等师弟子加入、变化,长期讲学于三晋、秦、楚,活跃于魏、秦、楚等国政坛,巍然转成儒家事功主义、现实主义的“政统”学派,直接孕育了法家思想的出现与兴盛;更有曾子、子贡及其再传弟子,活跃于学坛、商界,巍然为名儒,维系着儒家学统。

商鞅约在魏武侯执政末期、魏惠王执政初期由卫入魏,儒业学于尸子,法政学于李克、吴起,后在魏惠王丞相公叔痤门下办事,公叔痤临终推荐商鞅于魏惠王,惠王不能用,商鞅遂西入秦,因秦孝公嬖幸之臣景监的推介,数次游说秦孝公,受孝公赏识而主持秦国变法。商鞅初次游说孝公,以尧舜、夏殷周王道等儒家主张为标榜,孝公不予理睬;后改为法家霸道主张,孝公大为赏识,当即委以重任。

由此可知,孔孟“儒家王道仁政的伟大理想”,必须经历“法家霸道政治”这一历史曲折,乃能统一中国,进而从容措置、徐徐展开,否则,国乱而民困,仁政、王道无从措置也。

可惜秦始皇、李斯等秦朝君臣、权贵,师心自用、不明斯理,统一中国之后仍然不恤民力、残暴专制,终于自我断送大一统王朝;而汉初君臣,深明斯义,一味体恤民生、休养生息,同时以儒家教化规范天子、贵卿、大夫、士绅、百姓,遂铸就四百年绵延不息、光辉灿烂之大汉文明也。

儒法诸子根本智慧的一致性,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论六家指要》、陆贾、贾谊、董仲舒、孔安国等汉初诸贤,均论之凿凿;民国七贤之一的钱穆大师,巍然接续而揭示于《先秦诸子系年》曰:“人尽夸道鞅政,顾不知皆受之李、吴。人尽谓法家原于道德,不知实渊源于儒者。其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复礼之精神,随时势而一转移耳。”

孔子正名之说,博大深湛,垂范万世:父有慈爱之名,子有孝顺之义;君有礼贤爱民之名,臣有忠诚勤勉之义;依次类推,一切人伦关系、公共关系,必有此一“名分”在,必以此“名分”为标尺而加以协调、维系,一切社会之公共生活、私人生活,据此而有序、合理地运转起来。

儒家宪政道统,贯穿于孔子仁义思想。仁义作为普世共通之道德信仰、文明理想,凝聚为古典宪政体系,以道统为信仰,以学统为标尺,以政统为制度,三统合一,余谓之古典宪政体系。《子思》谓之“仁义礼智圣”,《白虎通》谓之“三纲六纪”,全民族咸尊“仁义礼智信”为人类公共关系的准绳、法则,人类文明秩序之道德基础与精神核心。民国七贤之一的陈寅恪先生,谓之“犹如柏拉图之Idea”,同为“民国七贤”之一的辜鸿铭先生,谓之“名分大义,乃人类荣誉与责任的最高法典”云云,以此。

《商君书·定分》曰:“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卖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贫盗不取。”

商君之言信哉!神农设市,日中交易,百姓互通有无,虽财货粲然陈列,贫盗不敢攻取者,名分已定也;黄帝立国,诸侯公推天子、大臣、百官之“宪政名分”已定,天子、诸侯、百官,只能以德居位,天下为公之宪政精神,深入人心,虽暴如桀纣、贤如周公、伊尹,不能乱之,中华文明乃井井有条;尧舜二帝允恭克让、爱民如伤,百官百业,繁盛有度,中华文明乃灿然华美。故而,儒家所谓“名分大义”,在虞夏殷周为“礼”,在晚周秦汉为“法”,在希腊罗马、近代宪法哲学,谓之“自然法”、“法治”者,即发自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统秩序中而万古不移者也。

《尸子·发蒙》论之曰:“正名以御之,则尧舜之智必尽矣。明分以示之,则桀纣之暴必止矣。……明分则不蔽,正名则不虚,赏贤罚暴则不纵,三者治之道也。”尸佼之学博大深邃也:明确君臣父子、百官百业之职责,谓之“明分”;合理正当地对待万事万物之实质、法则、规范,谓之“正名”;奖赏贤德、惩治残暴不仁,谓之“有度”(不纵),三者匹配,礼教为主,法治为辅,人类社会必长治久安也!
大一统长治久安,而非东挪西凑,谓之王道。

儒家诚万世不易之王道也:孔子、子思、孟子为之正统,子夏、尸子、荀子为之别派,匹配互动,措置时宜而大用于世,全球大一统之仁爱和平,庶几近之矣。《尸子·劝学》曰:“惟德行与天地相弊也。”弊者,尽也,终也,人类德行,鼓舞奋发,足以匹配天地之大道、万物之丰美、宇宙之无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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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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