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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孔学源流之一百二十篇——中华国史正统:伏羲研究(4),中国历史特质之四
毛峰
2016年10月08日

中国历史自伏羲创始时代即采取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科学思维与务实态度,藉以战胜各种严峻的自然挑战,取得巨大的文明成功。中国人是富于科学天赋的伟大民族。全盘西化派所谓“从西方引进塞先生(科学)”之说,根本不能成立。自伏羲以来,中国就是科学发达的文明,李约瑟的多卷巨著《中华科学技术史》和《中华科学文明史》就是无可争议的证明,而近代早期由于满清军事占领中国,某些实验科技的暂时落后,不能作为废除固有文明的借口。

中华正统史观的重大结论之六(续前):

(六),对太阳、月亮所代表的大自然浩瀚威力的自然崇拜,是一切文明的起点。埃及的金字塔和伏羲的测天观景台(详后)就是古典文明的突出象征——埃及人渴望借由金字塔,与天上的日月星宿进行沟通,以便“重生”(详见罗伯特·包维尔、艾德里安·吉尔伯特《猎户座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而中国人则与之相反,变宗教形而上冲动,为科学人文冲动,伏羲部族在回迁定居的首都新址——北纬33-36度中原地区的贾湖、淮阳地区,建造测天观景台,以精准掌握太阳运行的规律、指导农耕百业、文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古语“多难兴邦”。历史资料与考古发现证实,恰恰是远古时代规模极其惊人的大洪水、海水内侵等剧烈的洪涝自然灾害,孕育了中华文明的诞生——伏羲部族的一系列文明创制,都与距今1万多年的东部地区(今渤海、黄海沿岸)的海水倒灌、洪涝灾害等自然环境的剧烈变迁密切相关。

距今1万年的气候环境,称“全新世”。由于全新世的气候突然转暖,引起冰川融化和东亚大陆剧烈的气候波动,大暴雨、大洪水、海水对陆地的巨大侵蚀与倒灌,迫使原本滨水渔猎的伏羲部族,被迫大规模向内地较高地带移居,堪称“大迁徙”,这犹如美国文明早期的西部大移民的巨大规模的部族迁徙、扩张、分化、组合、以及海水后退之后的部族回迁,促进天下部族的大联合,伏羲-燧人-夸父-女娲率领的天下部族大联盟,在治理的洪水过程中迅速成长壮大;于此同时,伏羲-夸父-女娲部族,不断发明测定天文气象和历法制度的科学仪器与科学方法,成为远古伟大的发明家、科学家和创制全球第一个天文历法-气象物候-人文治理的伟大符号体系——《河图易经》的文化英雄。

气象史家们发现,进入全新世的最近1万年,地球大气、洋流、地表等出现了“升温-高温-降温”的剧烈波动,伏羲文明的早中晚各期,曾多次爆发大洪水,形成“雷泽”等巨大湖泊,伏羲部族面向东西南北等全国大范围的大规模迁徙、广建宫室聚落、华胥族少女与太阳族王子的相爱交媾、孕育伏羲,即在此时。

考古发掘报告显示,距今8800年左右,贾湖地区遭遇一次大降温,早期灰坑发现了喜栖寒冷的紫貂的下颌骨,说明北方野兽被迫侵入温暖的贾湖地区,伏羲-贾湖人对“太阳”的巨大威力更加崇拜,测日、测风以措置狩猎与农耕的文明需求更加迫切。古籍记载:“伏羲,风姓,生于雷泽,出乎震,都陈(宛丘,河南淮阳),号太昊”,全国各地均有伏羲文化的考古遗址出土,或“伏羲庙堂”遗迹与历史传说,表明伏羲文明,早已越出地域范围,成为中国大一统文明第一个稳固繁盛的形态。

脍炙人口的“夸父逐日”故事及其典籍记载,就是伏羲族的著名科学家族“夸父”,率领属下部众,逐日影、测天文,奔走于中原大地,积劳成疾而死的伟大科学英雄。

《山海经·海外北经》载:“夸父与日(影)逐走,入日。渴欲得饮,河、渭不足,北饮大泽(即雷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仗,化为邓林(桃林)。”晚周著名典籍《列子》直接记载“夸父逐日影”,可谓一语道破玄机:夸父为观测日影而奔走全国,因感到河渭地区尚不足以安置伏羲部族(“渴饮”的真实寓意),又企图回返曾经的居住地——大泽(雷泽),积劳成疾而道卒。

《山海经》传为大禹治水时所获,是远古各地记载天文历法、山川风物与上古传说的天文-地文数据的记录合集(详见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版、刘宗迪《失落的天书》中华书局2016版等对《山海经》属远古天文学的科学定位)。

“夸父”为“伏羲太阳部落”的“日官”(测日官),逐日影而奔走记录,时值黄河、渭水、大泽(雷泽)的枯水期,桃花又初开,暗示其时为春天,但天象、气象系统的剧烈紊乱,使夸父测日事业频遭打击,贯穿中国东西南北的测日观天的奔走记录,耗尽其身心,遂力竭而亡。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率部属企图回返曾经的定居地——伏羲族祖居地大泽(雷泽),道卒,表明当时气象、水文等中原东部的自然环境,尚不能稳妥安置在西部日益壮大、人口日益繁多的伏羲-女娲-少典-黄帝部族(少典-黄帝部族乃后来通婚加入部族联盟者),夸父主导的“逐日影测天文历法事业”的中途挫折,表明当时伏羲部族大联盟回迁中原东部祖居地的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条件尚不具备。

中华正统史观的重大结论之七(续前):

(七),从古至今,中国人犹如“渴饮”一般渴望建立稳固有效的天文时宪、气象物候、农耕畜牧、人文治理的各项文明制度,用这些文明制度,来安居乐业,建造和睦美善的人间生活。

中国历史的特质在于,中国人不奢望来世的复生、末日的审判或天堂的永驻,而是渴望人间世俗生活的安宁美满。

中国人感念伏羲-夸父部族的奉献科学观测、建立天文历法制度、措置百姓生活而牺牲的伟大美德,想象其“渴饮而死”,实乃“迫切渴望太阳光之印影(日影)”获得精准测量,以便授予中华部族以狩猎、农耕之“时宪”,求索不得而殉身,堪称远古英雄。其所弃置的“仗”,即远古观测天文日影的“测日之表木”,化为春天的桃花林,象征他的“测日事业”后继有人,太阳之子孙(中华民族)将不断繁兴昌盛者也!(参见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198页)

【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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