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自伏羲、炎黄直至两汉、唐宋、有明一代，葆有欧亚大陆东端最大文明统一体的古典宪政治理的典范模式，这一文明治理的典范，是融会数千年各种古典宪政制度体系和各种思想观念为一炉，斟酌损益、融会贯通、折中一是、巍然建树、长期陶养而凝成，即使在汉末六朝巨大社会动荡、魏晋隋唐时代佛教、回教、基督教等教派强盛传播的情况下，仍然坚固不变，同时吸纳外来文明的有益成分，其制度和观念体系保持活力与稳定，故至今中华民族仍以汉文化为主体，中华文明亦自称炎汉文明。
余素喜天津杨柳青年画，近日在北京王府井外文书店购得一套新版《杨柳青木版年画》八辑，归来欣赏，喜庆祥和之气立刻充盈满室。尤其是第三辑《金玉满堂》一幅，一个白胖男孩正专注阅读一册书卷，身边陈设为花木、古器，并无金玉，唯男孩颈项上挂一项圈，上坠书有“长命百岁”字样的麒麟锁。年画作者的深刻寓意，传承古人崇高之价值信念：遗子黄金满筐，不如遗子一卷经典。读书明理，则金玉满堂、书香满室，忠厚之教深入幼儿灵魂、温润大众身心，则诗书礼乐文章，必使人类文明生活之优雅美丽，如清水芙蓉，合盘托出，不掺杂一丝丝纷扰缭乱也。
大抵具一定资质的著述，诚然是主观信念之表达，其客观验证有三：一是历史经验教训之文献记录；一是全人类恒相感通之良知，熊十力先生所谓“心证”；三是古今中外艺术品之无伪呈露：观赏希腊雕塑、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美术、音乐杰作、柏拉图、奥勒留、但丁以来的西方伟大名著，乃知西方文明何以在近代崛起而至今不衰；观《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新语》、《春秋繁露》、《史记》、《白虎通》等历代经典，甚至公元1800年前后才开始称胜于中华大地之杨柳青木版年画，一种沐浴天恩、历经精纯培育、一万年未尝中断的古典文明的极峰体现，就从这些文字、图画、国乐、戏曲、建筑、器物等文明的一切方面、层次与境界中呈露出来，任凭“新文化”浅学俗流之肆意污损扭曲，却不改其本真无邪、雍容美丽之贞正品格，天地间人生之宝贵、万物生命之葱茏，一一如明珠闪耀，难掩其旷古绝今之光辉也！
一，大一统文明：内建宪政，外靖边疆
炎汉文明之创制，在高祖、文、景、武帝诸朝经营缔造，尤以汉武帝时代为多。研读《史记·匈奴列传》乃知当时匈奴为患中国边疆之烈，汉武帝与李广、卫青、霍去病、张骞、苏武等人艰苦经略，终于扫除此心腹大患，华夏民族乃能从容舒展、培育其文明。时论多以武帝为靡费，至今乃知：非如此不可！
观《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乃知炎汉文明创制之规模、内忧外患之解除、古典宪政体系之渐次成熟：
丞相公孙弘，齐淄川国薛县人也……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养后母孝谨。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是时弘年六十，征以贤良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病免归。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淄川国复推上公
孙弘。弘让谢国人……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征博士各对策，百余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是时通西南夷
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
元朔三年，张欧免，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蔽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天
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卒以弘为丞相，封平津侯。
汉武帝雄才伟略，深知中华文明要长治久安，必须扫除外患，才能内安社稷、外靖边疆，这一高瞻远瞩的贤明决策，当时汉初群臣百姓未必通晓，大多“以为罢蔽中国以奉无用之地”，若干朝代之后，人们才懂得武帝开疆拓土的伟大意义，公众舆论未必一定正确，此见。
公孙弘就是当时舆论的代表。他出身贫苦，创造了炎汉文明流传千古的一则奇迹：“朝为放猪郎，暮登天子堂。”炎汉人才选拔制度之不拘一格、地方用人之不避权贵，可谓辉映千秋：公孙弘初使匈奴、归报忤旨被免，淄川国不顾天子喜怒，再次荐举于朝廷，百余博士对策论政，天子从被朝廷九卿之一的太常推荐的百余对策中，偏偏要将被压在下面的公孙弘对策擢拔为第一！公孙弘的巧妙处，在于“不面折庭争”，而是将方方面面的情况摆在天子面前，由天子自作抉择。这样，天子权威获得维护，同时丞相亦通过对社稷民情的陈述、比较中，曲折表达自己对政治措施的看法。
从公孙弘的被破格擢用亦可见，在天子、朝廷重官（太常）、地方官吏（淄川太守）、底层人才（公孙弘）之间，构成古典宪政在人才选拔制度上的彼此制衡关系：天子不能以喜怒进退人才，淄川太守不畏强权而再次荐举；太常览百余博士对策，将公孙弘所对压在下面，天子却不受蒙蔽而擢拔为第一！
底层人才凭其真才实学而被上下推举、考量、破格擢用，天子、太常无从以个人好恶而随意进退人才，炎汉文明之伟大、政风士风之廉洁清明、古典宪政之权力制衡，不亦昭然若揭耶？！
当时大政之一，就是在驱逐匈奴、打通西域之外，再开辟西南夷、东海、朔方等华夏民族的地理空间，将中央政府的权力贯彻到这些边远地区，而措置这些军事、民事治理，必然会大量靡费百姓生命财产。
公孙弘为民请命，为达到谏诤的效果，采取“迂回战术”，即不面折庭争，而是推陈利害，由天子自作抉择；天子为了论证自己抉择的合理性，就发动与自己同一观点的大臣朱买臣等，与公孙弘辩论，公孙弘表面服输，实则得寸进尺，主张暂停经略西南夷、东海，专力经略朔方，遂以委婉方式获得天子支持。
观此可知，即使是天子，以孤见之明、九五之尊而决心推行某项大政，天子也不能独断专行，而必须在朝廷上进行辩论以论证其合理性，时任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主掌天下舆论的公孙弘，必须被说服，这项政策才能顺利通过“廷议”而获得合法性，古典宪政体系之法度严明、规制凛然，由此灿焉可见。
从今天观点看，西南夷、朔方的经略，与驱逐匈奴、经略西北、东北等广大地区的经略部署，实乃彼此呼应、配合，华夏民族凭仗这一战略而在这些地区站稳脚跟、扩展文明，汉武帝之英明雄才与宏伟韬略，非公孙弘自谦之“山东鄙人”可比；而天子时时采纳谏诤、尊重古典宪政之廷议制度、以理服人、爱惜人才、尊敬民意，则更显天子法度之严明、见识之高超、制度之严饬。
《史记索隐》引《汉书》曰：“汉兴，皆以列侯为丞相，弘本无爵，乃诏封弘高成之平津乡六百五十户为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3]从此，平民阶层，靠苦学修德、恭谨持重、巧妙设施而能进身公卿、拜相封侯、主持天下大政，“文治政府”体系巍然树立，那些靠出身贵族世家而位居诸侯王地位者，却常因骄奢淫逸而国除身灭，炎汉文明至此焕然而为平民人士不断崛起之伟大文明，而同期之古罗马文明，因仅限于军功贵族凭武功封爵而日渐僵化，炎汉文明却因不断接纳平民人士之健康血液而勃然兴旺、永葆繁盛也！
与公孙弘恭谨、持重风格截然相别、同样对扫除内患做出重大贡献的，是同为齐人的主父偃。他出身贫苦，武帝时代遍游诸侯，无人理睬，无奈，以一介布衣上书阙下。朝奏而暮即受天子召见。其所言九策，与陆贾、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并列汉文巨典，读之乃知古人盛称“唐诗、晋字、汉文章”为华夏文明“三璧”之诚然不虚，更可知西汉舆论制度之合理开放，一介布衣可上书天子，朝奏而暮即获天子召见，古典宪政下华夏民主制之采纳民意、拔擢人才，真如浩然江河。天下英雄背秦向汉，由此：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凯，春搜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昔秦始皇……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
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闻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知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
后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
主父偃援引《司马法》等兵书战策、虞夏殷周千年文明传统、秦始皇汉高祖之功过得失，劝谏武帝深察民间疾苦、百姓呼声，深思熟虑其征伐匈奴之拓边政策之轻重缓急也。
二，古典宪政奥秘：整肃权贵，剪抑豪强
与其同时，更有赵人徐乐所剖析“土崩瓦解”之局面，道尽古今政权变迁之深刻规律，足令千古警醒也：
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何故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是之谓土崩。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
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室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何故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间者关东五谷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
徐乐所言，深明华夏文明大局，在于民众安足，人民富足、安定，则“土崩”之势难成，而“瓦解”之情势，虽亦需重视、防范，但远不及“土崩”之危急也。明末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日知录》所言“亡国”与“亡天下”之别，盖导源于此：亡国乃中央政权之变动、中央地方政权之间关系之消长，亦即徐乐所谓“瓦解”之势，亡而复振、解而复合，较易；亡天下则是《尚书》所谓“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即人民贫苦而骚动，闻风而起义，则“土崩”之势已成，如何相救？华夏文明的国策根本，就是强本抑末，即富足百姓而剪抑豪强，否则“土崩”之势形成，“瓦解”之势必随之，亡国亡天下必然同时出现！
严安的书奏，则将晚周秦汉天下大势和汉初国策的根本问题，以简洁而清晰的语言勾勒完整、指示明确，不仅体现了当时历史认识的高度，更显示了秦亡汉兴这一历史巨变铭刻在华夏民族心头之深刻程度，华夏文明正是在总结秦亡汉兴的传播遗产的基础上，摸索出了颠扑不破的价值真理——儒家仁义道德之教、敬天保民之说：
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余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余岁，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侯恣行，强凌弱，众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
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向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徭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
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风而循其故俗，为智巧权利者进，笃厚忠信者退；法严政峻，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轶。欲肆威海外……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
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
华夏古典民主制的三大阶段，一是炎黄尧舜的大同民主制，二是夏殷周时代的联邦王制，三是秦汉以下的中央集权制，严安所谓“周失之弱、秦失之强”即精准概括出古典宪政后两大阶段的固有问题：联邦王制往往诸侯权势超过王室；中央集权制下地方权力往往被过度集中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不恤民情、一味暴虐，则秦之灭亡、汉武帝时代军费靡费足以困民、扰民，以此。
汉唐政治采取周秦之间强弱兼具、刚柔并济、王霸参杂的中庸之道，因此稳定繁荣，长达数百年。
公元2010年1月底，时值寒假，余携17岁儿子前往北京位于西四大街的历代帝王庙参观，见大殿之上，伏羲、神农、黄帝神位居中，周武王以下三十二代周王之神位居右，汉唐诸王不及也。
余告儿子：“孔子尝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观历代帝王庙，即可知圣人之言不虚：周王朝绵延八百余载，真乃人类文明奇迹也！百家姓氏学说，吾家姓氏‘毛’即传自周文王，《史记·周本纪》言，文王八子毛叔郑（伯明），助武王伐纣成功，吾毛姓先祖毛叔郑（伯明）奉明水清酒，辅弼武王、周公告成于天地祖宗，后受封毛国，因姓毛。小子继之，以宣续祖德！”儿子唯唯。
步出大殿，见庭院内《历代帝王庙介绍》，文称历代帝王庙制，不列秦始皇、曹操。回家取儿子高二教科书《历史1》（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赫然见秦始皇画像印在教科书封面上，余告儿子：此等历史观念，远远逊色于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代一介布衣儒生严安的见识，人民百姓大不堪于暴政，自杀于道树者累累相望，起义者更风起云涌、接踵而至，此等教科书，却推尊其为中华文明代表，与推行雅典霸权的古希腊将军伯利克里，同列于封面，东西霸道代表、武人遥遥相对，汝之学校所习，何其荒谬无知乃尔！
主父偃、徐乐、严安三人对策谈古论今，全在长治久安之国策，天子览奏，立即召见三人，谓“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7]很快拜三人为郎中，主父偃数上书言事，一岁中四度升迁，拜为中大夫。主父偃向武帝进“推恩策”，将地广千里、易于叛乱的诸侯国，分封给诸侯王众多子弟，使诸侯国势力大为削弱，内患为之扫除，华夏大一统之中央权威因此稳固，武帝欣然采纳；又建议将“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强制迁徙到茂陵地区，以便削弱其在当地的权势，收到“不诛而害除”的政治效果，武帝亦从其计策。
盖豪杰并兼之巨室、久拥权势之权贵阶层，富可敌国、操控权柄，必然多有藐视国法、侵逼小民、为非作歹之事，将之强制迁徙到皇陵守陵，则地方行政必然清静安宁不少。华夏强本抑末、强干弱枝之国策，意在有效维持社会稳定与小民利益，而维持社会大局稳定的秘诀，恰在扶贫抑富、剪除豪强、严打贪官，主父偃之策颇可玩味也。
三，古典宪政秩序：君臣制衡，社稷安康
中华文明近代以来外遭列强侵夺，内逢政府之腐败专制，亟亟探求富强之道而不可得，直至1980年代毅然推行市场化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富强大业方走上正轨。然贫富悬殊、权力腐败以及自然、法制环境频遭破坏等流弊，却始终如影随形、屡治不止。何故？
立国之道在立人，人人自立而不盲从、不苟且，则举国上下以天下道义之担当为己任，法条不必滋章、惩治不必严苛，人人懂得奉公守法的道德责任、社会操守，亦即从内心深处接受华夏普世价值——孔子儒家倡导于2500年前、中华文明奉行10000年之久的价值规范“仁义礼智信”，切实获得举国尊崇、贯彻，则中国必能革除上述流弊，中国法制环境必大为改善而赢得举世尊敬！
君不见西方近代文明奉行法制数百年、国富民强程度全球第一，但其各种社会流弊亦随之滋生，绝不亚于东方社会之内政混乱，二者仅为程度之别而非本质不同。原因在于：西式法制惩办于流弊滋生之已成，而儒家道德预防于流弊滋生之未成，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当代社科学界长期分歧于人性之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对此毫无成熟见地。其实这一问题，早在周秦汉唐时代即获解决：人性如水流，端赖渠道之引导。以儒家道统（仁义礼智信）、学统（诗书礼易春秋）、政统（天地君亲师）以规范之、引导之，作奸犯科者盖寡；以启蒙主义“个人至上”之法权观念以放纵之、引导之，人人寻求物欲满足而伺机规避法制，则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甚嚣尘上，举国富而不足、强而不安，各种不可持续性长久积累汇聚，贫富悬殊、价值颠倒、流弊丛生而最终出现《增长的极限》所预言的生态社会人文系统的巨大动荡！
中华文明为一万年后的华夏子孙，预先储备了一笔巨大的、具有高度可持续性的文明宪政制度与文明道德精神的遗产，这笔巨大的传播遗产，将帮助中华民族成共度过当代全球性危机而率先迎来国运昌盛与文明新生。
这笔举世无双的文明遗产，就是以儒家共享价值为公共信仰体系；就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公共教化体系和学术体系，参酌诸子百家、西方学术精华而融会贯通之；就是以华夏民主制之古典宪政体系为蓝图，参酌西方近代宪政若干优点而为东西文明融贯的新宪政体系！谁领悟继承了这笔巨大深厚的遗产，谁就率先迎来新普世文明的曙光！
余深夜研读《史记·汲郑列传》，喟然而叹：华夏文明之社稷长存，不仅需要叔孙通、公孙弘之类审时度势、不面折庭争却巧为弥缝、关键时刻亦能挺身而出的贤臣，更需要汲黯、郑当时以及《儒林列传》所记叙的各色贤士、儒生之刚直极谏、贤良方正之凛凛风骨，二者或柔或刚、互为补充，构成华夏文明最为亮丽的人文风景与社会图景，余阅读深思、默然心会，仿《孟子》而眉批《史记》卷120之《汲郑列传第六十》曰：“读古文，如集浩然正气也！”
华夏学统贵在通达世务、普济苍生、为民请命之道术之学，不贵学术专精于某一狭小领域而不问国计民生、天下利害之专门学问也。前者称“君子儒”，后者称“小人儒”；前者担当道义，后者区区营营于世俗权势或专门技术而已。
近代中国学术模仿照搬西方学科分类，将完整复杂、彼此勾连的社会问题、文明问题、人生问题，人为肢解割裂为若干彼此不可通约的领域，即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以及自然、社科、人文三大学科，如此分类、分科，彼此隔绝、无从互动，活生生将万物生命大系统、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鲜活空间框得过死，后学者阅其文献，一股死气扑面而来，久而生厌恶之心，不亦宜乎！
儒家学术则不然。孔子杏坛立教，浑圆完整、融贯众家，举凡诗书礼乐、天下利害、人生进退、扫洒应对、燕居之乐、穷困之固、政教措施、天命流行、弟子品格，无一不教养、无一不深研，《论语》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弟子因此享誉列国、受举世尊仰，儒家学统如同活样板立于世人目前，儒家学说得以在孔子身后300余年而巍然复兴，其传播奇迹之一，就是孔子所谓“君子不器”，即不分专科而能通达世务人情、进而增长个人智慧与公共福祉。
观《史记·汲郑列传》所记汲黯之成长经历与从政风格，即可了悟余所言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别，即可了悟汉初黄老、儒家、阴阳家、杂家之学荟萃一炉，虽主张微有不同，但根本宗旨一致，即维护人民利益，反对当权者靡费扰民：
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其先有宠于古之卫君。至黯七世，世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以庄见惮。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为谒者。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迁为荥阳令。黯耻为令，病归田里。上闻，乃召拜为中大夫。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迁为东
海太守。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旨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务左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
汲黯诚世卿之家，庄严威武，时人忌惮，然内自高洁，爱民如子。武帝时为谒者，持节视察，中途矫制，便宜行事，归报天子，天子以为贤。派遣为令，汲黯竟以为区区县令乃大材小用，辞官归田。武帝欣赏其廉直，拜为中大夫。数度切谏，不称上旨，外任东海太守，治理得宜，再拜为九卿：西汉官制之贤明，不以官员之个性鲜明、刚直不阿为忤也！汲黯好黄老言，以清静无为、不拘文法为治，与武帝尊儒好事不合，然武帝强忍不快，始终礼敬之：
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音壮）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最后病，庄助为请告（假）。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武帝好儒更张、奋力拓边，汲黯好黄老学以清静不扰民为宗旨，君臣政见不合，或言辞冲撞，或意气相加，然武帝未尝加罪于汲黯，汲黯亦忠心耿耿于朝廷，君臣并立朝堂之上，辩论面折，彼此礼敬畏惮，共以“唐虞仁义之治”为鹄的，武帝偏于理想主义，汲黯偏于现实主义，君臣二人共同维系着华夏民主制下古典宪政之不以言论治罪、采纳民意、爱护民生之伟大制度与伟大精神。
千载之下，余闻其遗教，慕其高风，诚然思念向往《孟子》所谓“贪夫廉，鄙夫宽，懦夫有立志”之人生大道，万民提升之道德、审美、人生境界也；诚然体悟感受华夏民主制之一脉相承、此后唐太宗与魏征继承之君臣谏诤之灿然政统也；诚然领悟华夏文明不拘儒、道、百家之学，全以通达世务、爱护人民为天下道义所在也；诚然洞悉当代中华文明倘能推行儒家砥砺名节之严明官制、通达世务、爱护人民、自树节操之学制以及公共教化体系，当局者倘能毅然推行官制、学制的伟大变革，任德治官、通学养才，则汉唐文明之繁盛、全球普世之尊仰，不必虚饰经营以求，必焕然重现人间，毋需托之梦寐也！
四，中国大一统的古典宪政秩序
从古至今，未有道统不立、学统不固、政统不清，而能长治久安于世者。道统即公共信仰体系，中国自《尚书》《周礼》时代以来，历经晚周秦楚之际大变乱、大动荡的痛苦教训，终于明白唯孔子儒家思想堪称华夏正统，而道家、阴阳家、杂家等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为之补充，全社会上至天子下至庶民一体遵奉崇仰，公共信仰体系设立了华夏文明的道德基础和价值准绳，“仁义礼智信”就成为中国社会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这中华文明的第一义谛，作为华夏文明的根本大法之宪法原则，深入中华民族的心灵之中，牢不可破、稳如泰山，浩瀚如江海、寥廓如苍穹，《易传》“立人之道仁与义”可谓一语破的；本此宪法原则，中华文明稳固树立起辉煌灿烂的几大宪法秩序，即有效治理全社会的、彼此匹配的宪法制度体系：
首先，以儒家六经、纲常之说为价值依据和价值宗极，融贯诸子百家、道释回耶诸教派为一炉，灿然凝聚为经史子集等古典文献的传授、诠释、注解、发挥的经学、史学传统和人才选拔、培育、推举、任用的人事制度，为辉耀全球的中国文官系统，储备了极其深厚博大的学术资源、道德资源、人才资源的华夏学制体系、公共教化体系。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建议，设立“五经博士”学制，同时在民间普选产生博士弟子生员，从博士官求学，学成被授予官职，这一整套伟大的太学制度（全球最早的大学制度），使受过高深经学教育的平民子弟，源源不断地进入政府治理系统，确保了古典宪政的有序推展，确保了华夏文明此后2000余年的稳定繁荣、长治久安。
其次，源自《周礼》的家族制度、地方礼义自治制度的巧妙设施，使全体人民被编织进一个比刑罚、诉讼之法网远为严密也远为温柔的宗法人伦网络中，宗族家长、地方乡绅、退休官僚、乡学教授、私塾先生、乡学士子等，构成一道天然的约束人性泛滥、调节民事纠纷、规范地方自治的伦理屏障，治理成本极低，教化效果却极高，是华夏文明“德治”体系的重要环节和维系稳定和地方繁荣的文明特色之一。
礼乐射御书数之“古典六艺”之学，就是乡遂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凡触犯伦理道德规范的罪错人犯，有的甚至终生不得参与乡邦定期举行的乡射、乡饮酒等“六艺”大典，其严厉的道德惩戒作用，远比刑事审判、拘禁、劳役更有教化效果和警戒作用。
太学、郡学等中央地方学校制度体系，与乡射、乡饮酒、乡三老等地方礼俗制度、家族宗法制度一起，构成华夏文明的公共教化体系，全体国民终生在伦理教化的道德氛围中生活，“忠厚传家、诗书继世”成为华夏“学统”的标志语，深入中华文明的心魂之中，积淀为中华民族知书达理的全民价值信念。
最后，源自《尚书》的古典宪政制度体系，最集中体现在华夏天子、诸侯皇族、三公三孤、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九卿群臣、博士官、太学生等士绅、庶民之间分权制衡、依法行政、采纳民意、敬天保民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与依宪实施的治理系统中，其中，“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司法制度（王法），廷议、封驳、谏诤、纳言、上书、肺石、巡守、谏鼓、谏木等一系列舆论公开、民意诉求制度，剪除豪强、保护小民、三十税一的财货赋税制度，山林水土的国家养护培植制度，士农工商等职业信义制度、商业信用制度、国家祭祀制度、严格依法规范的建筑、服饰、饮食、起居制度等等，合称华夏“政统”。
道统（仁义礼智信）博大坚固，学统（经史子集、道释回耶、太学取士、社群自治等）稳定有序，政统（天地君亲师）严明有度，古典宪政体系因此巍然灿然，中华文明凭此公共信仰体系的不断树立、公共教化体系的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规整严密而万年绵延、长治久安，在全球古典文明一一败落、灭绝的漫长岁月中，独享荣光！
三统合一是华夏文明宪政秩序的灵魂。人在社群伦理中生活，彼此必须体恤扶助，这就是“仁”，然而彼此之间的体恤扶助，也必须遵循一定的秩序、规则，这就是“义”。仁义原则遂为华夏最高宪法准则，万事万物不得逾越。具体到最根本的社群关系，则不外父子、夫妻、君臣三大类，长幼、朋友关系，类似于父子、夫妻、君臣，合称“三纲五常”，即每一权利主体之间，必须有所分别（尊卑即分别）、有所依从、有所规范又彼此担负、彼此平等，亦即法权上的平等和事（务）权（变）上的暂时不平等：父、夫、君，在社会关系的上位（尊位），与处于下位的子、妻、臣，在法权上的平等就是《周礼》主张的“相敬如宾”，而事权上的尊卑分别，是为了人间百务得以有序推行。
五，仁义礼智信：文明价值的稳固传递
孔子告诉子路事君之道是“勿欺也，而犯之！”君臣之间以道义忠诚而彼此纲维寄托，臣子不可欺瞒君主而自行其是，而是要犯颜直谏、匡正补救其过错，这正是东汉儒生集体撰述《白虎通》时提出“三纲六纪”说的宪法精神所在也：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
三纲六纪之说乃形容华夏文明大小事体一一网罗之宪法机制也：君臣、父子、夫妇三纲，犹如这张文明巨网中的三条主线，一一担当起文明运行的道德责任，若分主次，则君、父、夫为大为上，因为其担负的社会责任更重，而臣、子、妇往往在其权威、经验、公共活动的范围上逊色于前三者（臣德行再高亦难望君主累世君临天下之德；子学行出众亦难望父祖养育之恩；妇女生活在家庭，其经验亦不如参与公共事务较多的丈夫），因此，三纲实乃各自均具有极端重要性，其宪法职责是彼此纲维、相互制衡，其宪法精神则是“整齐人道”之文明传播秩序也。
博大坚贞、学贯中西的20世纪民族英雄、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
柏拉图之“理念”乃宇宙终极真实之表象也，是一切事物的理想范型，吾华夏文明凭仗儒教信仰而把万民对天子替天行道的崇拜，逐步强化为凝聚广土众民于一紧密相联、彼此制约、协调之道德、生命整体之宗教情感中，忠君实为爱国，孝敬实为遵守文明法则也。
同为民国七贤之一的辜鸿铭精辟论道：
在其他国家中，是信仰来世的宗教给予了大众以永恒感，而在中国，这种永恒感则来自忠诚之道。……忠诚之道，使人们在国家方面感受到民族的永生，同样，儒家所宣扬的祖先崇拜，又使人们在家庭中体认到族类的不朽。
纬书《含文嘉》依阴阳观念而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实则确切表述了在治理公共事务方面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地位、威望、经验以及活动范围具有高下差别这一现实状况，但在近代启蒙主义“个人权利”说的长期传播下，这一说法乍听起来却颇有些刺耳。究实而论，这一说法乃是道出了一切社群、一切文明的公共事务得以正常有序运行的实际状况与情形，即：必需预先设定君主（国家象征）、父母、丈夫（家庭象征）的决定，具有价值合理性与权威性，同时又以“五常”之说（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等）为之补充、协调，即预先悬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中较有权威或较有经验的一方（君、父、父、师长等）做出的决定是合理的，先予以执行，同时在实际执行中又不断予以补救、匡正，这样，一个社群的公共事务，才能正常运行下去。否则，每一国事、每一家常，都必然在空洞、混乱、无序的人权平等要求以及“理性审议”等借口下被搁置、被废弃，犹如一个普通士兵，在履行命令前，非请长官说明这一命令的合理性不可，则战斗休想正常进行并取胜！
每一个人，都是文明战胜野蛮这个万年绵延的伟大事业中的普通一兵。他的成就，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价值设定：即，他把文明事业较有权威、较有经验的一方（天地君亲师）奉为楷模，进而传承并更新之，还是相反，追随近代启蒙主义种种空虚不实之论（譬如个人权利至上、人人平等、人人均有权独断）、荒谬之说（不依凭任何权威而仅凭个人理性就可以认识事物真相）而荒废一生，每个人尽可自行决定！
余在北师大为诸生讲解“古希腊文明传播遗产”，一男生持余著《传播学概论》所引赫西阿德《工作与时日》所谓“黄金、白银、青铜、英雄、黑铁五时代循环”以问：“敢问当今黑铁时代如何循环回返至此前时代？是骤然折返黄金时代还是从英雄时代循序而进耶？”
余赞叹曰：“大哉所问！历史发展演进的路径何止一条：或黑铁时代学绝而道丧，自然社会两大系统一一崩溃殆尽，全人类濒临灭绝、痛定思痛、改弦易辙，则文明在巨大动荡后可骤然折返黄金时代；或黑铁时代天下人民奋然存亡继绝、慷慨担当道义，天下王者毅然改革、损益斟酌，励行均平贫富、协和万邦之儒道佛耶回之人文教化，则全人类可循序而进乎英雄时代也！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称人类大觉醒当在大灾难出现之后，其庶几可待乎！”
余告别该生而陷入沉思：吾儒家学说之高明远大，即在对人性本来秉承于天之天赋良知，深具坚固不易之信念，比较西方哲人卢梭所谓“天赋人权”之肤浅之论，不啻霄壤也！天赋人权说告诉人：“你要捍卫你的权利！”却没有告诉人：“你权利的行使，必须依赖相当的社会条件，包括经济有保障、法制有保障、理性获得培育的教育经历，等等。”
近代人遵循卢梭天赋人权说的流弊一往而偏，只求伸张个人权利、责备外在环境（经济、法制、教育等），往往丧失了自我督责的基本道德能力，迷信外在环境的改善必然促使权利伸张、道德完善，往往混淆了外在环境改善与人类自我约束的道德义务之间的区别，养成近代人失道缺德、贪名逐利的通病，祸害所及，高楼大厦不断屹立、法律规章不断细密，各种缺德败行之举却层出不穷，各种职务犯罪、治安犯罪激剧增长、扩散，难以遏制。
儒家教化，恰恰反其道而行：人乃“天赋良知”而非“天赋权利”者，人自幼童时就被教导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稍长更训以父母子女兄弟长幼朋友之节操，再长则受师儒之教，从诗书礼乐易春秋之经典文献中，深入体会修己立身扬名、荣耀父母乡邦、平治天下万邦的宏伟道理，学成优异者经乡邦荐举、官吏察举、朝廷科举而为“国子”、“贡士”、“举人”、“秀才”，荣膺天子门生，与宰相公卿士大夫交游、历练，被授官进爵，受万民拥戴；学成居留乡邦者为士绅，主持邻里道义、安宁一方水土；如此，士子自幼即稳固树立“天赋良知”，事事先督责己身，自正然后正人，孔子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乃千古教育、学术、政治之大一统不二法门也！
倘若华夏古人以“天赋人权说”为价值信念，则事事督责于人、事事抱怨外在环境不足以伸张个人权利，天子事事贪求一己私欲之满足而不顾人民死活，诸侯事事伸张一己贪欲而不顾华夏联邦之统一，则吾华夏文明早已分崩离析、灭亡于晚周、暴秦时代矣！
余因以告诸生：吾华夏文明传播，传自上古伏羲时代，绵延万年至今，虽屡经动荡衰乱，却不曾如其他古典文明一般完全灭亡者，即在于其三统合一之文明传播秩序，巍然屹立天地间，所有入据中原的少数民族，虽心存防范之心（譬如元、清），但不得不采纳中华文明高超绝伦之文明制度、宪法制度，其采纳较少、妄分国人为四等之元朝，国祚不过百年；其采纳较多但尽力掩饰本族此前文明较低之清朝（清初诸帝极力汉化同时又极力掩饰满族兴起之初文明程度低、与明朝之臣属关系、满汉种族之别等），国祚虽较长，但内废华夏民主、肆行专制高压，外迫列强侵夺、洋奴催逼，终被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而覆灭也。
华夏文明传播之宪法基础，具体体现为华夏古典民主制之天子、诸侯、群臣、士绅、万民之分权制衡、责在朝廷官府、依法治理万民、教治政令等四重宪法机制（宪政制度）之贯彻；凝聚为“敬天保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宪法精神之表述；其制度、其精神，万年传承，统系井然，如参天大树，巍然屹立不倒、经纬万物之三统也：
一曰道统，即全民信仰之普世价值统系，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教”为根本性的公共信仰体系；
二曰学统，即全民尊敬之学术教化统系，以诗书礼易春秋之经学传授、诸子百家之融贯、道释回耶众教之杂糅吸纳、乡射乡饮酒等乡邦礼教自治系统等为根本性的公共教化体系；
三曰政统，即全民奉行之古典宪法统系，以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之人文治理秩序为根本性的公共服务体系。
三统合一、彼此匹配呼应，构成华夏文明大一统的严整绵密体系，炎汉以下各朝代，贯彻古典宪政体系者，必兴旺发达（譬如唐初、宋初、明初政治），废弃古典宪政体系者（譬如元、明、清王朝末期等）则必衰灭。
今日全球社会，当以中华大一统文明为楷模，旁接西方文明之诸多优长，予以工会贯通、借鉴创新，安定全球人心、摆脱全球危机，更能提升人道价值，增长普世文明，顺应宇宙天地人大一统之繁荣滋长、万物自由幸福之生命境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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