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联合国大会相继在中国杭州和美国纽约召开。在这个国际会议密集召开的时节，正是时候审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它将如何更进一步地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并帮助这个体系更好地发挥作用。

近年来，中国有不少积极举动，并得到国际社会的热烈回应。中国可以考虑再往前踏一步，将目前基于项目提出的各项倡议和计划，转变成联合国框架下的机制性安排。当然，这样的实体机制应该落户在中国。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急剧变化，形成了多极局面，中国也成为了其中举足轻重的一极，并依靠自身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长时间以来，西方都在口头上期盼着北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此话却非出自真心。在近年来全球化遭受重重阻碍的情况下，中国更要主动出击，积极寻找突破途径。

另一方面，当前全球治理版图的地理分布并未能充分反映中国崛起后应有的国际地位，而主要的国际机构都分布在美国和欧洲。

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总部都在美国，世界银行的主席位置更是长年为美国人垄断。而欧洲方面，联合国的第二总部在瑞士的日内瓦，那里也是世界贸易组织和许多其他国际机构的驻地。欧洲城市巴黎、维也纳、罗马、布鲁塞尔和波恩也是国际组织的重要码头，他们协调着全球的教育、文化、科学、海关、食品和气候变化等重要全球议题。

但是当我们把视线放到亚洲，这里集中了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更为全球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尽管联合国在亚洲多国派遣了代表，但就正式的实体机构而言，只有位于泰国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以及设在日本东京的联合国大学。

很多年来，中国都积极参与联合国在扶贫、基础设施、南南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项目。北京在这些方面积累的经验和智识，以及作出的突出贡献，都为它在联合国框架下设立新的实体打下了良好基础。

当然，这个提法并非暗示将联合国的已有机构从西方国家搬到中国来，而意在提醒联合国，当新的事关发展的倡议付诸实施的时候，可以考虑在中国设立新的机构。目前条件逐渐成熟，时机也并不缺少。

举例来说，这个月，在李克强总理访问纽约期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中国签订了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合作备忘录；双方更应该借这个机会，探讨在中国成立一个新的平台的可能性，以帮助吸纳更多沿线国家加入这项计划，使更多人受惠。

再举一例，现在中国顶尖大学都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人才。仅今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清华大学在美国黑石集团主席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先生的资助下成立世民书院启动未来世界领导者培养项目；北京师范大学则经G20各成员国同意，设立了G20反腐追逃赃研究中心。

联合国应注意到中国这些高等教育领域的新动向。如果联合国想要在中国建立另一所大学，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可能会得到中国政府全力配合。

如果这个建议得到考虑，可以将现有的北京大学南南合作学院剥离出来，成立联合国南南合作大学。 但该联合国大学不应该设立在高等教育资源已经非常丰富的北京，而应该在中国的西部，因为这也能帮助平衡中国的东西部发展。中国西部的成都、西安、重庆和武汉都应是理想的城市。

现在，中国开始和很多发达国家加强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消除贫困。这样的第三方的合作是很有前景的，因为它可以在全球发展链条上集中所有的优势。当然这样的多方创新合作自然需要设立一个新的平台来开展研究和协调工作。

联合国新可持续发展目标可谓野心勃勃，而为了在2030年前如期达成，中国和联合国也应考虑在中国设立一个专门的第三方合作促进机构，为发达国家和中国在贫困国家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本文是中国日报欧洲分社副社长付敬发表在9月27日出版的《中国日报》上的专栏文章。姚悦洋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