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汉文明常被推许为中华古典宪政的重要成就之一，其文明成就的根源，即在于其所建树的华夏大一统的宪法哲学依据和宪政精神依据——原始儒家各大宗师（孔子、孟子、荀子、陆贾、董子等），远承炎黄、尧舜，近接三代宪政制度和《尚书》、《周礼》宪政精神，主张上限天子、下限官民的宪政哲学思想，也就是在全民道德信仰和行为规范上，予以博大深厚的深入教化，即“宪政精神上的休养生息”，将“文景之治”国策进行大幅提升，“独尊儒术”这一英明国策，奠定了中华文明2000余年的稳定繁荣的宪政基础。因此，汉代在政治、经济、教育、学术、文化等诸多根本方面，树立起后世很难企及的弘大规模与典范。
汉代思想学术，融会先秦诸子百家而折衷一是，锻造出广大坚固、傲视群伦的儒家经学、史学传统，灌注中华文明无比深广，最终把晚周时代“道术为天下裂”的局面，一举廓清为华夏道统（仁义礼智信）博厚高明、学统（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井然不紊、政统（天地君亲师）纲常有序的文明传播大秩序、大宪章，为中华文明雄踞东方并取得光辉灿烂的传播成就奠立了不朽根基。
一，儒家大一统宪政秩序巍然确立
中华文明最深重的危机出现于公元前770年开始的东周时代。长达549年的内战、分裂、混乱、纷争在摧毁旧的礼乐秩序的同时，儒家却传播着一个更合理、更人道、更稳固的“天下一家”的文明理想，而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尤其是公元前202年刘邦重新统一中国以后汉初政治家、思想家的一系列政治与文化建树，不仅使中国固有的文明传统获得重新确认并发扬光大，中华文明由此最终定型，而且中国经受住了长达数世纪的内部分裂而重新获得统一，这一世界历史与文明传播的最大奇迹，显示了中华民族政治上和文化上不可倾摇的伟大凝聚力；中华民族经受住了极严峻的历史考验与传播危机，重新凝结为稳固而统一的文明世界！
历史的启迪是巨大的：秦汉建大一统王朝，废封建而行郡县，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全国行政、军事、监察而成三权分立之有效政府，更有九卿分掌各种行政事务，其确保政治统一、稳定与有效治理之中央地方关系以及各级官制，使中国社会由诸侯社会一跃而为中央集权、有效治理的政治、经济、文化统一体，可谓丰功厥伟；其书同文、车同轨，其广修驰道、疏通水利，其南定闽越、北逐匈奴、建筑万里长城，皆不朽之历史功勋也。
秦政纯任法治、刑戮残忍、焚书坑儒、奴役、掠夺人民，使其仅存15年而灭亡。又经15年战乱，刘邦才削平各种反对势力，公元前195年即高祖即位12年后，天下才算彻底稳定下来。
历经战国纷乱、暴秦灭亡、楚汉相争、汉初定国等战火纷乱、内外交困之岁月，刘邦深知创业艰辛，更感治国守业之难，丞相萧何、曹参、陈平诸人均崛起民间，亦深知战乱给人民造成的苦难、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故以“休养生息”为当朝急务，所幸惠帝、吕后、文景诸帝深明大义，一意减轻人民负担、谋求社会安定，文景两朝39年，国家富庶、百姓康乐，成就千古叹美之盛业“文景之治”。
历史已然行进到这样一个伟大庄严的时刻：重新统一并迅速富裕起来的社会急需道德教化与人文熏陶；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急需恢复并光大，历史一再证明这是中华民族长治久安、千秋大业之宏基；汉初决策者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大力提倡中华文明传统之核心精神——儒家教化，并予以弘扬光大，使全社会高度认同于中华文明之道体——自爱爱人之儒家仁道，以一系列政治、文化措施使之制度化、固定化，使之成为全社会一体遵行的道德轨范，如此，中华民族之复兴伟业，才能一举奠定。
两汉国祚四百年，乃中古欧亚大陆最大、最久之文明统一体，任何政治动荡、外族入侵等巨大灾难皆不足以摇撼其统治基础。令中华民族世代景仰的英明决策者，恰好呼应这一历史要求而出现于历史舞台的中心：公元前140年，年仅17岁的太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
国史以秦皇、汉武并称，其崇高之地位可见：在中古人君中，武帝之武功，直追始皇，而文治之德，则大大过之，其政治、文化建树，一举奠定汉民族此下两千余年发展之基础，后起之唐宗、宋祖，亦无以过之。武帝在位54年，凭借国家几十年休养生息所积累的雄厚资本和自己天赋之英才，以无比的智慧与魄力，对外开拓疆土，北伐匈奴、南定南越与西南夷、东征朝鲜、西通西域，把秦朝时的中国版图扩大了一倍，征服、融合了许多民族，极大地开拓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他倾全国之力，与长期为患北方的匈奴人进行殊死的搏斗，在当时东方两大民族——匈奴与汉人之间的生死大决斗中，击破匈奴，使汉民族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他经略岭南，恢复了自秦以来对闽、粤、越南的统治权，并使云南、贵州与四川西南部之少数民族归化中国；将朝鲜北部收入中国版图；开辟河西走廊，将政治势力扩展至塔里木河、葱岭一带，为经略西域（中亚）、将新疆等西域广大领土纳入政治版图奠定了基础。
武帝为太子时，以儒生王臧为师。即位后，以王臧为郎中令，迎儒学大师鲁申公入朝，拜为“高等顾问”，于是儒风大盛。又下诏各级官吏，荐举贤良方正、青年才俊，讨论国家长治久安之道。武帝亲行策问，儒学巨子董仲舒应以《天人三策》，武帝大为激赏，遂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定策，历史确认了中华文明之大一统传播秩序（道统、学统、政统合一）即儒家思想的伟大地位。
二，《天人三策》：奠定中华文明不朽基础
《史记·儒林列传》曰：“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董子学高行廉，天下尊仰。景帝时即为《春秋》博士。所著《春秋繁露》奠定有汉学术思想之巍然纲宗。其《天人三策》（又称《举贤良对策》）尤传诵千古、脍炙人口，揭示出中国历史文化之堂奥，文明传播之神髓。
大抵一个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则必然面临骄奢淫逸、贪污腐败这一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处理得好，则一个社会得以保持长期稳定繁荣；处理得不好，则这个社会必然由盛转衰，最终被腐败所拖垮。五千年的中国史，虽纷纭复杂，扼要言之，不过如此。
武帝少年践天子位，以天赋之聪敏、少年皇帝之雄心，首先在第一道策问中，表露出对自身肩天下之责的高度重视：“朕获承至尊休德……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为万事之统，犹疑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中华文明之传播奥秘，在于居社会上层之政治领袖与居社会中层之知识分子以及居社会下层之大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政治领袖有好学之德、向道之心，则知识分子必以道统之尊、学统之精严、民意代表之重，向君主建言，从而推动实现中国社会之平稳改良。否则，居社会中坚地位之知识分子，若受尽戮辱而不敢发言，则政治信息的传播反馈严重受阻，天下必大乱。
武帝以少年之俊，深思治道，尤其是最近五百年间各国君臣“日以仆灭”之严峻历史现实，深思天命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渴望天下大治：“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他高度重视饱学之士的见解：“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汉武帝对近臣之阻塞言路十分警觉，因此向天下贤良方正之士保证：答卷将密封进奏，直呈御览，学者可直言指摘当道官吏，不必后怕也：“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勿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观武帝之言，可知汉初社会经六十余年休养生息，政治宽容、经济繁荣，吏治、民风渐有松弛、奢靡之象。
贾谊《治安策》尖锐指出汉初政治存在“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的多种潜在危机：中央集权与诸侯封国所形成的割据问题；匈奴侵扰和亲无益之外患；太子教育与皇权继承问题；贫富分化、世风败坏问题；德治法治关系问题；整顿朝纲与礼遇大臣问题；重农恤民、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等。
很明显，汉初清净无为的黄老政治观念已不能适应社会形势的巨大变化，必须采用儒家学说作为治理国家的理论基础。文帝即位后废除了五种肉刑中的三种，在位23年，天下判死罪的不过几百人，刑罚几乎措之不用。景帝在位16年，法网便不得不加严，史称景帝之治已偏于刑名。故武帝策问欲求“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且以皇帝之尊，尚不能杜绝近臣阻塞言路、官吏弄权，可知当时社会吏治、民风，大有松弛、奢靡之象，官吏弄权于上、小民作奸于下，武帝深以为患，故求治心切也，此其一；
其二，汉承周、秦之后，虽经兼并之战火、坑儒之惨祸、楚汉之争夺，民间讲学之风仍巍然不坠，儒家标举之“五帝三王之道”深入人心，夷夏之别、王霸之辩等儒家历史哲学经秦灭汉兴之历史检验而日益鲜明，经周秦之际五百年之分裂，非但中国未曾解体，且日益扩大，中国大一统之观念更加巩固，这一切，均有赖于孔子思想之高度真理性，有赖于其以毕生心血所锻造出的坚不可摧的儒家学术传统，尤其是儒门弟子坚守师训、不为势力所摇撼之伟大精神也。
《史记·儒林列传》曰：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葘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由此可知，儒生不仅为一切安定社会之巍然中坚，革命年代，更奋起而为革命者。陈胜起义，儒生持孔子礼器往助者很多，孔子嫡派后裔孔甲毅然加入起义军，为陈涉博士，英勇就义。刘邦起事，鲁申公弟子多有从军者。
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祭孔子，开历代帝王祭孔之先河。文帝置《诗经》、《春秋》两博士。天下儒生应汉武帝贤良之选，而为文治政府之巍然中坚，从此，儒士尊居四民之首，永为中华文明之根基、人类文明之表率。
三，树立古今道义：儒家大一统
名儒董仲舒即为儒家道学政三统之表率，扶持儒家政教之大师，传播儒家理想之学行高超、应运而起者。
董仲舒《天人三策》第一策开篇即言：“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揭明学问与事功、人为与天命之间的关系：“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藏于骨髓。……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仲舒本儒家天人合一之旨，一语廓清少年天子之疑惑：天命非神秘不可解者，天命有生生不息之仁，人生有礼乐和谐之义，仁义礼乐即治乱兴废之关键、天命人生之枢机也：“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故尧、舜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仲舒以阴阳说明德治、法治之别：“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仲舒直率而言，指汉初纯任刑罚为“虐政”，主张以“德教”代之：“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
他认为教化乃当今急务，决策者当改制更张：“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他斥纯任法治之秦政为“乱政”，而汉须奋起更化之：“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馀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他总结说：“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仲舒可谓得民情、政情之实际：小民好利，如水之就下；赃官好贿，如苍蝇逐臭；权钱结合则社会腐败，不堪一击。人行不善，皆因未闻大道、未受教化、不知礼义廉耻也。法网再细，贪官奸民必能寻孔而入；刑罚再重，铤而走险之人不绝，“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现象比比皆是，正如今之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
观今可以知古，观古可以知今：经济繁荣必定促使人口增长，由于资源、环境等生态局限，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于是就业、生计等人生机会必然趋于紧张，是时社会上层若骄奢淫逸、巧取豪夺，则社会下层必作奸犯科、铤而走险，于是社会乱象叠生、最终衰亡覆灭。
近代以来，西方古典经济学倾向于认为：通过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全球财富可以保持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忽略了经济增长极易使社会因贫富分化而解体，忽略了经济增长受生态条件的制约，不可能无止境地持续下去。而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无限扩张性，更会促使一个社会因经济崩溃或彼此之间因扩张而引起的战争而解体。因此，一个社会的自我克制，就成为这个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而自我克制的基本途径，就是道德教化。
四，太学与乡学：养士、选贤制度
英明俊伟的汉武帝，览仲舒策而异之，复问曰：“……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道，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毋讳有司。”
仲舒在明“德教立国”之根本宗旨后，于第二策重点讲“储才任贤”：“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兴学尊师，所以储才化民；养天下之士，立为天下之矜式，所以立民极、兴廉耻，使天下之人有精神奋进之志、自爱自耻之节，而渐离蠢蠢奔竞之俗境也。
董仲舒更进一步指出当时官吏任选制度上的弊病，并提出当行的人事制度：“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人才选拔、培养、任用、监察、升迁制度，乃一切政治制度之根本。中国传统政治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繁荣的核心因素，关键就在于中国人在周秦之际的历史巨变中，逐步摸索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保障政治统一、开明、有效、廉洁的政治治理模式（华夏民主制之古典宪政机制），其中，保障平民中的德才兼备的人才经过选拔、培养、考核而进入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的人才选拔、人事任免制度，是保障政府由文官治理这一举世罕见的伟大创造的基石。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对此做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
汉初承秦制，学童识字达一定数量、缴纳一定费用，即可任书吏，然后积累资历，慢慢升迁。秦政无耻，以家财富有为选官条件，谓之“赀选”，宜乎早亡。汉初沿用未改。仲舒一语中的：以资历、财富、地位为选举标准，一个社会必然廉耻丧尽、忠奸混淆，他因此主张“量材授官，录德定位”，并建议每年由各地方官向中央选送人才。仲舒此策可谓汉以下中国传统政治之关键：国家政治之主要职责，即在选拔、培养人才，任用、监察官吏；人才盛则国家盛，吏治清则国家宁。仲舒本儒家思想“选贤与能”之一贯宗旨，开汉以德行、才学取士任官之荐举、察举、科举三途并举之“选举政治”之先河，一举奠定中国平民精英（贤人）主持天下政治、华夏民主制下古典宪政、文治政府的伟大基础，正是这种政治，突破西方军功贵族政治之黩武僵化，以及近代政党政治之更替纷乱，而令平民好学子弟，单凭其德行、才学即可崛起于民间，成为中华文明繁荣昌盛、独步古典世界之伟大中坚。
陈致平在《中华通史》中详细论述了汉代人才制度、选举制度之“六途”：一曰“文学”，即博士弟子、太学生，经培养、考试而授官；二曰“征辟”，即由天子、三公直接征召、辟举民间饱学贤德之士；三曰“察举”，即由地方官保举贤良方正（贤良）、孝子廉吏（孝廉），经考试而授官。东汉有“四科取士”之说，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皆用人授官之标准也。故汉代人最重品行，乡党之评论直接关系人才之前途。东汉许劭，喜品评人物，每月评定数人，时人称为“月旦评”；四曰“对策”，即应天子策问而被选拔授官。更有上书求进、毛遂自荐者，如东方朔上书自称“已诵四十四万言。臣朔年二十二，身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武帝阅其奏折，两月乃毕，其中诙谐幽默寓婉讽，武帝大为欣赏，遂拜为郎。由此可见汉代人才之不拘一格；五曰“吏员”，六曰“任荫”，分别以资历与荫袭得官，如苏武，受父苏建荫而为郎，出使匈奴十九年而劲节不屈，成千古佳话。综括而论，汉代选举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人人皆可仕进，而无贵族平民之限制；选举以德行为主、才能为辅，务求德才兼备；学问为仕进之阶，德行为征辟之由，读书人地位崇高，全社会好学问讲廉耻，两汉民风士风之刚直淳美，为历来史家所公认。
五，融贯百家，独尊儒道
董仲舒在第一策讲明“道在仁义礼乐”、第二策论清“储才用人”之标准与制度的基础上，在第三策中提出了具体的政治、学术与文化主张与建议：“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无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
仲舒不愧为孟、荀、诸子之后巨儒，将天人之理、古今之验、命、性、情之说，融贯汇纳而折中，归结为君子之教：只有当人意识到自身具有超越乎万物之上之价值，则人方能自我振拔于蠢蠢而动之世俗层次，知仁义礼乐、乐循理处善，可谓君子。人而君子则可以治理国家，小人效君子之行，安其居、乐其业，明廉耻，讲礼节，则天下大治矣。
仲舒曰：“王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中国世界观之核心精神，一言而蔽之，曰仁爱和平。仲舒曰：“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无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
仲舒本孔子“损益”、“与时俱进”之旨，公允地指出：道者不易也；可易非道也。然道之行不能无弊，时人救弊补偏，有所损益，与时谐行，终归往复常道也。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皆归于仁。归仁则兴，不仁则亡。彻古彻今，其道一也。
仲舒针对当时官吏与民争利之腐败情形，言于武帝曰：“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仲舒更以社会上层为全社会之表率：“尔好义，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社会上下必须有一种道德精神与文化精神为主脑，否则难以长治久安。故董仲舒提出了千古不朽之政治、文化建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所谓“抑黜百家”非如秦政灭其学也，仅逐出官学，不立博士而已。
此时西汉学术思想，经过晚周秦汉历史巨变的正反经验的积累，刘邦、吕后、文、景、武帝、萧何等贤君名臣创制，张良、萧何、曹参、贾谊、陆贾、董仲舒、司马迁等名儒议论，融贯渐趋一统，逐步由汉初扫荡秦政、休养生息的黄老清静之治，向儒家大一统宪政文治政府制度大步前进。而“汉初四贤”陆贾、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的伟大思想，恰恰呼应了晚周秦汉之际诸子百家融合贯通、折中于儒家一是的时代潮流和宪政潮流，儒家宪政正是秦朝暴政、天下涂炭的对立物和始皇帝妄图毁灭的直接对象，天下万民思慕孔子儒家教化既深且久，刘邦遂呼应这一心理，以“太牢大礼”祭祀孔子，不仅开创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例；更使天下万民蓦然欢洽于炎汉文明之扫除秦政、与民更始、重建宪政；文帝进一步扫除秦政，废除秦朝“挟书令”，广求图书、儒术，鲁申公、伏生等献书、献徒、献道于朝廷，辕固生为复兴儒教，毅然与野猪对峙；文帝设立《春秋》博士，董仲舒应征传道，华夏正史传统，由他和弟子司马迁传承开辟，诸子百家如涓涓细流，汇入儒家渊深博大的宪政文治主义和道德人文主义的思想学术宝库中，由《天人三策》予以简要概括而从此垂诸不朽也！
经此天人三策之伟大建构、诠释与不朽筹划，中华文明迅速摆脱晚周秦汉初之混乱，全国思想统一在儒教大一统之人性道统（博大深厚的公共信仰）、人文学统（儒家道术）、人本政统（宪政文治政府下的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之下，恰如尧舜文明（备载于华夏宪法《尚书》）和西周文明（备载于联邦宪法《周礼》），因而率先在全球文明中获得政治突破一样，炎汉文明再次率先获得历史性突破，其宪法精神与古典宪政机制，备载于《天人三策》这一不朽文献中，作为华夏宪法之伟大准绳，将中华文明的稳定繁荣、合理治理、万年绵延、不断复兴的根本规矩，确立了起来！
六，独步全球的文明奥秘：古典宪政体系
《汉书·董仲舒传》曰：“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于是，公元前136年，武帝置五经博士，公元前124年，采公孙弘议，设五经博士弟子员，额定50人，以后一再增加，汉成帝时达三千之众。武帝又建“明堂”，立太学。博士弟子每年考试一次，能通一经以上则授官，不及格则随时淘汰。东汉光武帝即太学生出身，大力崇儒兴学，明帝初年建成三雍“明堂、辟雍、灵台”，明帝亲临太学讲经。顺帝时太学学舍达1850间，质帝时太学生达三万人之众。从此汉代公卿多彬彬饱学之士，以后历代不衰。儒学自孔子卒后，历三百五十年传播而终于大行于天下，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文明传统之道统，由儒家道统生发出儒家教化之学统与儒家士人政治之政统，从而保障了古典中国的稳定繁荣。
儒家道德统系（仁义礼智信），自孔子没后300余年终获确立并广泛深入地传播于东亚社会，儒家学统（诗书礼易春秋）与政统（天地君亲师）也随之确立：学统者，传播儒家道统之学术传统、经世传统也。儒家300年后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于孔子亲手锻造出的、一支坚不可摧的传播群体、集天下学术于一身的思想学术传播统系、一种“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之伟大传播精神。此群体、传统与精神，以孔子为传播领袖，崛起于晚周时代，中经无数次“二级传播”，将一种文明精神传播于社会各阶层、各角落，绵延两千余年，直至清末民初，虽历经秦之政治迫害、佛老宗教之代兴、隋唐以下科举考试之种种流弊、蒙元之贬斥、满清之摧残，始终傲然屹立，巍然为社会之中坚、政府之领导，挺然而为社会风气之表率，文明传播之渊薮。
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社会形态：士、农、工、商，井然有序；而以“士”为全社会之表率、领导。士之所以能领导中国社会，一方面在于他们赋予中国社会正确的价值准则并身体力行之，此准则，即“忠、孝、仁、义”或“礼、义、廉、耻”之儒家道德观念（道统），全民族对此涣然心折，确信不疑，两千余年，相沿不改——无忠则叛，无孝则蛮，无仁则贼，无礼则野，无义则乱，无廉耻则为禽兽也！
另一方面，士之居于全社会之领导地位，还在于他们掌握融道德信仰、历史经验与治国方法于一炉之学术知识，是为儒家学统。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教”授徒，学生明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之沿革、古今大道之所在、天人相与之奥妙，内圣外王之学行、治理国家之才干，为举世所公认，则西周贵族政治，一变而为东周之游士政治（贵族与平民知识分子结合之政治），再变而为秦汉以下直接从平民中选拔治国人才的平民政治，从而一举奠定中国古典政治之成功与中华古典文明光辉灿烂之宪法基础。
道统确立，学统坚固，方有清明廉洁之政治、天下为公之政统。政统者，坚守儒家道统之基本价值观念、饱受儒家学统之浸润培养，以天下为公、勤政爱民为宗旨，以清明廉洁为基本道德操守，合理公平地治理天下、提供完善公共服务的中国古典政治秩序也。
道统稳固，则公共信仰体系确立，民知自爱，官知廉耻；学统稳固，则公共教化体系完备，德才兼备之人才、官吏，源源不断地培养、选拔出来，中国社会因此长治久安；政统稳固，则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从天子到庶民，均依宪法行动、彼此分权制衡，则中华文明因此光辉灿烂于古典世界也。
中国古典文明之核心，乃三统合一之儒家士大夫宪政秩序。士起自民间，深知民间疾苦，保有质朴清刚之民气；自小受儒家教育，身肩儒家道统，慷慨以天下为己任；受荐举、察举与科举而被选拔到中央太学与地方郡学，受高等教育后，经考试合格被委任为各级官吏。或受民间教育如东周两汉之私人讲学、唐末之书院培养而成材，主持地方事务。士者，能任以国事之人也，其身荟萃道统之博大、学统之深厚、政统之清明，虽君主之位、富贾之财，不能摇撼其为社会中坚之地位，古典中国因此稳定繁荣，近代思想家伏尔泰、卡莱尔、郝大维等人，尊其为“精英政治”、“古典民主政治”、‘儒教民主”者，以此。
中国社会使有教养、有学问的知识分子稳居于靠武力或财力而发迹之武人与商人之上，使道德的力量、人文的力量，稳居于武力或金钱等势力之上，这一有形的政治选拔制度与无形的视学问为最高社会地位的社会风气，判然有别于国王、贵族、武人、教士、政客或富豪把持政治之西方社会，是古典中国取得独步世界的文明成就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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