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宪政哲学-道统之学，主张天子、贵卿、百官、士绅、百姓均受制于善良天意（天地之仁）的约束，而善良天意的最集中体现，则是人民的意志、百姓的安乐。《尚书》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就是中华古典宪政体系的最高哲理概括。
这一古典文明意义上的、具有浓厚道德意味的、以“敬天爱民”（天意与民意，实为一体）为宗旨的古典宪政制度与精神秩序，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以上的传播奥秘，缔造了全社会的长治久安、繁荣昌盛，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和全球文明的宝贵遗产。
儒家宪政思想的传播路径之一，即孔子家学。
孔子世家之学，记载于《孔丛子》、《孔子家语》、《说苑》、《韩诗外传》、《十三经注疏》、《群书治要》等传世名著中。譬如《孔丛子》20篇，记述了孔子、孙子思、七世孙孔穿、八世孙孔谦、九世孙孔鮒（孔甲）的思想传承与政治、学术活动，是一部记述晚周孔子世家、儒家学派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环境之间鲜活互动的伟大而珍贵的历史见证与文献纪录。
孔子在世及逝世后，孔门一族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思想活力，人才辈出，从名显于世的大德名儒，一直到封侯拜相的达官贵人，代不乏人。孔门历代子孙，学行端正，巍然名世，传承、弘扬孔门世家之学，长达六百余载。司马迁《史记》赞“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确非虚誉。
其中，圣孙子思，亲承圣人教诲，持身正义、涵养正学，傲然维系儒家道统、学统，居儒家学术传播之重要地位。因子思父孔鲤早死，子思亲承祖父孔子教化，襄助孔子完成儒家六经撰述，尤其是巍然名世之《春秋》、《易传》等，孔子学说至此，堪称博大深粹、登峰造极，子思与有力焉。
七世孙孔穿（子高）与齐王、魏王、平原君、信陵君等战国上层人士交游、议论时政，极受各方推尊，著有《谰言》；八世孙孔谦（子顺，又称子慎）出任魏相，受封文信君。
1，孔圣九世孙孔鮒襄助陈胜起义军，任陈涉博士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九世孙孔鮒（子鱼，又称孔甲），博学正直，遭秦暴政焚坑之忧，冒着极大危险，将《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藏于孔子旧宅墙壁中，率众弟子逃避隐居嵩山讲学。《孔丛子》即由他与弟子编撰而成。
陈胜起义，号楚王，孔甲率弟子下山襄助，陈胜亲迎，拜为博士、太师，成为儒家学者加入人民起义军、反抗暴政压迫、以鲜血和生命捍卫中华宪政秩序的伟大代表！
研读这段经籍，可知孔子家学传承千年不断的传播奥秘：孔甲秉承孔子宪政思想，毅然加入人民起义，鲜明凸现了孔子学说一贯的宪政宗旨——以仁义维护百姓利益，为此不断抗衡诸侯权贵、代民请命、反抗暴政，故而遭到秦始皇等当权者的仇视、忌惮，直至悍然焚坑儒生而自取灭亡！
国粹京剧有“家有诗书如沧海，铁打的双肩两昆仑”之唱词，揭示中国人极其重视“家学”涵养、家教谨严的文明教养精神，民国七贤之一、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外交家、翻译家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称“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尊老慈幼，和乐融融，犹如西方人之举家前往教堂礼拜”云云，最传神概括出孔子创立“世家之学”之深意——家庭作为人生第一个传道场所，最能以温情爱意，传播人类文明至大至高、光明瑰丽的道德精神与宪政信念！
观《论语》所载，孔子尝独立于庭，子思父孔鲤，趋而过庭，孔子训诲以“学《诗》、学《礼》”，否则“无以言，无以立”。从孔子一生圣迹，到子思之傲然对抗王侯，再到孔甲率弟子毅然加入陈胜起义军，孔门历代嫡传之心法，孔子世家之学，其捍卫中华宪政之崇高道德理想，其立身、传道之醇、厚、精、粹，宏、约、深、美，可见一斑。
《孔丛子·独治》诸篇，记载了孔甲在战国末期的学术、政治活动：其“乱世独治其身”的态度；鼓励门生叔孙通参与政治；秘藏儒家经典；受张耳、陈余之荐，参加陈胜起义军、拜为博士、太师；与陈胜讨论族礼、军礼、治道；在委任将帅问题上，与陈胜意见不合，退隐不仕，陈胜军后来果然败绩；孔甲去世前召告侄子，如何修身、求学等，弥补了《史记》等正史对这一段历史的记载空阙，非常珍贵。
《孔丛子》最后一篇《答问》记载孔甲与陈胜之间有关天下治道的议论，传达了秦汉之际巨变的重大政治讯息：
陈王问太师曰：“寡人不得为诸侯群贤所推，而得南面称孤，其幸多矣。今既赖二三君子，且又欲规久长之图，何施而可？”答曰：“信王之言，万世之福也，敢称古以对。昔周代殷，乃兴灭继绝以为政首。今诚法之，则六国定不携（离），抑久长之本。”……王曰：“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远世之王，于我何有？吾亦自举，不及于周，又安能纯法之乎？”
孔甲此番“兴灭继绝”之论，与《论语》最后一章《尧曰》遥遥呼应，显示孔子家学之严谨传承、中华古典宪政体系之崇高道统：“兴灭国、继绝世”（兴亡继绝），乃人类文明进步之大道——复兴濒临灭亡的礼乐文明、继承濒临绝灭的世家文化，并非照搬前代礼乐典章，而是进行一番“损益”、“斟酌”，使文明事业永葆宪政的精髓，以适应、以奋然开拓文明进步的新局。
陈胜虽然历经晚周衰乱，且粗通文化，但毕竟是农民起义领袖，教养欠缺，虽然明白“南面称孤”必须“诸侯群贤所推”（中华古典宪政之根本精神），但出于浅近之见，以为“六国后君”、“远世之王”分封以后，于己不利，遂不予采纳。
孔甲见陈胜刚愎自用、拒绝劝谏，遂适时退隐。
临终前，召侄子孔腾（子襄），告以孔子家学之精髓：
鲁，天下有仁义之国也。战国之世，讲诵不衰，且先君之庙在焉。吾谓叔孙通，处浊世而清其身，学儒术而知权变，是今师也。宗于有道，必有令图，归必事焉。
孔甲真名儒也，一眼看穿此后历史新局之展开：叔孙通属儒家“事功主义”（政统）一派，初仕于秦，任秦博士；见秦暴虐无道，巧计逃脱，归隐于鲁，与孔子后人孔襄等讲习儒术；汉灭秦楚，巍然兴儒术，叔孙通入朝为官，受汉高祖之命，制朝仪以控悍将功臣，毅然守护太子（惠帝），促使高祖放弃废长立幼之乱谋，汉初惠、文、景、武帝休养生息、奖掖儒术，中国长治久安、繁盛未央，孔子、子思、孔甲、孔腾以及叔孙通等世家之学、儒家众派，堪称守护文明、开拓人类进步事业之圣贤功臣也！
2，子夏学派新儒学之开拓进取
孔子在周游列国、颠沛流离之时，即已敏锐察觉到时局之巨变与学术思想之一代新风，正在列国渐次生成。
首先，晚周诸侯各国实力猛增，与周天子所代表的王室之离心离德趋势已无可挽回，孔子复兴“周道”于“东方六国”的理想（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日显迂阔难行，故而，孔子“晚年变易”，变“小康秩序下之周政”为“大同秩序下之尧舜之政”，《论语》记载孔子对尧舜大同宪政体系一再推崇，其文明寄托，即深且广。
民国七贤之一、现代哲学家熊十力先生，在《原儒》、《乾坤衍》等巨著中，称呼孔子这一思想转变为“小康之学”向“大同之学”的回归，确实深有见地、深有启发。
其次，颜回、子路、子贡、子游、子夏等新老两代儒生，亲身经历、参与推动这一时代巨变，且深入钻研孔子古典宪政道统之精髓，措之晚周列国争雄之“时宜”，亦襄助孔子学说完成这一深刻变化，儒门内部“狂简之学”、“狂狷之学”勃然而兴，蔚然成风，不可遏止。
孔子自叹不能裁量这一孔门新学：“归与！归与！吾党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同时，孔子内心对此新一派思想，亦深表赞许：“不得中行而与也，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天下无道，中庸之行日益艰困局促，不如狂傲狷介之士，更合乎时宜。
总之，“狂儒”奋然进取，有所作为；狷介之士，则归隐深山、不屑流俗、以待时机。子夏、子思、孟子、荀子因之巍然而兴，李克、吴起、尸子、商鞅之学，纷然杂作，共同扩大、完善、更新了儒家道统，商鞅、李斯、韩非等，更进而创立儒家政统之别派——法家，与儒家并立、争鸣矣。
子夏就是儒门新进思想学术变革的代表人物。
子夏乃孔子新进弟子，受孔子赞许，为儒门四科之一“文学”一门的表率（另一人为子游），对孔子晚年提出变革周礼小康秩序，以适应晚周平民阶层之崛起、谋求古典宪政大一统新局面的政治、学术主张，颇有所襄助、有所阐扬。
《论语·颜渊第十二》载曰：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问知。子曰：“知人。”
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孔子此处答樊迟问仁，一言以蔽之，曰“爱人”，即普天之下，人类惟有彼此相爱，才能生存下去，并获得生命的完满幸福，斯义巍然赫赫，朗若乾坤、灿若日月，迟钝如樊迟之辈，亦一告而豁然也。惟其不知，孔子每言一义，必兼涵两大领域——个体生命领域之“德”与群体生存领域之“道”，故而，“爱人”特涵古典宪政意义，即“爱民”之意，故而，樊迟问“知（智）”，孔子即告“知人善任”之义，樊迟不解，孔子以“举直错诸枉”谆谆以告：选举正直的君子，依据“古典宪政的制度体系”，把这些正直君子，放置在不正直的“枉者”之上，如此，选举、任用贤德之才的一系列宪政制度安排，就可以使天下“枉者”自我改善，而无需对“枉者”实施行政命令式的限制、改变。
子夏作为孔门高足，深得孔子宪政哲学之精髓，在樊迟仍然不解而主动求教的情形（子夏在儒门弟子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下，耐心启发学弟，诠释圣意并援引宪政史，予以发挥：宪政核心，在“选举贤德之人，主持天下大政”——舜帝即位，公开选举，任命皋陶、大禹、夔、龙等贤德九卿，组成宪政文治政府，不仁者自然被筛选出局；商汤即位，公开选举，任命伊尹等一批贤德在位，不仁者亦远矣！
子夏实乃孔子学说一大传播重镇。
其传播路径有三：一是精准传承“六艺之学”，从而缔造儒家学统，为儒家学者世代稳居中国知识界一流地位奠立基础；二是促进儒门内部的思想学术更新，大力推进新派思想的孕育、成熟；三是对外开拓儒家政统，积极参与、主导诸侯各国的政治活动，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
民国七贤之一、一代文史宗师柳诒征，其巨著《中国文化史》博引众说，推许子夏之传经、布道：
孔门弟子之有功于吾国者，惟讲学授经之人；六艺之昌，微诸弟子，未能历数千年而不绝也。……《史记》称：“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初未言其传经，而子夏之传独广，于《易》则有传。……毛公之传，相传出于子夏。……伏生之学，亦由子夏所传也。《礼》有《丧服传》，亦子夏作……《春秋》虽莫赞一辞，而《公》、《榖》二传……子夏传公羊高……盖今世所传五经，皆出于子夏。子夏之于吾
国文化之关系，亦大哉！
子夏学行精深博大，不仅传承儒门六艺之学，后代儒家“学统”，均赖子夏而开启，汉儒伏胜、辕固生、鲁申公、刘向、孔安国、马融、郑玄等名儒为代表；更重要的，是开启出儒家理想主义“道统”一派，子思、孟子及其门生，以恢复、重建“古典宪政体系”（道统、学统、政统合一）为根本文明宗旨，巍然为理想主义学派，汉初陆贾、董仲舒、司马迁为此一派之大宗师，堪称缔造伟大民族信仰者。
与此同时，子夏受魏文侯、魏武侯父子尊崇，被立为国师，以儒家“政统”之学，讲授于西河，李克、尸佼、商鞅、荀子、李斯、韩非等受学于子夏，或子夏之门人，进而开启出儒家事功主义政统一派，堪称子夏学派之新儒学。
儒家宪政哲学的重心，发展到子夏学派，由“尊周礼”一变而为“崇新法”，为儒家政统之别派——法家思想的出现，准备了必要条件。法家代表人物如李克、商鞅、吴起等，均受教于儒家，分别主持各国变法，毅然推行耕战统一中国之大业，汉初名臣叔孙通、公孙弘等亦主张儒法合流，以顺世、趋时、建政、立功者，乃其流风所致也。
3，子思之学：傲然巍然，与天地相仿佛
子思之学，一则得自孔子、孔子家学嫡传，一则得自子夏、曾子等先辈大师之教授、栽培，巍然为儒家道统中坚。
《韩非子·难三》载曰：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吾闻庞间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对曰：“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劝民。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臣不
知也。”
子思时已尊贵为鲁穆公老师，他谆谆告诫鲁穆公，衡量君子的大节，在于“尊贤以崇德，举善以劝民”，不要纠缠其私生活之细节，斤斤计较于这些细节，是“细人之识”也，有为君主应当警惕，勿陷入俗细之人俗细之见，反而忽视了君主“尊贤”之大道。观此可知，子思胸襟、眼界、气魄之宏大、开阔，不拘细行、细识，真“王者师”气象也。
子思（约公元前483-前402年）名孔伋，孔子之孙，孔鲤之子，年辈上属于孔子再传弟子。孔鲤早死，在学术和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子思承孔子嫡传之家学，对儒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是战国前期儒家一大重镇。
《孔丛子·居卫》颇能道出子思其人之独特风采，鲜活展现其学、其思之独特品质与博大境界。
子思谓子上（孔白，子思之子，孔子四世孙）曰：“有可以为公侯之尊，而富贵人众不与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无欲乎？夫锦缋纷华，所服不过温体；三牲大牢，所食不过充腹，知以身取节，则知足矣。苟知足，则不累其志矣。”
孔子学说之难能可贵、万世不朽者，即在于扶持每一人生，奋然挣脱“富贵荣华”对平生大志之种种羁绊、迷乱、束缚，巍然而傲然，广大而自由地担当人生之仁爱道义责任（儒家所谓“大节”者），外足以安定天下、社稷、家国，内足以安定自身生命，如此，每一人生乃能奋然超脱“俗累”，克尽其“天命”，自由而幸福地度过每一天！
子思精妙传承孔子“尚志之学”，谆谆教诲儿子孔白（子上、孔子四世孙）说：“唯有安身安人安天下之志，才能拥有公侯之尊，而那些贪求富贵与流俗人众，是无法理解的！”亦即：君子“以身取节”，小人“以身殉利”；君子终生自由，小人终生受困。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子思之学规模广大，“傲然与天地相仿佛”，故而，子思常有傲视王侯、率性脱俗之举。作为亲炙孔子之私学的先辈学长，曾子亦与子思深入讨论此一学风分歧之点：
曾子谓子思曰：“昔者吾从夫子游于诸侯，夫子未尝失人臣之礼，而犹圣道不行。今吾观子有傲世主之心，无乃不容乎？”
子思曰：“时移世异，各有宜也。当吾先君，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夫欲行其道，不执礼以求之，则不能入也。今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伋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尧舜揖让，汤武用师，非故相诡，乃各时也。”
子思数语道尽晚周之时移世变：晚周初期，礼乐制度虽毁坏，但诸侯各国君臣之间尚结成一体，孔子及门徒必须执礼恭敬，以劝说诸侯大夫改弦易辙以行大道；到了子思所处之战国时代，诸侯各国彼此争霸，延揽名士以谋划统一中国，此时儒家必一改曾子之恭谨小心，而为高亢其行、傲视王侯之“狂简”、“狂狷”风度，以警醒世俗、匡正时弊也！
同样，子思的学生羊客，顺承儒门一贯推崇古典宪政体系之伟大精神宗旨，与子思深入讨论中华古典宪政制度体系中诸侯领袖之“伯”一级权力建制的由来：
羊客问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谓之二伯。周自后稷封为王者，后子孙据国，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为诸侯矣，焉得为西伯乎？”
中华文明自五帝、三王以来，创设起古典宪政体系，除了广建诸侯外，尚设置诸侯之长，谓之“伯”，上以约束天子，下以监督诸侯，黄帝时代称“左右大监”，尧舜时代称“四岳”、“方伯”，夏殷时代沿袭宪制，以周公、召公为“二伯”，以监督天子、诸侯行政，洛阳以西，周公主之；洛阳以东，召公主之，其权足以代天子、专征讨、保万民；故而，汉初儒宗董仲舒，亲诲史圣司马迁曰，孔子《春秋》之旨，在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儒门宪政道统之学，传承分明，有如此者。
故而，子思教诲羊客曰：
“吾闻诸子夏，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瓒秬鬯之赐，故文王因之，得专征伐。此以诸侯为伯，犹周召之君为伯也。”
此子思自述其学，得之于子夏者为多也。
子思宪政思想，以“君臣一体、彼此纲维”为本，即古今宪政哲学第一义——无论社会品级，一律均衡对等为特色。《昭明文选·王褒·四子讲德论》曰：“君者中心，臣者外体。外体作，然后知心之好恶。”李善注引《子思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正则体修，心肃则身敬。”郭店楚简所出、子夏所作《缁衣》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
换言之，上述经典文献之间，彼此参证，可以明了，自孔子、子思、孟子，直至王褒、李善、魏征，周秦汉唐文明一以贯之的中华古典宪政精神，就是“君民一体，彼此纲维、彼此制衡又彼此担负”的权利义务均衡对等关系，犹如心脏与身体四肢一般的密切；“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精准概括了天子、诸侯国君、朝廷大臣、百姓之间水乳不分、紧密一体、彼此纲纪的伟大宪政关系，而子思及其门人学派，不愧为上继孔圣、下传孟子，巍然树立儒家伟大古典宪政与人文道统的智慧枢纽、开宗立派的伟大导师。
子思是晚周儒学大师，据《孔丛子》载，子思学生有曾子之子曾申、子张之子申详（祥）、县子、羊客，还有子思之子孔白（子上）、孟子等一代圣孙苗裔、巍然名儒，列于子思门墙，另有鲁穆公、费惠公、卫公子交等诸侯、贵卿、名流，为子思传人。
子思之学，恢宏瑰丽、胜义纷披，其规模之广阔、哲理之精深，传承自孔子晚年“序《易》、著《春秋》”之天地人大一统宇宙生命之学，开启孟子“浩然正气”之儒家辉煌道统，实乃承先启后、奠立根基的一代儒宗。
依稀记得，初次研读子思所著《中庸》，蓦然间，一个真气弥满、伟岸磅礴、光明瑰丽的世界，自简短的文字间喷涌而出！与以往被“新文化”一再灌输的“刻板印象”不同，与儒家一再遭受污损而形成的“儒家思想是封建帮凶、御用工具”的伪造形象大相径庭，一个傲然立于天地之间、毅然担当天下道义的伟岸男儿形象，自子思笔下，汩汩而出！
浑浑噩噩者，举世滔滔皆是，但决不是孔子、子思，决不是孟子，决不是真儒家！眼前一一掠过那些污损历史、最终出于无奈、屈服于高压而自我污损、甘于受虐的近现代名流、巨子们的可怜形象，而从晚周诸子，到“民国七贤”，一代代仁人志士、古今贤哲，以男儿的正气、精血、生命与青春，书写出中国史、人类史上一篇篇文天祥式的《正气歌》，一部部向光明、幸福奋进不息的瑰丽史诗！
如今，完全可以认定：哺育出尧舜、大禹、关公、岳飞、文天祥、海瑞等如此众多英雄人物的中华文明正统，及其主导的宪政思想——儒家学说，不可能是“吃人礼教”束缚下的可怜制度、可怜学问、可怜精神的造物，而是“傲立于天地之间，挺拔乎宇宙之外”的伟大文明、伟大教化、伟大信念，伟大生命之不朽灵魂！伟大男儿之精血！
子思哲学代表作《中庸》，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瑰丽的一篇哲理散文，与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六德》、《五行》、《缁衣》、《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诸篇之间，与先秦文献《子思子》、《孔丛子》等巨著，与《尸子》等隋唐经籍所载录的传世文献之间，彼此印证、生发，揭示了儒家学说的“智慧链条”，自孔子创立以来，经子思、孟子等历代巨儒传承、发挥，巍然灿然，构成华夏文明的伟大正统，其真理性与普世性，在全球文明时代将日益彰显。
子思之学乃儒家精髓之“尽己之学”，即儒家自立、自爱，进而立世、爱人之博大宗旨与精髓所在也。子思儒学传入晋、秦、楚等中国中西部、南部地区，与学生尸子、商鞅等兼采儒法思想、致力于中国统一大业的思想家、政治家一起，发挥出更大的政治、社会影响。
4，从尸子到商鞅：儒家事功主义别派
尸子，名佼，公元前4世纪即晚周时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家，河南偃师县尸乡人，因乡以为氏，称尸子。
《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曰：
楚有尸子，谓疑其在蜀，今案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
并诛，乃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
尸子乃商鞅老师，商鞅许多学术思想、政治措施，尸子亲为其讲授、谋划也。《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载《尸子》二十篇，注云：“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后，逃入蜀。”[13]盖尸子早年居鲁，受业于子思，后入三晋，亦曾居留楚国，襄助学生商鞅谋划法家统一中国事业。商鞅被杀，尸佼逃难入蜀，著成《尸子》二十篇，卒葬于蜀地。
蒙文通先生在《古学甄微》中，揭示晚周儒法等诸子百家之间融会贯通的学术趋势曰：“子思氏之儒，固援法而入于儒者也。法家法殷，儒取法而有改周文从殷质之说……儒家之李克（子夏弟子、魏文侯相），因亦浸淫于法者。战国之世，儒家之杂取法家者多，岂特贾生、晁错然后明申商之说哉？”
李克师事子夏，在魏拜相，推行“尽地力之教”而率先变法；吴起师事曾子，变法于楚国；商鞅师事尸子，变法于秦；李斯、韩非师事儒家荀子，却卓然为法家巨子，皆因时移世变，儒家遵孔子“温故知新”之旨，其“正名”思想，与法家“循名责实”思想殊途同归，故而可知，儒法汇合、诸子汇合，为晚周中国政治学术一大趋势与潮流。
《尸子》经汉末董卓之乱，有所散失。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名臣魏征奉敕修撰《隋书·经籍志》，著录《尸子》二十卷，大体恢复《汉志》旧观。此前十年，魏征奉敕率虞世南、褚亮、肖德言编撰《群书治要》，收录《尸子》十三篇，以“陈仁义道德之纪”，为目前可见的最早版本。清人汪继培据此本编成《尸子》两卷，允称善本。民初，梁启超、张西堂认为今存《尸子》，或为后人伪造，乃疑古陋习，其理据不能成立。
《汉书·艺文志》列《尸子》为杂家。
班固谓杂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迁史、班志，其深邃见识，远超今人，不知凡几也：天地人宇宙生命之大道，无不融会贯通；华夏古典宪政之“王治”，无不融会贯通；故而，儒墨爱民之慈，名法治民之正，道阴阳顺理宇宙群生之妙，融会贯通；诸子百家智慧之融会贯通，要诀在“不拘一法一式”、熔铸一体、触类旁通，故而成就人类文明之大、中华智慧之高也。
“杂家”者，非驳杂不纯之谓也，杂取诸家之长，措置时宜，融会贯通之伟大学问也。秦汉之际巨著《吕氏春秋》、《淮南鸿烈》，汉初名儒陆贾、贾谊、董仲舒、司马谈、司马迁等，均能融会贯通而适应中国历史发展之时宜，巍然为一代儒宗也！
名贤魏征，率诸贤撰集《隋书·艺文志》，列《尸子》为杂家之一而精辟诠释之曰：
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
观尸子学说，归宗儒家，博大纯质，主张正己、修身、用贤、举善、正名、明分，量才而授爵，量功而授禄，代表着晚周儒家、法家合流之下，一代中国新知识分子的思想趋势，指示着中国历史迈向王道大一统的合理方向。
今检取晚周诸子之一《尸子》所论，与《子思子》、《中庸》等，如出一辙，可知周秦汉唐之华夏文明正统也：
目之所美，心以为不义，弗敢视也；口之所甘，心以为不义，弗敢食也；耳之所乐，心以为不义，弗敢听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
服也。然则令于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尸子·贵言》）
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返也。心曰唯，莫敢不唯……和则同，同则善。
近代有西方论者提出“物质与意识的第一性及决定关系”诸说，观子思子、尸子、陆九渊、王阳明、熊十力等历代诸贤哲所论，即确知其虚妄：耳目鼻口手足者，乃至万事、万物者，均由人类心灵予以调动、派遣、措置，“心”主导“物”乃天地间了了分明、判然无讹者，近代论者执一管而窥全豹，更有据以推行“标准答案”者，悍然以此愚弄天下士子，不亦悲乎：
国乱则择其邪人而去之，则国治矣。胸中乱，则择其邪欲而去之，则德正矣。
仲尼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不出于户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反之于己也。”以是观之，治己则人治矣。（《尸子·处道》）
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己身。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中庸》）
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国治，用贤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事自定，赏罚随名，民莫不敬。
执一之道，去智与巧。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财。夫致众贤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尸子·分》）
仁义圣智参天地。天若不覆，民将何恃何望；地若不载，民将安居安行。圣人若弗治，民将安率安将。是故天覆之，地载之，圣人治之。
天高明然后能烛临万物，地广大然后能载任群体。其本不美，则其枝叶茎心不得美矣，此古今之大径也。是故圣王谨修其身，以君天下。（《尸子·神明》）
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
研读《中庸》、《子思子》、《孔丛子》、《尸子》、郭店儒简等传世经典，对照中国周秦汉唐直至明末的宪政治理经验，可灿然明了儒家倡导的“古典宪政体系”（儒家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合一体系），旨在约束天子、诸侯、贵卿、大夫、士绅之恃权不法，以保护百姓安居乐业的权利、天下苍生的幸福。
故而，孔子之“正名”、孟子之“王道”、《尸子》之“正名覆实”、子思、孟子之“王道”诸论，皆旨在树立全社会之正义、合理、均衡之古典宪政秩序，唯此，人生乃能自安而安人，进而广大高明、精微神妙，与天地相参矣。
民国七贤之一、经史大师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曰：“至魏文时，而李克著《法经》，吴起偾表徙车辕以立信，皆以儒家而尚法，盖礼坏则法立，亦世变之一端也。”
魏文侯是战国初期主持变法、广招儒生、扩张国势的一代伟大政治家，魏文侯及其子魏武侯，父子同拜儒学大师子夏为师，两朝同拜著名儒生李克（李悝）为相，拜另一儒生吴起为主帅，一时间，儒学大盛于三晋之国中率先崛起的魏国，儒门弟子云集魏国，著名儒生有子贡学生田子方，子夏学生段干木，子夏再传弟子李克、曾子学生吴起等，分别主持魏国民事、军事大政，儒学一举告别在鲁国的长期“在野地位”，成为主导战国初期政治、经济、军事潮流的“显要之学”。
与此同时，儒学作为博大深邃的学术统系，也由子夏、子思、尸子等人的辛勤培育，儒门大师的代代传承而灿烂可观：“（曾）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荀子）”，可谓代代杰出。
儒家因此成为晚周以来第一大学派。
其中，子思一派，传至孟子及门弟子，巍然为儒家宪政理想主义之“道统”学派；子夏一派，连同李克、吴起，连同尸子、商鞅师徒，再有荀子、李斯、韩非等师弟子加入、变化，长期讲学于三晋、秦、楚，活跃于魏、秦、楚等国政坛，巍然转成儒家事功主义、现实主义的“政统”学派，直接孕育了法家思想的出现与兴盛；更有曾子、子贡及其再传弟子，活跃于学坛、商界，巍然为名儒，维系着儒家学统。
商鞅约在魏武侯执政末期、魏惠王执政初期由卫入魏，儒业学于尸子，法政学于李克、吴起，后在魏惠王丞相公叔痤门下办事，公叔痤临终推荐商鞅于魏惠王，惠王不能用，商鞅遂西入秦，因秦孝公嬖幸之臣景监的推介，数次游说秦孝公，受孝公赏识而主持秦国变法。商鞅初次游说孝公，以尧舜、夏殷周王道等儒家主张为标榜，孝公不予理睬；后改为法家霸道主张，孝公大为赏识，当即委以重任。
由此可知，孔孟“儒家王道仁政的伟大理想”，必须经历“法家霸道政治”这一历史曲折，乃能统一中国，进而从容措置、徐徐展开，否则，国乱而民困，仁政、王道无从措置也。
可惜秦始皇、李斯等秦朝君臣、权贵，师心自用、不明斯理，统一中国之后仍然不恤民力、残暴专制，终于自我断送大一统王朝；而汉初君臣，深明斯义，一味体恤民生、休养生息，同时以儒家教化规范天子、贵卿、大夫、士绅、百姓，遂铸就四百年绵延不息、光辉灿烂之大汉文明也。
儒法诸子根本智慧的一致性，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论六家指要》、陆贾、贾谊、董仲舒、孔安国等汉初诸贤，均论之凿凿；民国七贤之一的钱穆大师，巍然接续而揭示于《先秦诸子系年》曰：“人尽夸道鞅政，顾不知皆受之李、吴。人尽谓法家原于道德，不知实渊源于儒者。其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复礼之精神，随时势而一转移耳。”
孔子正名之说，博大深湛，垂范万世：父有慈爱之名，子有孝顺之义；君有礼贤爱民之名，臣有忠诚勤勉之义；依次类推，一切人伦关系、公共关系，必有此一“名分”在，必以此“名分”为标尺而加以协调、维系，一切社会之公共生活、私人生活，据此而有序、合理地运转起来。
儒家宪政道统，贯穿于孔子仁义思想。仁义作为普世共通之道德信仰、文明理想，凝聚为古典宪政体系，以道统为信仰，以学统为标尺，以政统为制度，三统合一，余谓之古典宪政体系。《子思》谓之“仁义礼智圣”，《白虎通》谓之“三纲六纪”，全民族咸尊“仁义礼智信”为人类公共关系的准绳、法则，人类文明秩序之道德基础与精神核心。民国七贤之一的陈寅恪先生，谓之“犹如柏拉图之Idea”，同为“民国七贤”之一的辜鸿铭先生，谓之“名分大义，乃人类荣誉与责任的最高法典”云云，以此。
《商君书·定分》曰：“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卖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贫盗不取。”
商君之言信哉！神农设市，日中交易，百姓互通有无，虽财货粲然陈列，贫盗不敢攻取者，名分已定也；黄帝立国，诸侯公推天子、大臣、百官之“宪政名分”已定，天子、诸侯、百官，只能以德居位，天下为公之宪政精神，深入人心，虽暴如桀纣、贤如周公、伊尹，不能乱之，中华文明乃井井有条；尧舜二帝允恭克让、爱民如伤，百官百业，繁盛有度，中华文明乃灿然华美。故而，儒家所谓“名分大义”，在虞夏殷周为“礼”，在晚周秦汉为“法”，在希腊罗马、近代宪法哲学，谓之“自然法”、“法治”者，即发自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统秩序中而万古不移者也。
《尸子·发蒙》论之曰：“正名以御之，则尧舜之智必尽矣。明分以示之，则桀纣之暴必止矣。……明分则不蔽，正名则不虚，赏贤罚暴则不纵，三者治之道也。”尸佼之学博大深邃也：明确君臣父子、百官百业之职责，谓之“明分”；合理正当地对待万事万物之实质、法则、规范，谓之“正名”；奖赏贤德、惩治残暴不仁，谓之“有度”（不纵），三者匹配，礼教为主，法治为辅，人类社会必长治久安也！
大一统长治久安，而非东挪西凑，谓之王道。
儒家诚万世不易之王道也：孔子、子思、孟子为之正统，子夏、尸子、荀子为之别派，匹配互动，措置时宜而大用于世，全球大一统之仁爱和平，庶几近之矣。《尸子·劝学》曰：“惟德行与天地相弊也。”弊者，尽也，终也，人类德行，鼓舞奋发，足以匹配天地之大道、万物之丰美、宇宙之无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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