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按：今天2016年9月27日，乃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的孔子诞辰，特以这组总计16篇的系列文章“中国哲学特质”作为纪念。孔丘，字仲尼，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生于鲁国，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政治主张与生活理想，成为世世代代中华民族与全球有识之士敬仰、效法的生命楷模，被尊为“万世师表”。中国历史一再证明，正是由于孔子，在良好家教与渊博师教的激励下，树立起正直伟岸的品格与迥然超群的才华，他伟大卓越的政治活动与学术活动，使仁爱、道义、善良的思想品德深入中国人心；中华文明的大一统，在历经长期痛苦的动荡之后，终于挣脱了长达550年的混乱与分裂，获得重建。确如15岁孔子所立志、所声言，孔子的一生，是傲然独立、自强不息、积极奋进的中华民族的伟大表率。】

东方社会是在西方近代文明的步步进逼下进入现代世界的。西方以大炮打开了东方的大门，既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和科学技术，也带来了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号称普遍实则仅仅是启蒙独断主义的有限人类价值，带来了近代科学主义的思维模式和种种西方意识形态。禁锢已久的东方人，被西方物质文明的成就所吸引，以为西方人手上一定掌握着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于是不加思索地将西方种种意识形态奉为神明，以为这些必是医治东方社会贫穷落后的神丹妙药。

不幸的是，现代西方意识形态自身处于分裂的状态，被两大阵营的各种利益集团所操纵，它们乍入东方社会，被业已丧失从容选择的历史机会和判断能力的东方人，仓促之间据为己用，东方社会由此陷入分裂和内乱，种种黑暗势力趁乱纠结、扩张、争斗、夺权，种种外部势力趁机介入以收渔人之利，东方社会由此陷入各种人为的西化灾难。

受时代局限的影响，现代东方知识界也盛行西化主义的潮流，拾西人之牙慧，以新潮相标榜，买椟还珠，惑乱人心。１９１８年９月８日，吴宓（１８９４－１９７８）在《雨僧日记》记载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对２０世纪初世态人心以及世界总体文化环境中的中国留学生的所做所为的评论，显示了对东方时局的深刻预见：“……今（世）之（人）插标卖首，盛服自炫。自做广告（英文），事攘权位，本自无才，徒以偾事。甚且假爱国利群、急公好义之美名，以行贪图倾轧之实，而遂功名利禄之私。举世风靡，茫茫一概。吾国固然，欧美各国亦不异。且其中之为恶者，操术尤工。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陈寅恪精辟地指出：“……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他预言说：“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绝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1)20世纪东方社会的历史印证了这位伟大学人、史家的预见。

２０世纪是东西方思想在一个不平等的语境中接触、对话、误读、融会的世纪。少数有见地的东方思想家运用自身的智慧，恰当地吸收现代西方思想的精华，用以改造东方社会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古老的文化价值，使之重放人文精神的神圣光辉。在２０世纪的末尾，当整个世界紧密结合为一个瞬息相连的利益共同体──“地球村”时，东西方智慧的平等交流、融会、共同创新，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新生意义和世界文明复兴意义。

 一，民国七贤的伟大历史-文化哲学

民国七贤者，辜鸿铭、陈寅恪、柳诒征、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和钱穆，乃中国现代学术思想七大宗师也。

与全盘西化派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判然有别，民国七贤深入萃取中国固有文明传统，又融会贯通全球人文思想的精华，奋力建构起中国现当代学术思想的独立体系，建构现当代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启蒙独断价值的、独特的文明价值体系，使中国人学会傲然挺拔，挺立于今日世界之林而毫无愧色，乃伟大“国魂”（民族精神）的缔造者。

标举民国七贤的伟大学术思想传统与傲然对抗世俗潮流的独立精神，是为了促使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和中国当代知识界逐步挣脱“去中国化”的、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百年迷失，迅速挣脱西方霸权话语——启蒙独断主义误导下“全盘西化”照搬照抄西方近代文明经验的历史迷误。

具体而言，民国七贤奠立了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三个伟大维度：1，全面继承中国古典文明的伟大经验；2，发扬独立精神，合理汲取西方古典与近代文明的有益经验，而非照搬照抄、照单全收；3，冲破启蒙独断主义妄加于古今中西人类文明经验上的错误区隔、对立等预设，将古今中西的伟大经验，熔为一炉，措置贴近于中国与全球进步的实际。

民国七贤的精神趋向的高度一致，是这一流派提出的重要基础，七大宗师在民国著名刊物《东方杂志》和《学衡》等文化期刊上的密切合作、声息互通、彼此声援、相互启迪，是民国七贤学派得以发挥学术和社会影响的重要条件。

具体而言，民国七贤的学术奠基与开创之功，约略如下：

1，辜鸿铭学承英国哲学家卡莱尔，在《中国人的精神》率先对中华文明（中国文化）进行高屋建瓴式的提炼与概括，提出了有关“中国文化的20个光辉论断”（详见本书后文），特别是他对孔子《春秋》乃中国“大宪章”的思想，直接启发我在《大一统文明》（2014年）提出的 有关“中国古典宪政体系”这一理论概括、制度分疏与精神诠释；

2，陈寅恪学承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的思想，以“同情之了解”为研究古典文明的基本方法，判然区别于启蒙独断主义将一己意志强加于历史的所谓“批判方法”，他的《王观堂挽词并序》以柏拉图“理念”诠释《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彻底为“全盘西化”派所妄肆诋毁的“纲纪之道”打抱不平，一系列论著均围绕这一核心展开；

3，柳诒征《中国文化史》巍然树立“孔子，中国文化之中心”；《国史要义》等巨著，揭示中国正史传统之博大深湛、刚直不阿，堪称国史正宗；

4，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巍然奠立“现代新儒家”学术传统，梁漱溟在“中西印世界文化三路向”说的历史-文化哲学的基础上，预言“未来世界文化必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主导”，可谓理论坚固，指示分明，至今无出其右；马一浮则在其“六艺论”中鲜明提出“儒家六艺融贯统摄天下一切学术”的伟大命题，可谓石破天惊，看似突兀，实乃深邃汲取中国古典科学（易经天文历法学、农业学、医药养生学、工匠制造技艺之学等，李约瑟有巨著《中华科学技术史》、《中华科学文明史》可参证之）、古典人文学术（儒家、诸子、佛学等）而宏伟立论，不可倾摇；熊十力，则打通中西印、融会儒道佛，建构起民国以来唯一的、奠基于易经哲学的现代哲学体系；

5，钱穆综合以上六宗师之长，在精通“四部之学”的基础上，创立起以通史、政治-社会制度史、学术思想史为核心的宏伟体系，与柳诒征并称确立中国5000年以上文明进步史之正脉，“国史之正宗”。

与七贤志同道合者，尚有大批民国学术思想宗师、文史巨匠，如提出“中西文明调和互补”的杜亚泉、主编《学衡》的吴宓、写出巨著《中国国史要略》的缪凤林、朱谦之、孟森、钱基博、蒙文通等，均以“七贤”为师友、同调。

民国七贤这一学术概念、精神传统及其“准学派”的传承，由我于2010-2016年间予以概括、提出，在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等地的演讲与北师大教学中率先加以使用。

在学术立场上，与主张照搬照抄西方学术思想、政治经济制度、贻患国家民族于无穷的“全盘西化派”的历史文化虚无主义判然有别，民国七贤的根本文化主张是“返本开新”，即在融会西方文明合理精华的前提下，“重返”、“重建”民族文化之固有根本；在思想方法上，民国七贤受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欧文·白璧德启发，经陈寅恪、钱穆等概括，主张在不同于科学实证方法，而以人文主义的、主客交融的学术研究方法，即“同情之了解”（陈寅恪）和“同情与敬意”（钱穆）的合理学术态度与思维方法下，将古今中西予以融贯，建构起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学术体系与文明传播体系。

民国七贤被迫长期居于中国舆论-学术思想的支流地位，受尽了民国时代当权的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全盘西化派”的打压、摧残、遮蔽，却一直保持了独立不屈的学术品格；民国七贤的伟岸人格与迄今不可企及的学术品格，使其毕生能不仰赖政治经济权势及其独霸话语的鼻息、其所恩赐的“垄断资源”而能顽强不屈地坚持下来，因此葆有不受扭曲的纯正品质，所谓“不曲学阿世，不侮食自矜”（陈寅恪语），受到广大读者拥戴；伴随改革和民族复兴，民国七贤的伟大学术创见，一一被中国现当代文明进步史完全予以证实，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重建，由于民国七贤及其广大学者、读者的顽强坚守而幸存于世，重演了晚周“四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而最终神州更新、一阳来复、万象复苏、劫后重生的伟大中国史诗故事。

民国七贤中，辜鸿铭、陈寅恪以奇崛而独立的傲然风骨，受举世尊仰；柳诒征以博大深邃、远见卓识，垂为中国5000年国史之正统；而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所谓“现代新儒家”则代表着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三大精神传统：一，统揽人类全局，具有精确把握中西文明精髓与发展趋势的过人远见，这方面，梁漱溟是代表；二，精熟把握中华文明的内在神髓，在造诣上巍然名家、深湛而精美，这方面，马一浮是代表；三，贯通天地人、融会中西印，对人类过往、现在与未来特具卓识，开创出破解诸多谜题的伟大思想体系与智慧途径，这方面，熊十力是代表。与上述六贤学术交融、共振，在经史子集文献基础上，接续中国正经、正史的伟大传统，予以总结性阐释的旷古绝今的学术宗师，则是钱穆大师。

二，梁漱溟：中国儒家之道必将复兴

在20世纪中国的精神遗产中，梁漱溟（1893-1988）以其对中国社会与世界潮流的深刻体察，他朴素淡泊、略显笨拙的文字与傲然风骨，他儒佛兼治的生命气象，他惊人的历史预见力，在20世纪的中国乃至全世界，堪称独树一帜。

梁漱溟以高超的历史-文化哲学，一举解决了困扰中国人数百年、长期纠缠不清的“古今中西”文明问题——他鲜明指出，在西方化的尽头，当启蒙独断的全盘西化黔驴技穷之处，“在全球西方化的工业基础上，未来世界文化，必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复兴”伟大思想，堪称预见力惊人；他发起的“建设中国乡村社会”、“建设民主政治”的伟大社会实践，他所开创的“现代新儒家”的伟大思想学术流派和巍巍新儒家的学术统系，尤其是他作为“当代孔子”的独立人格、傲岸风范，不仅永垂全球青史，而且提示着中国社会与全球文明的康庄大道。

1，历史预见之一：未来世界文化，必在吸纳西方文化优长的有力基础上，以中国文化为主导

当1920年代“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之时，梁漱溟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儒家文化复兴论”；当1930年代中国东南沿海大城市的工业经济使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社会凋敝之时，梁漱溟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的伟大实践；当1950年代执政党（中共）提出“急速工业化”的“总路线”时，梁漱溟再一次为农民仗义执言，为此遭到了执政党（中共）极其严厉的批判。时光疾驶50年，当2004年因全球变暖而春花不合时宜地过早开放之时，“三农”问题再度浮出水面，成为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

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可持续性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成为21世纪初年最紧迫的社会问题。救治失衡、短视与腐败的的途径，仅仅依靠从西方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民主、法治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儒家思想在数千年传统中形成的道德观念、生命美德与生态智慧、“以道统、学统，制约政统”的成功政治经验，不仅成为规范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行为，赋予全民族一体遵行的价值操守与道德秩序的当务之急，更为探索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实现中华文明在固有文化基础上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创新，开启了伟大的智慧源泉。在决定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各级政府在行政和司法上贯彻民主法治原则固然十分重要，但儒家政治廉耻与社会公正观念、人文主义的道德操守、生态主义的绿色智慧等等，更是眼下中国选择绿色现代化道路的强大思想、道德、精神资源。

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先生就深刻地指出：中国社会由于积贫积弱，必然经历一个急剧的西方化过程。伴随西方化的加深、西方化的社会弊病暴露得愈加充分，同时中国社会也日渐富强，这时，儒家文化必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复兴，并且这一复兴将影响整个世界。21世纪的中国史和世界史，将是这一伟大预言的不断展开与实现。

梁漱溟坚苦卓绝的一生，是现代中国人追求物质解放与精神解放的伟大代表。他开创性的文明事业，正朝向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著作中，他发现，一味追求物质满足的西方文化必将走到尽头，以精神调和物质欲求的中国儒家文化必将在全世界复兴（详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在这一伟大洞见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有关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独到见解（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中国文化的命运》等名著）；由于中国社会以农村为根本，他提出了“乡村建设理论”，为此，他辞去北大教席，深入中国农村，建立乡村建设学院，进行重振农村经济与教育来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试验。

1937年，日本鬼子大举入侵华北，使乡村建设试验被迫停止。梁漱溟继续为国事奔走，冒生命危险深入敌后考察，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矛盾，他参与缔造的中国民盟等民主党派以及民盟中央机关报《光明报》（今《光明日报》前身），在反抗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组建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形成中国现行民主制度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1941年12月19日，日本鬼子占领香港，民族危机深重。因躲避国民党的打压，梁漱溟正在香港主办民盟中央机关报《光明报》。在《光明报》被封、自身处境十分危险的情况下，梁漱溟于转年1月1日逃出香港，取道澳门、台山、肇庆、梧州等多地，费时35天，冒极大风险，返抵桂林。在致两个儿子的信中，梁漱溟说：“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其自任、自信，有如此者。

尽管梁漱溟在学术上有重要贡献，但他最大的成就是在为近代中国社会树立一个道德楷模，一个儒家士大夫的光辉人格形象。这一人格形象，集中体现在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上。当20世纪初年，仅仅中学毕业、年仅24岁的梁漱溟，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教授，而同样是24岁的毛泽东，却仍然是北大图书馆里一个卑微的临时工。当1938年梁漱溟首次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已是中共领袖。二人在窑洞中深谈，两次通宵达旦，彼此深为叹服。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953年9月。

1953年9月17日，已经大权在握、被尊为“大救星”的毛泽东，以泰山压顶之势，严厉批驳、训斥、压制梁漱溟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偏向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的批评意见，对梁漱溟进行大失公允的人身攻击，与会者也对他群起围攻。在那“一言堂”日益明显的巨大政治压力面前，梁漱溟表现出他一生服膺的儒家教养中最宝贵的品质——威武不屈的大丈夫风范。

他以一己之力，坚持自己为农民请命的观点，并且公开声言“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要求毛泽东公开向自己道歉。毛泽东首先拒绝道歉，然后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毛泽东此言可谓一语双关：一方面表现自己有容人的雅量；一面又暗示梁漱溟——若再固执己见，就要危及自己的社会地位了！

梁漱溟不为所动：“这一点倒无关重要。”他继续为民主、为不同意见在中国社会的合法地位进行抗争：“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此时会场大哗，那些不能容忍“伟大领袖的无上权威”遭到挑战的与会者，狂呼乱吼道：“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梁漱溟在台上纹丝不动，真“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也。尽管他最终被多数人的暴政——与会者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剥夺了他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但他的铮铮铁骨，为现代困境中的儒家人格与儒家理想的伟大复兴，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1953年9月的这一事件，是中国此后发展出现一系列错误与灾难的危险预兆。在经济上，片面地发展重工业，使农业、轻工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严重滞后，最终导致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粮食饥荒以及毛泽东时代长期的经济短缺与落后；在政治上，执政党的一言堂政策以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最终酿成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66年文革等巨大政治、经济、社会灾难，严重迟滞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危害与流毒，至今尚不能完全肃清。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公开辩论、抗争，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是充分考虑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之特殊国情的稳妥发展思路，与不顾国情、盲目蛮干、一味照搬苏联发展模式、一味以西方指标为取舍（如“超英赶美”等做法）的发展思路之争。事实证明：梁漱溟是对的。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中国现代化，不能是全盘西化式的现代化，而必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被梁漱溟最有力揭示出的两大问题——中国社会之特殊性基础上的儒家文化的复兴，和中国农村问题的恰当解决，正成为中国最终实现合理的、人道的、可持续的全面现代化之关键。

梁漱溟的远见卓识，来源于他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刻认识与洞察。早在20世纪初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著作中，就对以蔡元培、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所采取的激烈反传统主义有所保留。

他的未来世界文化必是中国儒家文化之复兴的伟大信念，以及与此信念相关的一些列学术阐释与创见，不仅传承了中华五千年文明传统之慧命——儒家思想的伟大道统、学统与政统，并且开启了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流派——现代新儒家。

在现代新儒家的“三圣”中，熊十力以“规模广阔、神解卓特”著称，所成体系宏大、返本开新，在哲学上创获极多，可谓子思、孟子一派儒学大师；马一浮则以“义理精严”著称，被许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所成博大精深、守先待后，有子夏之博学，更有颜回之淡泊，被尊为“当世颜回”；

梁漱溟则身兼曾子之诚笃、子路之义勇，其人格风范，举世所敬，被尊为“活化了孔子”；其学从文化哲学入手，博采现代西方哲学、心理学之所长，归本于儒家心性涵养之教，正大清刚，着实亲切，独呈异彩。

从1955年5月开始，当局发动了对所谓“梁漱溟反动学术思想”的大规模批判，冯友兰等昔日梁漱溟的门生故旧迫于情势，对梁漱溟进行公开批判。面对这些粗暴、歪曲、非学术的政治围攻，梁漱溟公开表示“政治上拥护批判，学术上依然故我”——“我是不服气的”！

1966年8月24日，文革小将砸开梁漱溟家门，对梁漱溟夫妇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梁漱溟的全部手稿、书信、藏书、古玩字画等，被付之一炬或抢掠一空。梁夫人稍做抗议就被毒打。红卫兵又把梁漱溟夫妇拉出去游街批斗，并强占了梁漱溟的祖居——积水潭小铜井一号院，改为“革命司令部”。

梁漱溟白天被批斗游街示众，回家还要负责打扫卫生，因被“扫地出门”，只能住在阴潮闷热的南小屋里。此时梁漱溟已是73岁老翁，他就在这样非人的条件下，继续写作刚开了头的《儒佛异同论》。近20年以后，老人回忆说：抄家以后，“我面对一叠白纸，思潮起伏。该砸的都砸了，该烧的都烧了，该斗的也斗了。只有人还在。我自信墨写的字可以烧掉，但人的思想是烧不掉的。那麽我成天面壁而坐，为什麽不能重新提笔呢？”

人类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金刚不灭的言辞，这一挺拔不屈的儒家人格风范。几个月以后，四万多字的《儒佛异同论》完稿。梁漱溟被街道干部赶出家门，迁居鼓楼铸钟厂41号一间窄小东屋里。炎夏夕阳直射，蒸热欲死。梁漱溟夜不得眠，饮食俱废。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梁漱溟开始了17万字的巨著《中国——理性之国》的写作。1970年4月完稿。此时熊十力与马一浮等一大批中国社会的精英之士均因受迫害而含冤去世。

1970年下半年，停止活动四年之久的政协直属学习组恢复活动。梁漱溟此时只能与曾是一级战犯的杜聿明、清废帝傅仪等一起讨论四届人大的宪法草稿了。当时林彪正企图篡夺毛泽东的地位。

梁漱溟又一次“不识时务”地反对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宪法序言。此言一出，举座震恐、大惊失色：这种“反动言论”，若在会外讲出来，立即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批倒批臭，砸个稀巴烂。与会者一致同意：当场消毒，不准扩散，向上汇报。上级（周恩来）指示说：个别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奇怪，不必追究。梁漱溟竟平安过关。大约1年后，林彪集团败亡覆灭。

1973年9、10月间，毛泽东夫人江青一伙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梁漱溟在政协一个多月的会议上始终一言不发。有人警告说“对重大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更有人举冯友兰响应“号召”写批孔文章的例子激梁漱溟表态。

梁漱溟脱口而出：“我怀疑他文章所说的是否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江青在首都体育馆批林批孔大会上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这促使梁漱溟打破了沉默：1974年2月22日、25日，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作了题为《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81岁老翁义正词严地为孔子思想进行了辩护，并声言“我只批林，不批孔！”

他公开指出：“一个政治家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才称得上是路线。……刘少奇的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也有公开信给毛主席……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说林彪有什麽路线，那是抬高了他。……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多年来，我是一直与中共领导党求大同、存小异的。……我是公开的，光明的，而林彪则利欲熏心，专搞阴谋诡计的。我堂堂正正是个人，而林彪身败名裂，不够做人的资格。”

这一番话，可谓千古不朽：梁漱溟本儒家一贯宗旨，将政治行为与人的道德品格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刘少奇、彭德怀等虽被永远开除出党或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宣判为“特务、内奸、工贼”或“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反动分子”，但仍是“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设想的政治家”，错误仅仅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这些话简直就是向当时执政党的政治高压政策公开进行挑战，并且在道德上宣判了耍弄小人伎俩、利欲熏心、阴谋诡计等政治丑恶行为的死刑。事实上，梁漱溟同时对执政党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专制作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正是这种作风才导致了林彪这样阴谋家、野心家的上台，执政党和全国人民因此蒙受了巨大灾难。

当局无奈由批林批孔转而批梁。批判会每周四次。在众人围攻下，梁漱溟在9月23日的批判会上被逼问有何感想，他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会议主持人勒令他作出解释——自1917年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一波一波的反传统浪潮，已经使当权者越来越不学无术。梁漱溟慷慨言道：“……‘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最后一招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麽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了，也无法夺掉！”

这真是掷地有声的解释与宣言！这真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人格教养数千年不死的铁证与丰碑！在政治高压与迫害中已经廉耻道丧、只能向权势献媚或低头、被严重荒歉的大多数中国人的“人格”有了自救的希望！

梁漱溟的话使那些趋炎附势的围攻者哑然。上边传下话来，说梁漱溟是不可改悔的反动分子，跟他纠缠会上他的当，“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这样，大半年的批梁草草收场。梁漱溟则把自己的长篇发言改写成两篇日后产生深远影响的论文《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的亚洲社会方式》和《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

偌大中国，只此一人。若儒家文化传统和人格教养不被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盘西化论者一再扫荡毁弃，多少盲从的悲剧可以避免！多少专制的淫威可以遭到抗衡！多少腐败的丑剧不再污染祖国的晴空！

从梁漱溟先生的伟大人格及其生命经历，我们得出结论：要想在全民族中树立这样傲岸不屈的人格品质，当前必须大力推进迫在眉睫的教育机制与社会机制变革，迅速突破“应试教育”的死局、“素质教育”的空洞口号、以级别、职称、学历选拔人才的僵化制度，在全社会树立一种负责任的、独立不倚的儒家道德人格，以改变时下腐败奢靡的社会风气，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人性、人文与人才的基础。

早在1920年代中期，身为北大教授的梁漱溟，就力图打破现代西式学院教育只重知识技能忽略人格素质的僵化模式，创办“勉仁书院”等现代书院教育体系。他在不朽名著《朝话》中提出的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理想与教育规范及恢复中国书院教育的伟大努力，不仅是对孔子开创的中国教育的伟大传统的直接继承，更指示着中国21世纪教育创新和文化创新的核心方向。

远承孔子、晚唐起步、宋元明清兴盛一千余年的中国书院教育，是中国教育传统的伟大创造。它针对隋唐以来科举制度以及官方教育的日益僵化，提倡一种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并重、既生动活泼有修身谨严的民间教育模式，一代代忠臣烈士、鸿儒硕学，如范仲淹、文天祥、王阳明、王船山、曾国藩、张之洞等，均受书院教育而成名，成为中国社会之中坚表率，与近代西式学院教育培养出来的、在道德操守上常居骑墙立场的知识专才相比，境界高下判若云泥。当代学校教育，以知识技能传授为绝对中心，严重忽视甚至否定每一种知识所具有的道德意义和人文意义，后果堪忧。

学术与教育的宗旨——道德人格、美好心灵的塑造，往往流于空洞的形式或枯燥的说教，从青少年犯罪到成年人的职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使整个社会蒙受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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