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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孔学源流之一百零八——古典宪政思想:儒家政治哲学核心(下),中国哲学特质之八
毛峰
2016年09月20日

予自幼被学校灌输“中国自古为封建专制国家,儒家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工具”云云,直至读书阅世稍广,这些卑鄙说教才渐次雪化冰消:每当我捧读《论语》等儒家经典,一个光明瑰丽的世界,一种广大自由而又深根宁极的世界,蓦然浮现,如浩天瀚海,高山巨川,不可摇撼,予恍然大悟:中国自古是“别一样的国家”,中华文明自有其缔造、建树、绵延不息、不断复兴的精神与制度,虽迭遭屑小之徒的反复诋毁、污损、扭曲,但却不减其道德光辉、不损其“人道性、普适性”,那是我的祖先、先贤、世世代代生命挥洒凝结而成,是中华民族汗尽继之以血,血尽继之以命的东西,是中华民族一万年的灵魂所在!

每当静夜展阅《尚书》、《周礼》、《礼记》、《春秋》、《易传》、《论语》、《孟子》、《中庸》等儒家经典、古人著述,立刻,一股强光灌注到我的生命中,似乎我往昔蜉蝣一般的岁月、言谈、思绪的断片,举凡古今、内外、中西、得失、荣辱、悲欢等万千肢解生命的碎片,都被一股温暖而润泽之光所熔化,合为明澈充实之美、安身立命之道,犹如维也纳三圣的美妙音乐,把我送入宇宙怀抱,使我沐浴于清风朝阳之中,与万象嬉戏,轻歌曼舞、呢喃不尽,又恰似伊夫·蒙当、米莱伊·玛蒂厄低声吟唱的著名法文歌曲《大海》,灿烂与蔚蓝之下,天地间浩瀚无垠、啜饮不尽的甘美,伴随海涛,向我扑来!

1,“国于天地,必有与立”

民初国学宗师钱基博(1887-1957)在《经学通志》等垂世巨著中,常有八个金刚不灭的字,足以概括中华文明:“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中国之傲立于苍天大地之间,绵亘焉、屹立焉,如巍巍太行,如日月错行,其能广纳百家、诸教于灿烂一体,必有博大精深者、经久不磨者在,岂可以“封建专制”、“等级秩序”之昏乱概念一笔抹杀之?

2015年暑假居津门,自书柜随机取出《大戴礼记》读之,刹那间,古典文明之精湛之华美,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把我俘获;我蓦然想起读博期间曾研读并批注之,铅笔字样仍在,如今体会更深醇甘美:其光明俊伟之中华国体、古典宪政大一统之浩瀚无垠,伴随孔子儒门之揭示性、建构性阐释而越发灿烂地呈现出来,遂将王维、李白、杜甫全集暂搁一旁,援笔立意,凭清儒王聘珍名著《大戴礼记解诂》之诠释,探究“中国古典宪政之宏纲巨典”之义蕴所涵也。

清儒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一书,乃儒家礼学即中国古典宪政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大戴礼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王聘珍,字贞吾,号实斋,江西南城人,清中晚期著名学者,一生未仕,潜心研究《大戴礼记》三十多年,义理精恰,援引完备,其卓绝当代、超迈前贤之处,约有三点:一是他广博而精确地征引古文尚书、周礼等一切能深入揭示孔子宪政思想的思想材料与历史记载,凸显中国古典文明治理之全貌;二是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学术思想界、宋元明清和近代愈演愈烈、甚嚣尘上的所谓之“今古文经学之争”、“汉宋门户之争”、疑古学派所谓刘歆、王肃等汉魏群儒“遍伪群经”等妄说扫除一空;三是将孔孟子思等儒门之宪政道统,儒家损益古今、斟酌荟萃、经世致用的伟大学风,完整呈现出来。如今,伴随地下考古的诠释与固有文献的重新发现、彼此印证、反复参究,横遭疑古派史学厚污之《古文尚书》、《周礼》、《子思子》、《孔子家语》等珍贵文献被清洗污秽,光明灿烂以出,迸发出照耀古今人类的夺目文明光辉,日益成为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重大灵魂支撑,诚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精神宝库。

2,大道废,门户起:“今古文”争议由来

《大戴礼记》乃孔子儒家“大道学派”(现代奇哲熊十力《原儒》命名)之政治哲学代表作,乃儒家古典宪政思想的辉煌巨著之一。满清名臣、经学大师阮元赞王聘珍《解诂》“义精语洁,恪守汉法,多所发明……能使三千年孔壁古书无隐滞之义,无虚造之文,用力勤而为功巨矣。”所谓“孔壁古书”即指汉武帝时代被发现于孔子故宅墙壁中的、以先秦篆文书写的儒家经典《尚书》、《左传》、《周礼》等奠定中国古典宪政的伟大文献,这些文献遭到当时主持朝廷学术的一些今文学派官员的排拒,无法列为朝廷经学正统,长期处于“在野”的学术地位。

《大戴礼记》即其一,乃晚周秦汉时代儒家诠释孔子礼学(古典宪政之学)思想的政治、社会、人生哲学等重大宪政问题之哲学论文集,由西汉礼学名家戴德(称大戴)、戴圣(称小戴)分别传习之,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二戴影响巨大,不可偏废。

西汉立于官学者乃传习秦汉隶书所写之儒家经典“今文经”的今文学派,依据孔子故宅墙壁所出、以先秦小篆体写成的“古文经”及传承其学的古文学派,长期不能纳入官方学术体系,遭到今文经学盘踞者所持“利禄之谋、门户之见”的极力诋毁、排斥。西汉晚期著名学者刘歆积极主张将孔壁古书《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最能代表儒家大一统古典宪政思想的著作,立为官学,设博士讲授,配备博士弟子予以传承,遭今文学官的一再反对,未果,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怒斥其为“保残守缺”。

西汉平帝时,王莽当政,将刘歆主张的“古文经”立于学官,东汉王朝建立,因王莽篡汉之故,恨乌及屋,将古文经再度摈弃不立,朝廷所立十四经学博士,皆为今文经学。尽管如此,伴随古文经大量流布民间,古文经学不胫而走,在中国民间已大为兴盛,许多今古文经学家均破除门户之见,相互大量采纳古文经、今文经的记述、诠释,东汉郑玄、贾逵、马融等名儒“遍注群经,博采兼综”,朝廷在石渠阁、白虎观等地多次召开今古文经学“融通合一”之朝廷官学会议,最终确立、恢复了“今古文经学博采兼综、经世致用”的儒家经学根本宗旨、宪政精神,兼收并蓄、博学洽闻、贯通古今的新的经学学风,在朝野上下,蔚然勃兴,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如此,经学今古文问题在汉末,历经魏晋、六朝、隋唐、五代十国、宋明等诸多王朝的反复辩证、踵事增华,这一历史问题早已“不成问题”,近儒钱穆《先秦诸子纪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等,更可谓此一问题之“盖棺定论”。

由于《小戴礼记》被东汉晚期著名学者郑玄予以出色注释,被唐代朝廷列为“正经”之一,作为科举考试的指定官方教材,研习者趋之若鹜,遂大兴于世;而《大戴礼记》,虽然也经北周学者卢辩注释,但毕竟注释者不太知名,因此影响不广,没有能够列入朝廷“正经”之中,故而历来受到相当程度的忽视。

依予所见,《大戴礼记》大量征引《周礼》、《逸礼》等古文经,完整呈现了儒家经世致用、广大自由、光明瑰丽的学风道统、古典宪政之宏伟视野,完整呈现了晚周、秦汉直至盛唐、宋明,一以贯之的儒家政治、社会、人生哲学,完整呈现了汉儒历经今古文末流之学派藩篱、门户之见,直至汉末重归“博采兼综、经世致用”的儒家正大光明之学风道统之伟大历史轨迹。今古文经学之荟萃、融通,兼综为一,《大戴礼记》与唐代撰集而成、列为定本、刻于石经之《十三经注疏》同为古典宪政之垂范天下之基本文献;《大戴礼记》本当与《古文尚书》、《左氏春秋》等,同列为儒家宪政思想集大成之作,巍然垂为“中国儒家经典传承之正宗”,官学讲授,私学修习,朝野传诵,允称巨典,汉唐文明得以不断萃取其宪政精华,《大戴礼记》与《古文尚书》、《左氏春秋》等古文经所饱含的伟大宪政精神,以“敬天保民”、“君臣士大夫共治天下”为宪政哲学宗旨,历“三公九卿制”、“大夫、士绅、乡贤制”、“三省六部制”等宪政治理体系之沿革与逐步完善,奠定了中华文明长治久安、广大自由、兼收并蓄、稳定繁荣、士农工商“四民并盛”、举世独尊的全球第一大国民经济体与全球第一大繁盛文明的经济社会规模、公共治理的文明典范与不断复兴、不断新生的伟大历史根基。

3,作雾自迷:赵宋以来“疑古学风”之积弊

凡衰乱之世,平庸学者不仅对固有文明传统产生相当程度的怀疑、动摇甚至否定,连同支撑这一文明传统、作为“普遍王道信仰”基础的“基本文献系统”也往往无端遭到怀疑、非议、否定和错误批判。

譬如北宋朝廷,不能收复幽燕,岁输巨币于辽;南宋更是偏安江南,山河破碎,朝不虑夕;偏偏学术思想界不思“拯救时艰”以“经世致用”,却以“疑古”(譬如欧阳修等)、“新学”(譬如王安石等)为高。

与柳诒征、钱穆并称“国史三大宗师”的缪凤林先生(1898-1959)在《中国通史要略》极赞“有宋一代,百学昌明”,然“经学则颇变于古”,他援引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曰:“自汉儒至于(北宋)庆历间,谈经者守故训而不凿,《七经小传》(刘敞著)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即《三经新义》,王安石著,强行颁为科举取士的朝廷指定教材,峰按),视汉儒之学若土梗”。缪凤林总评之曰:“(朱熹、弟子蔡沈等)莫不思以其说加之于汉唐诸儒之上。今存宋人说经之书,多于唐者,不啻十倍,虽其发明经旨,或非前人所及;要多自矜新义,不免空疏之弊。”蒙元入主中原,科举制一用宋儒之说,汉唐经学之博大深湛,一变而为宋明经学之空疏、理学奢谈心性之流弊,再混杂佛老之自私自了之谈,儒家经世致用之弘旨,被遮蔽、被扭曲达千年之久!

《大戴礼记》作者王聘珍挚友、清翰林院编修汪廷儒在《大戴礼记解诂·叙录》(即序言)中揭露曰:“昔朱子谓《大戴礼注》当是郑康成所为。此疑辞,无实据。”朱熹一派治学,常不加细细考证参究,便妄作狐疑,此理学之固有流弊也;譬如其治易经,《周易本义》开言即错:“易本占卜之书”,乃错误定位,清儒胡煦《周易函书》、今人常秉义《易经图典》言之甚明:易经乃伏羲炎黄尧舜历朝天文官、史官记录上古天文气象物候历法之书,被后世阴阳五行家、风水形胜家所附会,孔子著《易传》力纠其偏弊,朱熹将其定位为“占卜”,大乖本义,史学宗师缪凤林著《中国通史要略》谓之“经学积弊时代”甚恰。

不幸1644年建夷髡奴入主华夏,满清军事占领集团趁中国内乱而长期以高压政策盘踞中国,以残暴手段虏视华夏长达260余年,将远承炎黄尧舜、近接汉唐宋明、推行四千余年以上的中国古典宪政制度体系,尽予废除,士子一言“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即深深刺痛夷清军事占领集团野蛮无学之底蕴,作者横遭灭门之祸,如此毫无任何人道与合法性的残暴政权,其笼络天下精英知识分子的唯一手段,就是在僵化科举制度之外,吹嘘、粉饰其违背儒家学术根本宗旨“经世致用”的“考据学”,为“实事求是”之“扎实学问”,让汉族知识分子皓首穷经、百无一用,根本没有过问建夷髡奴“军机”即国家大事的胆识、才具,使之成为被“乾嘉朴学”无形阉割的废人。

当时占据经学统治地位的是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学者龚自珍、廖季平等人,目睹晚清国危民困的残破局面,妄想以“孔子托古改制”的今文学派理路,重振夷清政治的内在活力,这已然距离孔子一贯宪政哲学和通经致用学风甚远,更不幸的是,无聊文人康有为窃取其师廖季平的学术思想,胡乱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荒诞不经著作,援引启蒙进化史观的浅薄论点,凭其哗众取宠、造成晚清政治开明重大挫折的“戊戌变法”而声名大噪于海外,连同古文经内部的“革命派”章太炎的《订孔》等非议孔子、杂糅诸子佛老印度、标榜小学以考据“国故”等昏乱思想,实则把孔子宪政哲学当成他们兜售其“变法”、“革命”主张的幌子,遭到保守的经学大师梁鼎芬、俞樾,开明的经学名臣张之洞等人的严词驳斥,更遭到近现代国史宗师钱穆批驳。钱穆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纪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等辉煌巨著对其逐一驳斥,康、梁、章、胡诸人胡乱考据出所谓“刘歆、王肃、梅赜等人”、“遍伪群经”的近代学术冤案,被彻底洗清;北平主要大学的“经学史”课由于建立在“疑古”派基本结论上,被迫一一停开;顾颉刚主办《古史辨》杂志,竟考据出“大禹乃一条虫”,贻笑各界大方;博学通儒饶宗颐先生接办《古史辨》第七期,见其所收论文,均抱持妄生狐疑、胡乱猜测的昏乱之见,遂毅然停办这个昏乱杂志,但其流毒,由于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长期窃据中国学术思想主流,阴魂始终不散。

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等杰出论著中,进一步深刻揭露了康、梁、章、胡等紊乱荒诞的“国学思想”,实际上乃渊源于、表征着、大大加速了中国人由于夷清国困民穷而对孔子宪政思想所代表的“普遍王权”观念(这是林氏撷取自西方学术的一个政治哲学概念,予谓之大一统古典宪政)及其背后价值信仰系统、基本文献系统的大规模怀疑、扭曲、误解、紊乱与崩溃。

蔡元培、范源濂等执掌中国教育部者,悍然废除中国数千年读经致用的伟大学统;伴随科举制的废除,青年学子、普通大众,已然完全生疏、隔膜于数千年文明传承下来的经史子集基本文献、儒家道德信仰,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吴虞等人,才能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祖宗遗产“趁火打劫、以售其奸”,标榜“礼教吃人”、“必须死心塌地学习西方”、“全盘西化”等错误主张;为了建构其政治与学术的“合法性”,他们悍然将儒家“民贵君轻”的伟大宪政道统,肆意歪曲、野蛮判定为“吃人”、“封建专制”、“一团漆黑”,由于政治势力刻意的“去中国化”和传媒势力(报章、影视剧之类)刻意渲染“厚黑学的历史观”,充斥中国百姓心目之中的“古典文明”,除了宫廷夺权、后宫淫乱之外,一无所有;中国古典宪政体系、儒家宪政思想真相、经学传承,这些维系全民族数千年屹立不倒的伟大文明根基,被拦腰斩断而荡然无存,愚昧大众、幼稚学生、蠢笨教授们,只能在“全盘西化”的启蒙顽固教条下,仰洋人鼻息、东骗西骗;在政治上颠沛流离(在美俄欧日之间徘徊不定),在相互残杀(反右、文革)或相互抚摸(某诺贝尔奖获得者批语)下,奄奄了此残生了。

王聘珍一生坎坷而寂寞,巨著撰成,无资予以刊刻,死后三十年,才由其侄子王嘉会等人筹资出版。

其侄“后记”谓:“先伯生平,学丰遇啬,……所侍以不朽者,惟在此书。”允称恰切沉痛也。

观当代版本(1983)点校者所撰之“前言”, 对作者生平、成就等最紧要事体,语焉不详;却对胡乱“考据”作雾自迷的所谓“历史疑案”、一大堆“疑古”、“辨伪”等夷清及近代学术垃圾津津乐道,读者可弃之不用、不予理会。

4,《大戴礼记》:儒门巨子之宪政探讨

如果说《小戴礼记》以较大篇幅探讨古代“礼制”、即公共伦理、仪节制度等内容,因而“礼治”与“礼节”并重的话,那么《大戴礼记》则直面“更根本、更紧要的问题”,重点探讨华夏“礼治”,即中华古典宪政制度体系及其宪政精神宗旨。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娴熟引用《周礼》、古文尚书、左传等“孔壁古书”所载一系列珍贵历史记录,根本不理会阎若璩等所谓“乾嘉时代之考据派、疑古派”那些妄作狐疑的昏乱结论,显示了一位杰出学者的远见卓识,将《大戴礼记》的伟大宪政精神,揭示无遗。

因《大戴礼记》前三十八卷亡佚,今本《大戴礼记》从卷三十九“主言”开始,生动刻画出孔门师生推阐大道之诚,弟子求学之恭谨、孔子施教之精妙:

孔子闲居,曾子侍。

孔子曰:“参!今之君子,惟士与大夫之言之间也,其至于君子之言者,甚希也。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

曾子起曰:“敢问何谓主言?”

孔子不应。

曾子惧,肃然抠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逊也。得夫子之闲也难,是以敢问也。”

孔子不应。

曾子惧,退负序而立。

孔子曰:“参,汝可语明主之道欤?”

曾子曰:“不敢以为足也。得夫子之闲也难,是以敢问。”

孔子曰:“吾语汝。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虽有国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有博地众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内修七教,外行三至。……是故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主之道也。”

此篇名“主言”者,乃“君天下之言”也。

《曾子》曰:“圣人为天地主、为山川主,为鬼神主,为宗庙主。”简言之,主言乃安定天下、主宰天下之言,非士大夫任职受事之言,乃宪政之言者也。孔子闲居,哀此大道之言日益“希”(稀少)也,乃喟然浩叹也。

曾子乃孔子周游列国归鲁后所收门下之晚近弟子,由于才艺资质平平,被孔子评价为“鲁”(《论语》),即愚笨之意。孔子闲发感慨,曾子先是陪侍而鲁莽发问,孔子不答;曾子惧师教之严,起身再问,孔子仍不答;直至曾子倒退至学宫东墙下,诚惶诚恐,再三而问,孔子乃告以肺腑之言也。

孔门施教之精湛,可见一斑:寻常之探问、鲁莽之提问,若再报以寻常之答,资质平平之凡人,如何能震悚而听之,刻骨铭心而志之?孔子默然,秘而不宣,惟当其震悚、郑重、全身心投入,乃告之。

5,民治乃儒家礼治(宪政治理)之精髓

孔子告以“主言”之根本、宪政之精髓,在“道”与“德”即教化之治(礼治)。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以下称《解诂》)援引子思《中庸》、《周礼》诸圣典,将孔子“道德”之意予以精粹之诠释也:“《中庸》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达道者,大道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尚书》(古文尚书之“舜典”)谓之“五伦之教”,即人间生活的根本秩序,有天地生民,必有此“五伦”,无论社会经济境遇如何变迁,沧海桑田如何巨变,不能动摇其根基,故谓之大道;知(智)之传承、仁之宽惠、勇之担当,乃三达德(大德),即运行上述五伦大道之文明精神,智慧之省察、仁爱之包纳、勇毅之自任道义,将天下家国、天地万物抟合为灿烂一体,故而孔子极力推尊此“道”、此“德”之足以取千里之地、致亿万之民,使之上下井然、怡然欢洽、恭敬有礼、长治久安、天下太平者也。

曾子紧追不舍,再问政教之“明”,即孔子所谓“不劳、不费”之施政诀窍,何在也?

孔子“揪然扬眉”,谆谆再告:“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过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职事者之罪也。明主奚为其劳也!昔者明主关稽而不征,市廛而不税,税十取一,使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入山泽以时,有禁而无征,此六者取材之路也。明主舍其四者而节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费也!”简言之,儒家宪政、教化之“明”,首要在经济上安民、惠民,即关、市、山、泽,宽免赋税,使民生苏息、市场繁荣,田赋、劳役均受到国家法制的严格限制,不能横征暴敛、盘剥、靡费、鱼肉百姓,如此,明主“不劳”、“不费”而天下大治;而这一切的“宪政责任”,在“君”、在“职事者”,而不在百姓;国家横征暴敛、百姓民不聊生,罪责在上层。如此,儒家宪政之民生主义、民治主义,灿焉呈现。

揆之柏拉图《理想国》将城邦人民分为哲学王等统治者、军事贵族(城邦保卫者)和商人、工匠等普通民众、没有选举权与充分人身权的外邦人、奴隶等五个等级,以统制财产乃至妻室等专制独裁方式奴役人民之“乌托邦”,开启古今残暴专制制度先河之本质昭然若揭,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言之甚确;罗马帝国之残暴压迫殖民地、基督教帝国之残暴迫害异教徒、近代西方殖民帝国残暴压迫非西方殖民地、当代世界各国以“GDP崇拜”、经济周期为幌子、金融战争、货币战争为实质手段、疯狂聚敛世界财富、肆意摧残全球生态系统与文明传统的罪恶行径,儒家新政思想所缔造的、汉唐大一统宪政制度常三十税一、四十税一的伟大文明制度,其高下真不啻霄壤也!
针对曾子进一步追问“何谓七教”、“何谓三至”,孔子为其条分缕析、深入揭示曰:

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廉耻。民皆有别则贞,则正亦不劳矣。此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于仁,则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壹,女僮,妇空空,七教之志也。……是故圣人等之以礼,立之以义,行之以顺,而民弃恶也如灌。

儒家宪政思想,在于以“七教”来“责上以顺下”,即站在人民立场上,督责社会上层来履行、来表率公共责任、宪政责任,而非如全盘西化派、新文化派之信口雌黄,污蔑儒家为“刻意维护封建等级秩序”,此弥天大谎,在这段经文面前,立刻扯去画皮、现出原形——
孔子告曾子,所谓儒家宪政者,自天子以至士大夫等社会上层,必须“先立于仁”即以己德己责为表率,来感化民众,举凡孝悌仁义之“民德”,必以社会上层之敬老顺齿、乐善好施、尊贤用贤、清廉不贪等“官德”为先决条件,君行仁政,大夫忠于职事,士子诚信教人,民风敦厚,工匠朴拙,商贾有德,未嫁之女若僮仆一般天真无知,已嫁之妇恭谨无求,敬奉夫婿,如此,圣贤明君以“礼”治理天下,树立道义于家邦,推行和顺于文明生活之方方面面,百姓弃恶扬善如同清水灌溉庄田,万物繁茂无间也!

6,选举贤德:中国自古为宪政法治国家

孔子告曾子:“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别地以州之,分属而治之,然后贤民无所隐,暴民无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时考之,岁诱贤焉……”王聘珍《解诂》援引儒家宪政思想之渊薮《周礼》等文献,精辟揭示了中国古典宪政治理的重要环节——选举制度,即《大戴礼记》所谓“有司……岁诱(进)贤”制度:“有司,谓《周礼》乡大夫之属……日省时考,谓四时孟月月吉日,聚众读法,以考其德行道义,纠其邪恶过失。诱,进也。诱贤,谓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义,而兴贤者、能者。”

《周礼》最具古典宪政制度特质者,在地方官“乡大夫”考核制,即“三年大比”,即审查地方官选拔、推举、历练、试用每年各地方的“贤德者”的职责履行状况,《礼记》所载“乡饮酒礼”即与此相关:每年定期,乡大夫与地方父老,相聚饮酒,恭敬行礼,典礼两项重要内容,一是宣读法令,一切政务,无不公开,此鲜明凸现了中国自古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一是选举人才,将地方父老推举、乡大夫历练过的青年才俊,公开列入花名册,上报中央政府,以备录用,谓之“岁贡”之士。

古典宪政制度的核心,一是养民惠民,各种赋税劳役,均予公开,公平摊派,以“法令”宣读的形式,公布于众,政无所隐,众目睽睽,群起监督,中央政府随时、定期督责、监察,贪官污吏,何由滋生?一是公开选拔青年才俊,由乡大夫予以考核、试用,登录花名册,公平推举于朝廷,人才凭贤良方正而入选,无朋党之患,无贿选之忧,古典宪政制度之完善,构成中华文明数千年合理有序、稳定繁荣之根基。

古典法治严明,选政合理公开,百姓家给人足,自然守法奉公;子弟教化有道,晋升有路,青年才俊从质朴的乡村社会,不断被贡举、进贤而源源跻身中央政府,荣耀父母、宗族、乡邦,如此,礼治、德治、法治三者融为一体:礼治乃古典宪政之精神秩序,予所谓“文明传播秩序”者也;德治乃地方政府、乡邦社会之融洽自治;法治则由中央政府主持,颁布法令,自天子以至庶人,一体遵行:天子诏书,宰相府、六部尚书等文治政府可予封驳,不予执行;御史台等中央地方监察机构,上监天子、下控百官;各级言官、士绅清议、百姓诉愿,均可直达朝廷、天子,礼治、德治、法治的完备体系,自炎黄尧舜、中经夏商周三代踵事增华,绵亘数千年而屹立不倒,孔子据此而巍然创立起儒家宪政哲学(道统),此番在《大戴礼记》中,向曾子反复申明:“有司日省,如时考之……使之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悌,选贤举能,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史记·周本纪》记载曰:“周公制礼作乐,成康之世,刑错四十年不用”,谅非虚语,乃古典宪政秩序、文明教化机制,长期完善推行的美好效果:刑罚制度虽设,但四海清晏,人民守法,刑法措置不用,长达四十年之久矣!

儒家宪政思想的核心在于尊贤、选贤、用贤。孔子针对曾子“何为三至”之问,耐心予以剖析:

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昔者明主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数,既知其数,又知其所在。”

王聘珍引《周礼·乡大夫职》:“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又引《礼记·射义》:“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说明天子、诸侯、大夫、乡老、群吏负有“宪政职责”定期(岁贡)向天子朝廷举荐人才,选任贤德,天下士子晋升有路,百姓见弟子才俊文质彬彬,立于天子之侧、庙堂之上,必心悦诚服而天下大治也。

孔子以绵密精致的逻辑、谨严有序的论证、华丽斐然的文采,畅论斯旨曰:“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天下之士悦,则天下之明誉兴,此之谓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者也;所谓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选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后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于爱人,知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官贤。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拱而俟,然后可以征。”

孔子真不愧为晚周时代中华文明之集大成者、古典宪政思想的瑰伟宗师,其思维之渊深绵密、道德文章之恢弘广大、富丽堂皇,盖旷古绝今者也!

《孔子圣迹图》谓孔子诞生,苍天降下“钧天圣乐”以贺,盖均衡天地、熔铸古今,非孔子至圣先师而谁耶?

王聘珍以清代儒者罕见的胆识、才具、功力,将中国古典宪政思想一以贯之的制度纪录、文献纪录一一援引、论列,将孔子宪政思想予以淋漓发挥,一举将“疑古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古典宪政文献,一一“解放”、激活,真超迈前贤,后继乏人者也!譬如,孔子论曰“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在于“爵禄赏赐之明”,王聘珍援引《周礼·太宰职》并予以精确诠释曰:“爵,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尊,贵也。《太宰职》曰:爵以驭其贵,禄以驭其富。”[18]非常精辟地诠释了孔子“至礼不让”的深邃宪政治理思想:爵禄乃天子朝廷控驭贵戚勋旧的根本机制,天下之士有功于朝廷、百姓,天子以爵禄尊之富之,使之为天下百姓所矜式;天下之士奋然兴起,报效国家,官居宰相、三公九卿、大夫、士之荣耀地位,执政于朝廷,自治于乡邦,上限天子非法,下控百姓非为,君臣百姓彼此纲维,古典礼制作为古典宪政制度体系的稳固维系,丝毫不可紊乱,儒家一贯主张“逊让”,但此处“至礼不让”之法治精神、宪政精神,巍然灿然浮现,虽无聊文人以“吃人”厚诬之,又何损乎吾儒家宪政体系之盛德光辉耶?!

《大戴礼记》直截了当地揭示出儒家宪政思想之根本秩序,王聘珍《解诂》更以紧凑而绵密的文献征引加以诠释,将孔子、子思、孟子、董子之儒门巍然宪政精神,将“圣学血脉”及其背后的灿烂文明体系的制度支撑——古文尚书、周礼等垂世宪政巨典一一精确展示出来,所有华夏观念、制度、文献、诠释完整一体,直接凸现了中华文明广大自由、光明瑰丽的文明巅峰!

概言之,古典宪政之三要点,在孔子《大戴礼记》与王聘珍《解诂》之间若合符契、毫厘不爽也:第一,古典宪政之王朝合法性的基点,在于执政者(上层)与百姓(下层)之间彼此相亲之“至仁”,孔孟儒家反复以“仁”之“天下至和”之宪政观念,来缔造、建树、维系大一统中华文明之协调一致也。名贤王聘珍援引《小戴礼记·经解》曰:“上下相亲谓之仁”,更征引《逸周书·王佩》曰“化行在知和”、《逸周书·大开武》曰“维王其明用开和之言”、孔注“可否相济曰和”、古文尚书《舜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云云,精妙诠释了孔子“三至”之第一“极致”即“仁者莫大于爱人”之宪政精神底蕴;

第二,古典宪政制度的最大表征,在于“至知(智)”、“至明”即选举制度。孔子曰:“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选天下之至良者也……是故……知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官贤”[20],即天子朝廷、三公九卿、乡老大夫、士绅群吏,均严格执行尊贤、选贤、用贤之宪政选举制度,以严明法治控驭百官守法,使“官贤”即选拔贤德以官之,不断裁汰庸滥贪腐之官,选拔任用清正贤德之人,是之为“德政”、“至政”。

第三,内用宪政、礼教、德治以致其天下之至和,外以德威君临华夏、包容四夷,以致其天下之至正,则夷狄之邦、天下万民,仰慕德教而欣然来朝,天子朝廷,修此“三至”而“万邦协和”者也。

……

忆昔北宋名儒张载,尝以兵法干谒知西北军事之名臣范仲淹,仲淹以子思《中庸》一编授之,告以“儒者自有名教乐处,何以兵为?”张载恭敬拜受,持回读之,焕然领悟:原来儒家可以如此广大浩瀚、光明瑰丽、挺拔不屈,张载因此发奋读经,终成一代巨儒,其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垂之不朽者也!仁乃天地之心,义乃生民之命,孔仁孟义,安定国家民族,灌溉人类精神,万世太平是赖也!

《雪落琴弦》(毛峰诗选)

雨滴

在某个单调的

乐句上,往返行走

 

少女

在一条躺于荒草中

的小巧铁轨上,起舞

 

闪电

击碎童年梦湖上

所有完满的

星光

 

雪,不尽的雪

葬我于千里洁白

覆盖我周身

所有敞开的音节

(1993年7月19日,晨9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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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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