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2， 历史预见之二：只有归返中国儒家之根本，才能开辟全球文明之新局面，教育学术等文化变革的根本在于世界观变革。
梁漱溟一贯主张，只有在深刻认识老中国的基础上，才能成功建设新中国。在全国政协会上，梁漱溟顶住极左路线的压力，公开发表的、永垂青史的长篇讲话《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就是这一学术主张的结晶。
梁漱溟首先指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理：一是物理，一是情理。理智源于人身，理性源于人心；理智是人的生活方法，是工具，是手段，理性是人的生命本体，是主宰，是人类特征；西方文化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文化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所以西方文化成就的是民主与科学，中国文化成就的是伦理道德。
他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会长于理性，孔子起了关键作用。他援引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所言：“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历史，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并赞许柳诒征的著名论断：“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孔子之前数千年的文化赖孔子而传，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赖孔子而开。”（《中国文化史》）梁漱溟认为，之所以说孔子开了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就是因为“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化是不以环绕着某一宗教为中心而发展的，寻其所从来者，盖甚早甚早，而其局面之得以开展、稳定则在孔子。”或者换句话说：“一贯好讲情理，富有理性色彩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端由孔子奠其基础。”
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非宗教性的中国文化，使中国人民养成了好讲情理的民风，以及融通调和的人生态度。前者使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避免了琐碎迷信尤其是外来宗教的威胁，后者有利于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交往与融合。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化，是在日常行事、自处待人之间启发人的情理自觉，以人的理性来领导人，达到自律自觉，从而使中国人形成了宽宏和厚、善能容物的性格。中国社会组织建筑在伦理情义连锁的关系之上，伦理关系包涵着所有相遇之人在内，彼此间以相与之情代替相对之势。数千年来除战国时代有富国强兵的思想外，人们总是希望天下太平，天下没有边界，国与国之间通而不隔。这也是古代经济虽然非常落后，交通不便之极，但文化却高度统一，政治亦以统一为常的根本原因。其结果，中国的民族单位得到扩大，民族历史也因此得以延续久长；民族历史得以延续久长，反过来又促进了民族单位的日益扩大，“两面互为因果，卒有今天的局面”，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
梁漱溟正确地驳斥孔子护卫奴隶制之说为不合事实，其说拘泥于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说，而不知中国社会属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例外，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奴隶制发展阶段。既然没有奴隶制，孔子护卫奴隶制就无从说起。梁漱溟指出，“克己复礼”是孔子答颜渊问仁所说的话，颜渊问仁，乃就个人自己生活修养而问，不涉及社会制度。把“复礼”解释为要复周代之礼，全然不对。
同理，诬孔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亦属大错。
梁漱溟驳斥了指责孔孟之道为统治阶级用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之说：孔孟之根本学问在于树立全社会的道德标准，孔孟主张人的心思气力应用在自己一面，而非向外用力，以对付他人。向内用力，亦叫修身或修己。修身或修己的含义，包括立身行己和处世待人两个方面，立身行己一面，要求精神收敛集中在自家身上，由此进入儒家的根本学问——“慎独”；处世待人一面，亦非向外用力，而是反求诸己。无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必须以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由此可见，孔孟之道不合于一般阶级社会内居于统治地位阶级的通例。
梁漱溟此文最精彩处，在于他对历来遭受批判的“三纲五常”所做的正确辩护：“三纲五常”对维护中国两千年的社会秩序，让人们从事生产和生活起过重大的作用。中华民族生命之无比绵长，中华民族单位之无比扩大，“三纲五常”未尝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有赖于此”。他认为，任何事物其中包括社会礼俗在内，总为人们所需要而后才能存在。“三纲五常”不仅存在了，而且存在了两千多年之久，直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才为人们所抛弃，这本身就证明它是有用的，合于社会需要。因此对三纲五常不能一概否定。
他认为，孔子和孟子都是理性主义者，中国几千年来实受孔孟理性主义之赐，不过后来把孔孟生动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贞节泥于形式，寝失原意，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从而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纲五常”所以被诅咒为吃人礼教，要即在此。所以吃人的礼教与孔孟之道，不能划等号。“如其孔孟之道就是吃人礼教，吃人礼教就是孔孟之道，则数千年来中国人早就被吃光死光，又岂能有民族生命无比绵长，民族单位无比扩大之今日？”
活泼的情理所以僵化的原因，是它的礼俗化。
他指出，当一种情理（例如忠或孝）被看成是有用的好东西，群求其通而成为风尚时，由风尚便成了必须资藉的方法工具。它总有某种程度的固定性和形式化乃便于依据循从。而固定性和形式化也就意味着僵化的开始。礼俗形成之初，活气未大失还是好的，天长日久，惰性加重，便成积重难返之势，乃至大背人情，大背情理。这是社会文化老衰之病，任何个人或学说难负其责。现代人的责任就是赋予礼俗化的传统以新的生机与活力。
1975年7月，梁漱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他半个世纪前即开始构思的最后一部代表作《人心与人生》。在这部总结性的巨著中，梁漱溟首先确立了人心是“宇宙生命本原的最大透露”，这种每个人心中“内蕴的自觉”，恒冲破人身本能的自私冲动，而成为“宇宙大生命”不计利害、廓然向上奋进之顶峰。梁漱溟所谓“人心”，正是孟子所谓良知，王阳明所谓“乾坤万有之基”，若人无此心，则等同禽兽也。
无独有偶。熊十力曾当面训斥冯友兰“良知是一假设”之说，实捍卫纯正儒家与中华民族之根本道德信念也。
人之本能与禽兽同，不过自我图存与种族繁衍之冲动也，简称“食色”；一切权力物欲，不过围绕此二者而来，沉湎于此二者，遂使人生落于盲目与机械。为满足这一物质本能，人类凭借理智作用，遂发展出种种物质文明，这种文明因近代工业革命而在西方社会首先登峰造极；然人心尚有物欲之上之更高追求，此追求一般儒家称为“道德”或“精神”，梁漱溟称为“理性”，此一道德精神或理性，依宇宙生命之本性，奋进向上，超脱利害得失，最终与圆满清净之宇宙本体合一。人生因此脱离物质迷暗，进于光明境界。
《人心与人生》可谓浓缩儒家一贯宗旨：人心自觉其善性，则人生光明美丽；人心若自失其善性，则人生黑暗丑陋。梁漱溟的这一巨著完成于1975年，1984年才自费出版，当时中国社会已开始进入剧烈商业化的价值失范期，一代圣哲的巨著竟然靠自费出版，中国文化界的状况可想而知。急功近利的社会，时时刻刻印证着被它冷落忽视的圣哲所谆谆教诲的真理：“无我为大，有本不穷”；“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梁漱溟修身箴言）
余1982年大学毕业，供职于一家直辖市政府机关报，目睹当时社会种种弊病，以为制度变革就可纠正；待亲身经历30年间种种深刻的制度变革，乃知人世一切制度的最深根源，不在制度，乃在人心。由此乃知儒家教化，不仅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之道，更是今日世界沉迷物欲不可持久之危机的根本解药。
今日世界迫在眉睫的根本变革之一步，在于把目前应试教育死局中的中小学教育和偏重知识技能传授的大学教育，彻底改变为人格教育与知识教育高度一体化的、传道授业并行的新教育，彻底打破德育偏重说教的僵化模式，从丰富的自然知识与人文知识中开掘出亲切感人的道德资源，以儒家思想贯通全部教育活动，培养有廉耻、有社会责任感的有德君子与青年才俊，使之成为各行各业之中坚，以此带动社会风气的转变、政治经济秩序的确立与良性运行、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
与此同时，学术体制以及受其影响的思想文化观念也需要同步进行彻底变革：衡量教师尤其是大学教师的标准，不应当是升学率或发表论文的篇数，而是这个教师真实的教学、科研水平以及在启发学生的道德自觉、知识渴求、思维创新的综合能力上所作出的贡献。负责评价的机构不能是眼下官僚主义严重的教育行政机关，而应当是具有独立地位与良好声誉的民间评价机构。中国教育必须全面开放以推动公平竞争，让好的教师和学者真正成为各级学校珍视的财富。政府应当大力支持高雅的文化事业，立法规定商业化媒体必须承担的普及高雅文化的责任，使新闻、出版、文化娱乐事业真正成为提升而不是败坏人民大众的文化趣味的良媒。
新教育、新学术、新文明的思想核心，是儒家博大深厚的人文理想、生态智慧与道德精神，是儒家树立君子人格的伟大文明传统。梁漱溟的儒家复兴思想，正是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资源。区别于西方模式的片面现代化的所谓“中国特色”，就在于能够树立中华民族以及人类文明长治久安之道与生态和谐之道的儒家思想的复兴，而富于社会生机与经济活力的绿色乡村与绿色城市，正是中国现代化的持久后劲。
3，历史预见之三：文明与人生的根本提升，须从本质上认清人类的巨大局限性
人类文明的出路何在？在一个全球生态、经济、社会、人文系统全面崩解性危机的时代？与之紧密相连，每一人生，如何在这样一个文明环境中，获得生存的意义呢？
梁漱溟在1980年8月，与专程来访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Guy S. Alitto，著有《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和《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进行深入交谈，艾恺将现场交谈录音（30盒录音带）交给中国一批有志于传播中华文明的人士（田镐慕周先生、一耽学堂同仁等）予以出版，遂有2006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惊世巨著《这个世界会好吗》的辉煌问世。
梁漱溟曾自述：“一生被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所困”，亦即全球文明在群体与个体层面上的巨大困扰，这一困扰自工业革命以来，已经骚扰了全世界数百年之久，每日每夜使全球近70亿生灵以及受其严重波及的无数宇宙生灵无声饮泣的那些困扰，在一个中国贤哲的心灵中，化解为一片澄明：
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悲惨在受制于他自己（制与受制是一）。渺小是最错误的见解。
不可战胜的是谁？是生命。被战胜的是什么？是物质。
生命是心，是心表见在物上的，是心物之争。历史（宇宙史）一直是心对物之争，一次一次无数次，一步一步无数步，征服了物，凭借物，利用物，表演出来。
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和下等。——这是最渊深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或本领，然却不是一味向外逐物的西洋科学家之所知矣。
经济生活分散了人心，却组联了人身。政治形成集团对抗，划分此疆彼界。
今日世界问题之形成，由于西方文化。要避免人类之毁灭，只有转向中国文化。中国问题之陷于今日局面，正为盲目学西洋之结果。欲把僵局化归和缓而达于统一，必须矫正划界限与用武力之两点错误。
着急贪求，表见了人类的卑微；歆羡涎流，显露了人类的丑陋；忍耐不下，烦恼苦愁，见出了人类的无用。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真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反复研读梁漱溟先生这段“心灵独白”，我不禁怦然心动——这位儒佛兼治的伟人，自我奋斗、孤独攀登，跨越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的命运》等数座山脉，抵达了人类智慧的巅峰——世界问题、文明问题的最后解决，要靠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个人问题、生命问题的最后解决，要靠佛家、宗教家、哲学家来启迪人类本来秉赋的“灵明”——自我看出人类不能掌控自身的虚荣之可耻、歆羡那些夸诞虚荣者飞溅的“涎流”之丑陋、卑俗、悲惨。
体悟梁漱溟先生这段惊世心声，我深心感动不已——在举世夸诞西方物质技术的20世纪，中国竟然出现了“民国七贤”这样伟大的人物，这是中华文明万年复兴的伟大表征！
文明问题、生命问题的深湛解决，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是打破一切人为虚妄的疆界、集团，保持自由开放；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是打破西方科学技术争逐外物的不良习惯，生命、心灵发挥统御工商科技的道德理性能力，把个人虚荣心，提升为向上奋进之心，个人生命化入天地人宇宙大一统生命之美中。
三，熊十力：重建伟大的中国世界观
如果说梁漱溟以独立思考，解决了“古今中西”文明问题，那么，熊十力（１８８５－１９６８）就以大雄无畏的气魄，一举廓清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近代卢梭、康德、黑格尔等人荒谬杜撰的“本体-现象”二元割裂模式、“精神-物质”二元割裂模式下西式哲学本体论、认识论的自我遮蔽，使“2000年未进展分毫”（海格格尔语）的全球哲学思想，进入到“体用不二”的、生命现象-生机主义的中国世界观的伟大境界之中。
熊十力是民国七贤之一，是中国20世纪极为罕见的、具高度原创性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他的思想融会中、印、西，打通儒、道、佛，在广阔博大的思想规模和精微玄妙的思想深度上，创立以“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生生不息、冥悟证会”为纲宗、冶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于一炉的伟大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和哲学体系，这一体系赋予现代东方世界观以坚实的本体论基础，同时破解了西方哲学长期纠缠不清的核心命题，因而具有统领东西方思想智慧的世界意义。
熊十力以“孤往探寻宇宙的真实”的精神勇气，正视现代社会的种种人文危机，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物质与精神、现象与本质等等虚假对立和人为矛盾之处，以独立不羁的生命精神对之悉数加以评判，不偏执于任何一方，而以是否合乎天地之间生生不息、创进不已的生命创造精神为准绳。他是２０世纪中国罕见的、特立独行、渊深博奥的思想巨匠，为生命实感和宇宙真谛奋斗一生的伟大哲人，独领赤县神州不绝如缕的文化慧命的一代圣贤。
十力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漆园、逸翁，湖北黄冈人士，自幼孤贫，为邻家牧牛，１２岁时丧父，守父亲遗志：“穷于财，可以死吾身，不可挫吾志！”遂自学成才，自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十六、七岁游学乡间，狂简孤傲，人称“张儿”。夏天裸居野寺，出不避人。读陈白沙书，觉“开拓万古心胸、推倒一世之智勇”，自悟广大无匹之真我与人生无上的价值与天命。读晚明诸老书，慨国家之难，１９０１年，与同乡少年王汉、何自新投身反清革命，十力投武昌新军凯字营当兵，并积极谋划武昌起事。１９０６年，十力加入重要革命团体日知会、同盟会，并创立联络军、学两界革命志士的黄冈军学界讲习社。５月，清军总兵张彪悬赏污百金购熊氏头，被迫逃匿回乡，自力耕读。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爆发，十力任湖北都督府参谋。１９１３年，创“证人学会”，立志弘大国学，以拯世道人心。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护法运动兴起，十力入粤，佐孙中山幕。
此时世界正当多事之秋：俄国十月革命使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从此争斗不休；中国则有北方袁世凯政府和广州孙中山政府，内战一触即发。而身处“革命策源地”的熊十力，居广州半年，目睹党人政治的种种丑行，痛感国基大乱、民魂尽失，作为一个率性求真的热血青年，他富有预见力地意识到：“党人竞权夺利，革命终无善果！”他“目击万里朱殷，时或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因此，“革政不如革心”，十力实现了自己一生的重大转折，慨然弃政从学。挚友何自新尝谓十力“神解深者机智短也。……夫振绝学者，存乎孤往，君所堪也；领群伦者，资乎权变，君何有焉？继往开来，唯君是望；事业之途，其可已矣。”可谓知人之论。十力３５岁时的决定，为２０世纪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思想文化事业——“继往圣绝学”、“开人文胜境”的熊氏哲学埋下了神机。
熊十力与马一浮、梁漱溟并称现代新儒学的“三圣”。他在１９２０年经梁介绍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渐治佛学，１９２２年任教北大，１９３２年，《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在杭州自印行世，标志自己苦心孤诣营造十年之久的哲学体系正式确立。他以“道之将亡矣，文不在兹乎”自许。抗战期间，他于颠沛流离中发愤著述，先后出版《读经示要》、《十力语要》等重要著作。１９４４年，《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由中国哲学会作为中国哲学丛书甲集第一部，交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标志着他的哲学体系的最终成熟。１９４９年以后，以衰迈之年、多病之躯，先后写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存斋随笔》等一系列杰作，虽受政府礼遇，但思想被当时学术界束之高阁，晚年孤独寂寞，问学者寥寥。面对１９５７年以后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局面，他不断致函中央表示不同意见。当时曾作一联：“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以甘愿流落荒山、不与满清合作的先贤王船山的精神自况。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中，已８２岁高龄的思想家惨遭抄家、批斗、游街等非人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老人连连悲呼“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３日，旷代奇哲熊十力默默含冤去世，终年８４岁。他的伟大而悲苦的一生印证了自己早年对中国时局的预见。
在学术领域，熊十力是一个大雄无畏、孤往直寻的“独行侠”。他不囿于一家一派之见，而是古今中外、一气贯通，穷想冥搜，自创新义。他在全部著作标举中外文明中民主的、进步的人文精神和自由的、创造的生命精神，认为不体认此“大本大源”，不足以为立人立国之道。他在西化惊涛、复古逆流中独立不倚，自立权衡，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认为全盘西化派和全盘复古派全未得“西学之真”、“国学之粹”，只有深切体认中外文化的“真精神”，不讳短、不掩长，方能相互补充融合、开出文化新途。他称浮浅贫乏、人云亦云、了无生气、随波逐流的肤浅学人为“海上逐臭之夫”，认为“凡有志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并且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
这种独立精神，是一个民族获得文化新生的源头活水。熊十力指出：“吾于五四运动以后，菲薄固有、完全西化之倾向，窃有所未安焉。”他批评胡适和北大诸青年教授的全盘西化主张，认为：“哲学有国民性，诸子之绪，当发其微。若一意袭外人肤表，以乱吾之真，将使民性毁弃，渐无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真精神，率一世之青年，以追随外人时下浅薄风会。”可谓切中２０世纪中国文化之锢疾。他主张的“自本自根、自信自足、自发自辟”精神即“返本开新”的创造精神，才是文化发展的正途。他说：“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唯自救而已哉？”熊十力的眼光，不局限于“自救”的短期目标，而是放眼世界大势，以开发世界文化的新生命为己任，创立出高视阔步、游于广天博地间、使人心魂激荡的伟大哲学。２０世纪中国学术界好为“浮词浅衷、无本之学”的风气至今犹然，更凸显出这种独立不倚的文化精神的可贵。
西方哲学自柏拉图将世界一劈而为本体（理念）和现象两重世界以来，日益陷入不可解决的思想矛盾的怪圈：现实世界的一切价值必须从一个超绝于现实世界的、虚构的“另一世界”寻找源泉，上帝因此成为一切价值的赋予者。近代科学主义虽打破了西方人关于上帝的迷梦，但本着固有的、一分为二的思维定势，进一步强化了物质与精神的虚假对立，进一步加重了科技与人文、实用与理想的文化分裂，种种实证主义思潮主张将本体问题予以悬置，存而不论；种种实用主义、世俗主义则开脆宣布没有本体，现象就是一切。宇宙人生如浮萍飘蓬，无根无源、转瞬幻灭，西方思想因此落入虚无主义的深渊。现代西方哲人虽企图摆脱物质－精神、现象－本体的二元分裂，但费尽周折也难得要领：比如海德格尔，让“在者”诗意地、乡愁地“神思”、呼唤、聆听那神秘的“在”，最终还是落入静待上帝拯救的宗教神秘主义的窠臼，尽管在这“神思”的诗意过程中，此在的在的存在论深度大为加强，但在之本体论仍“未进展分毫”。
将世界从西方思想作雾自迷的虚无迷宫中振拔超升出来、重新发现宇宙人生的真实本体和价值源泉的，是２０世纪的中国哲人熊十力。在《新唯识论》、《体用论》、《乾坤衍》中，熊十力反复阐发“体用不二”的精深义理：“体用本不二，（体者，具云宇宙本体；用者，本体之流行，至健无息，新新而起，其变万殊，是名为用。世所见宇宙万象，其实全在冥冥中变化密移，都无暂住。）而亦有分。（……）虽分，而体为用源，究不二。”十力以大海和波浪（“众沤”）的关系喻宇宙本体与宇宙万象间不可分割的同一：无海则浪无源，无浪亦不成海，本体分殊为现象，现象合构成本体，二者密不可分。然而，不二不是相同相等，而是分而后合，万象归一。熊子反对现代学人“只在知识论上钻来钻去”，而忽视对宇宙人生的真实本源这些“大本大源”的终极性问题的思考研究，致使现代思想视人生为无源之水，只是游戏；视宇宙为无本之物，全同虚妄。
“体用不二”之说，首先肯定宇宙人生有不容怀疑的真实本源，用不离体、由用思体，从而与虚无主义、实用主义划清界线；其次反对在现象之外求本体、在世界之外求上帝，体不离用、由用见体，从而与种种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巫术的迷信划清了界线。此说显示了中华智慧的妙谛圆融：在本体－现象间，它不偏执于任何一方，而是两相并举、两相圆融，既理想超迈以求本体，又践履笃实以就现象，曲尽阴阳合德、相反相成、动静有致的“易道”之妙，体现出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伟大精神。
“体用不二”论一举廓清并彻底解决东西哲学的核心命题——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心物本无二,而亦有分；虽分,而心为物主；究不二。”熊子称西方哲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争,全是以偏概全的“戏论”，不足以概括宇宙万物的真实。心物本为一体，不可分为两片：离开精神，物只是死物，生命如何利用之、成就之？离开物质，精神无所凭靠，如何成就人类文明？世界的主体是人，人是物质（肉体）与精神（灵魂）的统一体，心物缺一不可，其中精神有主导物质的能力，因此精神处于主导物质材料成就人文世界的主动地位，它不是物质活动的副产品，更不是物质活动的机械反映，它主导万物、构筑万物、成就万物，是万物升华的核心、存在的意义与灵魂。熊子哲学以人文精神将一个自然－社会、物质－精神、肉体－灵魂两相割裂的世界，治愈、重合为一个自然人文化、社会人文化、物质精神统一、灵魂肉体和谐的世界。
“体用不二”论贯彻到人生论上，则是“吾人生命与宇宙生命本来不二”的生命原则和创造精神。东方智慧的核心就是让人超越一己眼界，体认个体生命与宇宙大生命同源同流、同运同命的本质，舍弃一己私念，浩然与天地同流，以宇宙生命之博大顽强、创进不已为榜样，扩充、升华小我生命为广大无匹之大我、真我，将有限的个体生命，以文化创造的方式，融入无限的宇宙生命中，从而实现人类生存的最高境界。
熊子以“归宗大易”为自豪，认为易经思想有无尽的智慧宝藏。他将宇宙本体体认为生生不息、新新不止、创进不已的生命，认为这个创生本体具有无限的仁爱、升进、光明、公正的德性，由宇宙之仁与人心之仁，可知宇宙本体与吾人真性不二，它大生广生，在一阴一阳、一翕（凝结成物）一辟（开物成新）的相反相成的运动中发而为宇宙之万象森然、生新不断。
他以诗人的眼光、诗人的心灵去体认宇宙生命的微妙、神奇、壮丽，世界在他眼里，鸢飞鱼跃，生动活泼，充满诗情画意：“大哉变也，微妙难言。略彰五义：一、幻有义。翕辟成变、刹那突跃。譬如云峰幻似，率尔移形，顿灭顿起。譬如风轮乍转，排山荡海，有大威势。万变之诡谲亦犹是，故云幻有。幻有者，繁然大有，无固定相，故状之以幻。（此中幻字是形容词，不含劣义。）二、真实义。万变皆是真实流行。一华一法界，一叶一如来。讵可离幻相而觅实相。谁有智者，怀宝而迷？三、圆满义。大化周流，无往而不圆满。……庄生言，‘泰山非大，秋毫非小’。此非故作奇谈。从万有不齐言，便分大小；从万物并生言，无有孤立，一味平等，何小大之分乎？人亦有言，摄亿劫于刹那，涵无量于微点。大化周流，千形万状，互相含摄，一切处无亏欠，其妙难思。四、交遍义。万变繁兴，故说世界无量。诸无量界，同所各遍。……乃若众灯，交光相网。……如千灯在一室，光光相网，岂不奇哉？五、无尽义。太极是无穷无尽大宝藏，故其流行自无穷尽。万流澎湃，过去已灭，现在不住，未来将新新而起。刹刹故灭新生。易家所以赞万物富有，《中庸》叹至诚无息也。”
熊子哲学以诗意神秘主义为终结：“实体是万化万有之大原，其性质决不单纯，其德用必潜储无限的可能。故其变动成为精神质力（物质）混一之大流，万化万有自此无穷尽。此乃法尔道理，不可问其所由然。”也就是说，物质、精神是生命本体（实体）的功用，混而成宇宙万有万化之大流，无穷无尽。然如果问生命本体为什么要发此德用、以无限之仁心澎湃而出宇宙万物，这是宇宙存在的终极神秘——“法尔道理”，无法问其所以然。这种神秘主义只是如实地直观宇宙存在的无限神奇与浩然神秘，只是对此加以衷心的赞美，但绝不允许人类逞主观臆念，将分割解析之心用于浑沦一体的自然，凭空捏造出一个世界之外的客观存在——人格神（上帝），将无限的美德赋予这个虚构物，却将真实的世界斥为虚妄。这是人类“作雾自迷”。须知，无限、生动、仁慈、权能、智慧……种种美德全是这个世界的品质，而不是超绝于这个世界的上帝的品质：上帝孤游于世界之外，与世界毫无干系。
熊子因生命本体的真实弥满、恒久不息、无穷无待、莫测其深，而称之为“神”。神（生命）是万物存在的本原：“物之所以然者，谓之神。”同时，万物生生不息、创进不已、非思想所及、不可思议的品质、境界，也称为“神”：“神者，言乎化化不测也。”因此，神是生命伟大、奇妙、和谐的境界：“神者，虚灵不滞之称。”熊子认为，个体生命如果能象宇宙大生命那样不拘于形私，而能浩然与天地同流，就能“体神”、“穷神”、“成神”：“凡人但迷执眼耳鼻舌身，以自成顽物。而自丧其视明听聪之神，则妄计无神而已矣。夫外道所谓神（宗教所谓上帝——笔者注），未离其自所妄执之相。……若夫吾生固有之神，即是遍为天地万物实体之神。此若可遮，则乾坤毁、人性灭，有是理乎？……人能体神，则人即神也。……《易》曰：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穷神意义，深广无边。千古几人识得？”对神的非宗教的、人文的、生命的、诗意的理解，将成为当代文化追求超越个体生命的宇宙大生命境界的哲学本体论基础。
熊子哲学以“见体”为宗，而本体是“无形无相、无声无嗅、无倚无待、无拘无碍”的神秘生命，而科学理性以分割解析为能事，就无法“见体”，因此，哲学认识方法就是“冥悟证会”、“返己默识”的诗意方式。他反对实证主义的资料实证法，而主张生命实证法，即在学习、积累、比较、分析等“量智”基础上，以全副的生命体认终极本体境界，然后让不可措思的本体从澄净的心灵状态（“性智”）中自我呈现出来。熊子自称所得即是“旷然无累、神解透脱、返己体认”出来的。他推崇陆九渊“六经皆我注脚”说“确然不妄”：“学者如无趣求真理之热诚，尽在古今人言下转，纵自信解得，只是虚弄名言，毕竟于真理无实见处。”他出入儒道佛、中西印各家各派，以心灵的至高悟力，神解妙会，成就了２０世纪第一位的中国哲学。他引佛老思想之澈然无累为人心进德之阶，以儒家宇宙万物一体之仁、大易生生不息之说为主脑，将中国传统思想精华尽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形成了重人文、尊生命；反虚无、箴寂灭；主健动、明变易；一理欲、重心性；扬真率、倡体悟；合天人，主创造的现代生命智慧。
熊十力的生命实践和文化实践为东方世界观的重建开启了一片广阔的风景。他的经历和成就，让我们相信完全有可能在故纸如堆、戒律重重、斯文扫地、人云亦云的历史语境和受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奴役的人文话语中，注入生命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独立的判断和大胆的取舍。他让我们相信，东方心灵没有被近代以来的物质喧嚣所压倒，而是依旧傲然挺立，保持其不死的精魂和伟大的风范。
这一不可征服的中国灵魂，以其无限的广大、深邃、宁静、安详抚慰着人类骚动的心，它稳稳地升起，如摇篮，稳稳地托住生命，涓滴无失、纤毫无损，它从微风缠绕的纯净之国——我们民族的生养地——长江、黄河的伟大源头处，潺潺流来，汇入万物深奥的和谐与幽远，它缓缓向前，汇入天地间金刚不灭的精萃之中，汇入宇宙那神秘的、不息的生命律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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