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普世意义之华夏古典大一统文明，实乃全人类协调合作之文明进步之大一统也，其文明传播秩序，尽显于儒教人文主义的古典宪法哲学与宪政文治主义的制度体系，尽显于儒家士大夫执诗、书、礼、易、春秋等《六经》以纲纪天下，文武并用、刚柔互济、兼容并包之英明国策，巍然建树华夏文明万年辉煌也。
汉初，承袭战国、暴秦、楚汉连年战争遗患，经济、社会、文化一派凋敝、残破景象。汉初政治，一方面扫除秦政许多残暴措施和暴力侵夺扫荡全国的错误国策，“与民更始”，尊行儒家道义，以稳定人心、协调社群；
另一方面，吸收道家清静无为主张，扫除暴秦烦苛细政之种种扰攘民生措施，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从而振衰起敝、救弊补偏，不仅收长治久安之效，更促使文明焕然新生！
首倡此议者，乃炎汉第一名士、西汉新儒家第一人、成功实现儒道融会兼综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太中大夫陆贾。
1，西汉新儒家第一人陆贾的中国第一名论：“马上可以得天下，却不能治天下”
陆贾议论朝政，常称引儒家诗书。
刘邦骂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陆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嬴姓又姓赵）。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
“马上得天下”乃军事胜利之根本，所谓“逆取”；“马上不能治天下”乃指沿用军事夺取天下的威权手段以治国，必遭败绩，秦朝灭亡之根本教训也。陆贾鲜明简要、直探根本：长久之国策，必须“文武并用”，逆取而“顺守”，即以儒家仁义之“顺德”以感化天下，使天下心悦诚服，才能长治久安。
刘邦闻言，面有惭色道：“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乃洋洋洒洒，粗述古今文明兴衰存亡之征象，每奏一篇，刘邦连连称善，左右朝臣皆山呼万岁，可见其思想之大快上下人心、符合当时社会普遍心态。书名《新语》，乃文明新生之语，华夏文明不朽篇章也。
2，陆贾《新语》，定汉唐中华之第一名文
陆贾之言，以儒家“仁义”教化为天下纲宗，其文武并用之术、长治久安之道，精髓在儒家诗书礼乐之教、仁义道德之说，同时旁参道家清静无为之玄旨，两相融汇，古今文明存亡成败之奥秘，中华文明之博大传播秩序，均在陆贾所著《新语》文字间揭示无遗矣！
高祖暴躁粗鲁，却深明此道，不仅成功避免了重蹈暴秦之覆辙，且开创两汉四百年基业也。暴秦所灭，炎汉所兴，逆取顺守，应乎天人，陆贾“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之倜傥宏论，盖揭示普世文明传播之奥秘也：倘若全球各古典文明，譬如巴比伦、埃及、波斯、希腊、罗马、犹太等文明，深通吾华夏文明刚柔互济之道、文武并用之术，力避陷入本人所谓“城邦文明之命定循环”——因国力扩张而陷入黩武主义、黩神主义而自取灭亡、自我毁灭，普世安定和谐之文明根基早已在此树立矣！
余读陆贾《新语》而深感其浩瀚博大若汪洋巨川，洁净精微则如宇宙众窍之玲珑剔透，恰与维也纳古典音乐的伟大宗师约瑟夫•海顿(JosephHaydn，1732-1809)之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曲一般纯粹质朴而又精雅端庄也。
陆贾撰著《新语》以告刘邦：“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实乃告谕天下万民、古今万邦，普世文明所以存亡兴废之文明传播大道也：
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故曰：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生雷电，阴成霜雪，养育群生，一茂一亡，润之以风雨，曝之以日光，温之以节气，降之以陨霜，位之以众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罗之以纪纲，改之以灾祸，告之以祯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于是先圣（伏羲）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中国大一统始立）。……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尧舜三王周公等）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孔子）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
举凡伟大人文著述，必先宇宙哲学，而后历史哲学，盖天道（自然天文秩序）巍然树立，地道（社会人文秩序）亦随历史文献的合理传承、解释而堂皇奠定，其他问题，譬如政教纲常之垂宪、思想学术之培育、社会风俗之设施等等，必迎刃而解决，此即孟子所谓“道揆”者——宇宙大道之揆度，首先必须建树起来，然后方能择本执要、纲举目张也。
中华大一统文明秉承天道——陆贾所谓“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生雷电，阴成霜雪，养育群生，一茂一亡，润之以风雨，曝之以日光，温之以节气，降之以陨霜，位之以众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罗之以纪纲，改之以灾祸，告之以祯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云云——而挺立人道：“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尧舜三王周公等）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云云，则天道、人道合一，谓之王道大一统也。
孔子（后圣）目睹世俗之紊乱而毅然救世：“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孔子）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云云，一部中国自然与人文进步的历史，被陆贾剖析得明白透彻，中古以下，除董子、史迁、孔安国外，何人及之？！
近代西方文明常遭重大挫折，皆因其“道揆”（天道哲学与历史哲学）不明：启蒙独断主义、科学实证沙文主义之主流舆论，根本否弃“道”即终极形而上存在的合理性，拒斥“道揆”为空虚无用之道德形而上学；另一派标榜形而上学（譬如浪漫派、黑格尔等）却奉某些主观虚构之观念（譬如绝对精神、德意志精神等）为历史运动的终极原因而陷于各种有害的独断论，频引世界步入歧途，陷于专制独裁政权的巨大灾难（英国克伦威尔专政、法国大革命、连年国际战争、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等），卡尔•波普据此严正斥责这些独断论为“开放社会的敌人”。
近现代国际格局，一如华夏晚周战国时代，在“道揆”紊乱、道术分裂之下，各国群起仿效秦政，蔑视儒家仁义道德之说为“迂腐”，贸然采纳法家一味吹嘘的法制、诈术、权势思想，妄想横扫天下以自利。西方文明凭其工商科技、军事蛮力席卷全球，各国瞠目结舌之余，心生倾慕，奉承“西法”以治本国，不料事与愿违，江桔越淮而枳，各种全球规模的生态、社会灾难频繁爆发，文明落入孟子所谓“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君子犯义，小人犯刑”的濒危状态。
此下全球文明能否重演炎汉文明做出的重大历史抉择——“尽除秦法”而焕然新生，关键在于：迅速舍弃暴秦法家野蛮贪利之政，重申华夏宪法哲学即儒教大一统之“道揆”，从而重建全球文明均衡、和谐、稳定之传播新秩序也。
华夏宇宙天道哲学与历史哲学之高妙根基，俱在尊崇自然、顺应天道、爱护环境与爱护民生（敬天保民四字囊括之）之道德学说上，其“道揆”鲜明不贰，道术重合之际，天生四时、地育百物，人依偎天地节律而运行，宇宙万象美妙无穷也！
返观深思陆贾《新语•道基第一》上述引文，不亦感慨系之耶？苍天自然，张设日月星辰以普照，铺陈春夏秋冬以运行，阴阳消息井然不紊，宇宙万象森然罗列，人类在绿色农耕文明各项宪政制度下安定协调、百业兴旺、和乐富足、欢洽无间；《庄子》言“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不亦彻悟宇宙自然之妙、厌弃蝇营狗苟之人生宏论耶？
近代启蒙独断主义的意识形态之根本迷误，在于舍弃道德、宗教、人文而崇拜物质贪欲、经济利益，断然假设自然界拥有满足人类贪欲的无限资源，断然以为大自然可以被任意索取、掠夺和摧残而不会惩罚这些非法攘夺者（全人类），如今这一错误结设，已轰然坍塌、不复成立！
伟大的英国学者罗伯特•马尔萨斯，曾与其父在家接待来访的让•雅克•卢梭，闻其父与卢梭在书房高谈阔论“解放人类”云云，不禁哑然失笑道：“解放人类种种道德约束和外在依附关系的第一个明显社会效果，必然是人类性欲的解放，从而促使人口数量膨胀，最终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越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增长速度，则必然触发社会动荡、混乱失衡等众多危机！”
真一语中的：尽管工商科技可以提高全球生活必需品的无限量供给，但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却难以支撑这一工业、人口、资源的无限度扩张，人类私欲的膨胀、全球官府的靡费腐败、人口的激增、穷兵黩武、诛求无度等败德逆行，曾断送过史上无数文明，亦将灭绝的危险前景揭示无遗了。
3，宇宙天道哲学与历史人文哲学：王道大一统文明的宪政与智慧“双轨”
陆贾《新语•道基第一》告诉普世人类，曾经有过一个高度可持续的绿色文明，巍然屹立并绵延至今：中华大地曾经以最少的资源消耗，供养过史上最多的人口；曾以最合理的文明观念，组织、维系过一个博大深厚、稳定繁荣的文明生活秩序；曾以最高超的宇宙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宪法哲学，协调整合广土众民之文明传播事业——先圣（伏羲、炎黄、尧舜等）仰观俯察天地之道，深悉宇宙阴阳乾坤之序，设立“五伦之教”，奠定华夏宪法（《尚书》等），于是“百官”制度创设起来，万民协调相安之“王道”（王者往也）巍然建树！
华夏文明演进至中古阶段，陆贾精确形容其为“民知畏法，而无礼义”，即华夏法制确立后，百姓粗知畏惧法纪而不犯过，但却懵懂于法制赖以设立、贯彻、完善的社会环境、风俗条件——礼义廉耻、道德良知等形而上规范力量，所以，中圣（文王、周公）遂制订礼乐、设立学校，即将《尚书》创设确立的宪法制度，进一步细密完备，使之构成《周礼》“教、治、政、令”四重宪法机制，构成协调一致、匹配得当、均衡合度的严密而合理的治理体系。
华夏古典大学制度——“辟雍庠序之教”尤为关键，《白虎通•辟雍篇》曰：“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礼乐、宣教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雍之言壅也，天下之仪则；故谓之辟雍也。”又曰：“乡曰庠，里曰序。庠者，庠礼义；序者，序长幼也。”
大哉华夏文明的最高学府——太学（辟雍、庠序之学）也！汇集天下英俊少年，教以礼乐仁义之道德文章，青年子弟获得深厚博大之培育，宜乎晚周秦楚汉唐之际，华夏人才繁盛卓绝、文明成就之辉煌灿烂也！盖西周大学制度（辟雍）小学制度（庠序）创设之合理、规模之宏大、启迪之深广，造就华夏文明周秦汉唐美景，比照今日中国大中小学唯考试、学分是务，致使人才、学问、思想荒芜、颓废，真有霄壤之别也！
晚周时代古学衰微、道术分裂，“后圣”孔子奋然而起，以五经教诲天下万民，华夏文明历经晚周秦楚之暴乱而勃然新生，子夏、孟子等大批先秦儒家巍然垂示道统，孔子后人、儒家后学，置生死于度外，持礼器参加陈涉、刘邦等起义军，孔子嫡系后代孔甲曾任陈涉博士，毅然战死于抗秦起义军之中。大批平民儒士更奋然前行，合力诛灭暴秦残虐，荡涤法家邪教，匡扶炎汉儒教兴盛，华夏文明再度垂宪立统，儒教再度复兴！
4，儒家智慧乃人生宽博浩大之根基
人生天地间，必有赖于全社会之道统、学统、政统之贞定有常、广大坚固，人生乃能巍然树立、博大无穷也。
宇宙天道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宪政哲学等高远深湛、彼此匹配、深度呼应，才能构成良善有序的教养、学问、文化、传媒环境，人自幼受到家庭、师长、学友、民众等不同层次之合理教化、温柔培育、深广启迪，乃能形成博大坚韧、合理有序之价值信念、灿烂可观之人文品格与境界也。陆贾曰：
夫人者，宽博浩大，恢廓密微，附远宁近，怀来万邦。故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行之于亲近而疏远悦，修之于闺门之内而名誉驰于外。故仁无隐而不著，无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于父母，光耀于天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
功美垂于万代；太公自布衣，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晋而亡。
陆贾告诉人们：人生本当极其宽阔博大、恢弘寥廓，同时又智慧绵密，能深入密微隐幽，足以安宁己身、安定周遭环境，更能吸引远方人群慕德好义而前来归附，直至协和天下万邦之民！方今世人颠倒错乱，皆因不悟“仁”之渊深奥妙。
陆贾所言“仁无隐而不著，无幽而不彰”一句，可谓道尽孔子学说之深邃温厚、悠远无垠之旨趣也。儒家立“仁”一字为万千文明教化所从出，“仁”可囊括“仁义礼智信”等五大传统美德，可将万物之终极究竟合盘托出！仁即感通，即个体与周遭环境、万事万物之间，乃是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关系，犹如生命体之间的呼吸相通、血脉相连。
人人皆欲自我树立，唯饱受儒家教化之个人，乃能同时省察、体悟到：他人亦皆欲自我树立，我、他之间同欲树立于人群，我与他人之间，即构成同树共立的生命感通、命运互振、深度交流的传播关系，这就是孔子所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深奥、博大、温存涵义，这一人之为人的本然究竟（终极真理）领悟了，则宇宙之为宇宙、万物之为万物的终极奥秘，亦随之一通百通、全然彻悟了。
悠悠宇宙万象，无论什么隐幽难解之谜，都可以在儒家仁学那生命情感的交互流动、彼此感通的博大生命现象学（存在现象学）中，在余所谓“大一统文明传播学”境界中，获得清晰彰显，陆贾所言“仁无隐而不著，无幽而不彰”，实则揭示了吾华夏民族、吾中华文明之重大特质，即富于同情地、设身处地地、感同身受地，理解自身处境与他人处境之间血肉难分的关系，自我与他人，通过互动、交流达致和谐，从而建立起自我与他人各自独立又不断沟通、决不强加己意于他人的文明进程、生命境界与传播秩序。
仁义礼智信“五常”之说，涵括情感（仁）、良知（义）、强制性道德规范、文明传播秩序（礼）、智（理性、生命经验基础上的真知）、信（操守、意志、信念），这五大文明品质，彼此匹配、融会无间，构筑起人性得以合理成长、有序提升、独立伸展的文明传播空间，以达致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此即余在2005年创立文明传播学的最大初衷 ！
简括而言，人生能够挣脱鄙俗而自致广大自由境界者，端赖“仁义”二字：怀仁则感通慈爱、养育万物；仗义则安定社群、平治天下。陆贾举虞舜、伯夷叔齐、姜太公、智伯等史上正反事例，晓喻刘邦、群臣、万民：治天下必用仁义礼教，否则将如晋国权臣智伯“仗威任力”兼并三晋而必自取灭亡也！
5，华夏古典宪政制度体系，赋予众生广大自由
陆贾在华夏宇宙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的基础上，畅论华夏宪法哲学即中华文明“建国垂统”之宪法原则：
夫谋事不竝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故圣人防乱以经艺，工正曲以准绳。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臣以义平……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君子以义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乱，贤者以义相治。《榖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
大哉！贤哲陆贾之倜傥妙言！足以指示千秋、垂宪万代而永为普世文明之宏范也：仁义礼教乃千载文明传播之根基，不建树这一根本，则骤居高位者必崩溃，秦朝仅传二世即灭亡，就是最深刻显著的文明传播教训！
陆贾传《谷梁春秋》之学，故《新语•道基第一》结尾与开篇相呼应，引述《谷梁传》以告诫汉初朝廷：仁爱以促成亲者相亲之礼教，可保障天下大治；正义以促成尊者守尊之德教，可保障天下之利；如此，仁义匹配、传播均衡，人类文明，必能收获“万世不乱”之奇效！
而今，纠正、扭转、提升西洋文明野蛮贪利之教，树立华夏仁义教之文明传播秩序，使之纲维上下、善待万民、均平利益，人类文明必将本固枝荣、繁荫广布，华夏古典民主宪政制之宪法原则，足以拯救人类文明于危机、挽救狂澜于既倒也！
6，史有明证：汉代古典宪政制度的有效运行
汉初君臣经历晚周秦楚之乱，常怀《尚书》所谓“戒慎恐惧”之心和安危存亡之感，是故汉享国祚四百年，在中古、近古各王朝中最为长久，唐宋明清等朝皆不及也。
汉朝政治之稳定有序，在于其建国垂宪、各项制度之规模宏大、措置得宜，在于其儒家大一统之文明传播秩序之坚固不移，在于汉初君臣之出身民间阶层、深知民间疾苦而推行朴实真率、体恤民生之教、治、政、令也。太史公《史记•高祖本纪》承其师、西汉巨儒董仲舒之说而总评曰：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薄，故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太史公之言，简洁赅备也：尧舜虞夏文明之传播秩序在“忠”，即赤诚于家族、邻里、乡邦而天下恭己、无为而治；殷商文明传播秩序在“敬”于鬼神天地，西周文明传播秩序在于统合人神于“文”（礼），其流弊在于徒具礼仪而无忠厚之质，即“薄”，故而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即揭示此下文明必须救弊补偏于“薄”而大倡忠厚仁义之教，文明传播之斟酌损益之道，可谓了了分明也。
秦政乃承袭没落军事贵族之淫威，不明儒家大义，反其道而行，用法家贪虐权诈之说而侥幸统一天下，旋踵而灭；汉君臣崛起民间，深知百姓在晚周诸侯贵族（秦贵族尤甚）治下横征暴敛、征伐坑杀之苦，毅然扫除秦楚贵族之暴虐，以儒家大一统善待人民（使人不倦），遂得天下稳定繁荣之道统（天统）也。
近代史学主流，废弃华夏正统史学（尚书、周礼、春秋、史记等）与道德史观之正见，胡乱承袭西洋东洋功利主义、实证主义之残痰余唾，荒芜造作“新史学”，以秦政为“新兴地主阶级和历史进步力量的代表”，反诬孔子儒家为“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其不守史统、信口雌黄之论，根本无从解释秦亡汉兴的真实原因，更不能了悟吾华夏文明，自秦汉以来，何以奉孔子儒家为大一统文明之价值信仰与宪法根基，而唾弃暴秦为“虎狼之政”、法家权诈之说为鲁莽灭裂之说，历代帝王庙至今不列始皇，就因为其推行“霸道”而非“王道”。
高祖刘邦深明儒家大义所在，兵过鲁国，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历代天子祭祀孔子之先河；更采纳陆贾等儒生建议，扫除秦朝残政苛法，与民休息，遂将纷乱烦苛之天下推入稳定繁荣之文明新生状态。《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率兵过故乡沛县，与民酣歌《大风》，其政治智慧实乃超绝群伦也：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
天下男儿、中国豪杰，谁人不以澄清天下、荣归故里、高歌《大风》为志耶？刘邦所歌所舞、所慷慨而泣下者，盖告谕万民：平定天下固难，守卫天下更难中之难也！刘邦酒酣十日，实丝毫未减体恤民情之政治智慧。所以率军辞别，乃因军卒众多，唯恐故里人民供给困难；沛县父老闻讯乃空其所有以献军，乃再留三日，其戒慎恐惧如此！比之秦嬴政巡幸天下、靡费万方，或满清愚帝“九下江南”之搜刮奇珍、纵官摊派，不亦霄壤之别也！
汉初政治之廉洁清明、规模宏大，其根本性的体制原因有二：一是中央集权制下华夏古典民主的宪政机制，在汉初政治中迅速恢复、发扬，君臣之间平等相待、彼此纲维诤谏，虽粗鲁如刘邦、惨毒如吕后、仁慈如文帝，品格高下虽不一，皆不能丝毫摇撼这一宪政机制。汉初君主接受群臣规谏等古典宪政制度约束的实际情形，辉耀人伦，史不绝书也。今分别举例，予以诠释之：
宪政机制一：君主接受、采纳群臣规谏。
太史公《史记》列传专设《佞幸列传》记载很多汉天子宠幸美男的南风故事，盖中国自古对异性、同性、双性爱均采自由开放态度，人类性行为出自天然，非程朱理学胡乱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可予禁抑也；《史记》称天子身边美男为“佞幸”，非斥其同性爱关系，乃斥其以美貌招财纳贿、干涉帝王施政也。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刘邦因所封异姓王多举兵反叛而病重罢朝，因宠幸男宠而遭群臣斥责。高祖十二年，黥布举兵反叛，刘邦病重，十余日不朝见群臣。樊哙率人排闼而入，见刘邦正枕一宦者高卧！樊哙等人流涕道：“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高祖笑而起。
《史记•佞幸列传》曰：“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时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鵔鸃（锦鸡羽毛），贝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两人徙家安陵。”孺即少男，籍、闳以少年郎官供职内廷，遂受高祖、惠帝宠幸，与君王同床共枕，公卿都要笼络之，所以此“佞幸”之名乃指“佞”君王之意以招财纳贿、干涉朝政，若独“幸”则不仅视为当然，且蔚为风气也。籍孺、闳孺全家因此迁徙惠帝陵邑，食美男奉禄，所以少年郎官皆鲜其服色、美其姿容，渴望君王宠幸也。高祖雄才伟略、暴抗粗鲁，身边不乏美男之爱，创业艰辛之余，更有宦官陪侍之欢，古典中国性爱风俗之开放，可见一斑。汉人一如希腊人，常有同性之爱。因外貌英俊而被赦不死、后功至汉初名将相者，不乏其人：韩信在汉军中坐法当斩，十三人已问斩，轮到韩信，韩信仰视滕公夏侯婴，言“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夏侯婴被韩信之孔武英俊的外貌及奇伟言谈打动，遂释放韩信并荐举于刘邦，乃成一代名将。张苍以宾客幕僚从汉王，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高大白皙如葫芦一般，安国侯、右丞相王陵见而以为“美士”也，遂释之。张苍此后屡立功，受封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后官至丞相。张苍好律历文学，无书不观，定汉初律历、音律、律令，盖汉代古人精熟于音乐与天文、历法、时令之深邃和谐也。张苍享年百有余岁，可谓善颐养天年者。
汉初名将另有一韩王信，后反叛降匈奴，其后代有韩嫣，美姿容，与汉武帝同窗而相爱，汉武帝贵幸之。与韩王信合传而居史记列传第三十三的传主，名卢绾，与高祖同乡且同日生，颇有“同窗之爱”，常伴刘邦左右，出入卧内，至其亲幸，赏赐极厚，萧何、曹参等不及，受封为长安侯、燕王。晚周秦汉之际，天下纷乱、豪杰并起，青壮年男子或同窗共学而相爱，或军中同榻而生情，本出自然。且中国古典社会对异性爱、同性爱、双性爱等大体一视同仁、十分宽容，绝无基督教一夫一妻制之严限，所以卫灵公内宠南子、外宠弥子瑕，信陵君等晚周名公均蓄男宠，汉文帝宠爱邓通、汉武帝宠爱韩嫣，直至晚清民初，名公巨贤（如郑板桥、毕秋帆等）、普通民众亦好南风，世人以为风流佳话也。
宪政机制二：群臣不奉君主诏令。
汉初名臣有周苛、周昌兄弟，原为秦时泗水卒史，从高祖叛秦。周苛被项羽俘获，毅然就烹，周昌继任御史大夫，后受封为汾阴侯。周昌为人敢直言，丞相萧何、曹参等均自觉不如。一次，周昌入朝奏事，刘邦正拥抱戚姬玩乐，周昌走避，刘邦追上，骑到周昌脖颈上，问：“我何如主也？”周昌答：“陛下桀纣之主也！”刘邦大笑，深敬畏之。刘邦欲废太子，谋立戚姬子赵王如意，群臣争之不得，周昌盛怒，口吃道：“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以为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刘邦笑而罢。后更有叔孙通等人以死相谏，只好作罢。群臣不奉君主诏令者，汉唐直至明代，垂为制度法守，即宰相、群臣可封存、驳回君诏之封驳制度也。
宪政机制三：丞相可斩天子近臣。
汉文帝开创汉初“文景之治”的政治局面，乃千古仁慈明君，亦有男宠之爱。邓通本为皇家游船上的摆渡郎，文帝爱幸之，赏赐累万。丞相入朝，邓通居文帝旁，礼仪怠慢。申屠嘉奏事毕，谓文帝曰：“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不肃！”文帝道：“君勿言，吾私之。”意思是“先生不必多言，我私下宠爱而已！”申屠嘉回到丞相府，立即发檄文召邓通到丞相府，不来则问斩。邓通惊恐，到丞相府，免冠、赤足、顿首、谢罪。申屠嘉安坐堂上，不为礼，斥责道：“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汝为小臣，游戏殿堂之上，大不敬，当斩！来人，推出斩了！”邓通顿首求饶，磕头出血。文帝度测此时丞相已重训邓通，乃派使者持节召邓通，并向丞相谢罪：“此人乃吾弄臣，君饶之！”乃释回。申屠嘉死后被谥为节侯，太史公称赞其“刚毅守节”。
宰相大臣，节操凛凛，在朝议政，严守法度，尊严如此，其维护纲常名教，实则维护华夏古典民主制之宪法机制，足以纲纪天下也。依据汉朝宪政制度，群臣可以规谏天子，非秦朝尊君卑臣之制可比，丞相府发檄文召天子宫中私宠近臣，不仅可以严厉斥罚之，且可予以定罪问斩，丞相府所统领之汉朝文官制度，权力之大，足以抗衡君主权力。而内宠不得干政、太子不得随意废立等朝廷法度，贵为天子者亦不得独断，群臣可“不奉诏”即拒不执行君主诏令，可知“封驳”、“谏诤”、“朝议”等古典民主宪政制度，乃华夏文明兴盛之体制原因也。
7，中华古典宪政：重德爱民，休养生息
汉初华夏古典文明之兴盛，另一大政治原因在于：汉高祖、惠帝、文帝、景帝等，全力推行“修养生息”之英明国策，举凡华夏文明宪法制度之教、治、政、令等四重机制，文帝、景帝一一予以恢复、培植、贯彻，遂重演华夏文明传播之博大秩序：尧舜设置四岳、百官等《尚书》宪法制度，恭己无为以培植百姓财力，大禹等平治水土，全国土地、水利得到养护，万民繁息不尽财物，经济文化昌盛，九州朝贡中央的财税体系得以建立，华夏大一统之宪法体系乃灿然成形；周公垂宪《周礼》、严格节制诸侯赋税财用、休养民生，乃一举开创出西周“成康之治”的文明盛景；汉初君臣，扫荡秦政、与民休息，推行崇农尊儒、深养民德的国策，华夏古典文明之繁盛美景，巍然重现，非但唐宋后世罕匹，举目蛮夷不及，正史艳称其为“文景之治”。
《史记•孝文本纪》曰：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立为代王，都中都（今山西平遥）。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吕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张武等以为诈）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太尉（周）勃进曰：“愿请间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文帝）遂即天子位。
余读《史记》至此，太息而批注曰：宋昌有大臣风节，周勃、张武不及也！夫大臣者，究明天人之际，深察古今之变，进退有度、节操凛凛、傲然难犯，虽太尉周勃诛灭吕氏、迎立代王（文帝）有大功，亦持节不废朝廷公议之宪法礼制，不示天下万民以私相授受之非法！观代王官邸之中尉，有如此节操、见识，则知汉兴享国、法度公开、秩序严密，非侥幸可任天子朝廷、王侯大臣，更不可轻窥华夏古人法纪之严明、官府法制之足以寄托万民福祉也！
文帝一本高祖体恤民众之政风，与群臣深思熟虑地逐步去除暴秦法制之惨酷寡恩，可谓兴利除弊、澄清天下：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孥，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熟计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孥诸相坐律令。”
8，汉代宪政法治制度之宽严得宜
文帝精熟于华夏古典民主制之宪法精神：“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云云，将华夏法制精神揭示得极其透彻：法制乃政治治理公平正义之表现，法制公平、罚当其罪，民众必拜服之。且人民犯法，牧民导善的官吏也负有责任，官府不能督导人民向善，已经失职，又对犯法者施以连作等“不正之法”，这是暴虐害民之贼政！文帝之政治远见、宪法精神，不受有司蒙蔽、旧制局限而毅然改革更张，其高出固步自封之群臣百僚，不知凡几也！
君臣彼此纲维、上下谏诤、反复计议之华夏古典民主宪政制，在此亦鲜明凸现：君臣熟计深谋之法，最终以天子诏书名义下达，朝廷奋然更张，秉承华夏民主制之宪法精神与人道主义准则，毅然去除承袭自战国、暴秦刑律“连坐罪”诸法条，为天下万民树立起公平正义之良善法制与政治治理之人道精神，大汉勃兴，岂不顺理成章地印证了孔子“政者正也”之千古明训耶！
文帝即位元年十二月就去除秦连坐等恶法，示天下以宽仁；转年正月，采纳群臣建议，立太子以定储君之位。起初，文帝援引华夏古典民主制之“选举禅让法”而拒绝立太子：“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惬）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天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群臣再请，文帝曰：“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
由此可知，华夏古典民主宪政制，经历了大同推举禅让制、联邦王制和中央集权制等三种成熟的宪政文治形态，至汉代，天子世袭而宰相以下文武官员实行选举制的宪法机制，自夏商以来沿袭两千多年，虽在当时无法再恢复大同推举、普选天子的制度，但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宪法精神却沿袭不改、贯穿始终，所以文帝以不能选举天子、禅让天下为“不德”，其“公天下”之古典宪政民主精神，在汉代文治政府、选举文官以治理天下的宪法机制上获得具体体现。
群臣援引殷周古制以及高祖分封之宪法精神与政治稳定之考量，告谕文帝：“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古之有天下者莫长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今释宜建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此番群臣所言，合乎华夏文明日益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实际，文帝所引尧舜大同时代联邦诸侯、万民公推普选天子的禅让制度反而不合时宜，群臣意见十分鲜明：天子所言“不宜”！文帝幡然了悟、从谏如流，遂建太子。
依据三代以来中华古典宪政制度，天子世袭而文官普选，华夏古典民主制之稳定有序，靠天子世袭制；华夏古典民主制之权力公平流动、选贤与能，靠文官普选之荐举、察举、科举体制，两相匹配、动静有常，华夏大一统文明，敬天保民、繁盛无双焉！
欢迎关注毛峰微信公众号“清风庐”：houseof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