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知几其神乎！”几者，万物莫测变化之先机，唯神明能知之，凡人只能保持幽默，接受变化，与变化为伍。

同样是罕见的艺术天才，查利·卓别林（1889-1977）却凭着他超人的坚韧毅力和幽默感，平安度过了人生的一场场危机，取得了电影艺术迄今无人能够超越的伟大成就，成为举世尊仰的伟大人道主义者，并且“福禄长享”，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考虑到动荡不宁、危机重重的20-21世纪的世界鄙俗现实，卓别林自谓“幸运儿”，而他的“幸运”正来自于他的幽默感、他的艰苦奋斗和他“宠辱不惊”的精神。

卓别林有一个极其不幸的童年：父亲遗弃了他和母亲、酗酒早死；母亲因饥饿、贫穷、忧虑和孤独而发疯，长期住在精神病院；一文不名的他早早失学、被送入孤儿院，常常挨饿并露宿街头。但他没有气馁，反而发奋图强，全凭一己才华和奋斗，成为伦敦当时著名的少年艺人，并且进入美国好莱坞电影圈，成为默片时代最著名的喜剧明星和电影编导。

他编、导、演、作曲、制片的伟大默片经典《淘金记》、《马戏团》、《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成为迄今无人能够企及的不朽艺术珍品。

卓别林遭遇到的最大时尚变迁，是1920年代末期有声电影的崛起：“米高梅影片公司放映了它的《轻歌曼舞》，那是一部大型音乐片，虽然内容庸俗无聊，但放映时卖座极盛。这是有声电影的发轫，此后所有电影院立刻开始争订有声电影。无声电影衰落的日子到了。”

作为无声电影时代最伟大的演员和编导，卓别林没有立即盲目地追随时尚，而是冷静分析了当时情势和自己的优势，决定继续拍摄默片、继续发挥自己的哑剧天赋和喜剧才华，连续拍出了不朽的默片经典《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和《大独裁者》。

事实证明：盲目追随时尚是艺术品质的毁灭。

正如歌剧、话剧和哑剧可以并存一样，默片的喜剧特长如果不加以充分发挥，就盲目转向有声喜剧片，则演员在镜头前充分发挥演技的伟大传统就会消失。

很多演员逐渐被训练成镜头前的漂亮木偶和模特，任凭镜头摆布，最终成为没有思想和表现力的废物，如今电影学院的大批表演专业学生就是如此。

指挥、调度摄影机的导演，则一味追求场面的豪华、对白的风趣和演员漂亮，最终将好莱坞电影模式送上绝路。

但视听综合的有声电影，毕竟是大势所趋，卓别林一度悲观地打算洗手不干、到香港去做“寓公”：“原来好莱坞那种优美宁静的空气已经不复存在。一夜之间，仿佛电影已经变成了一种冷酷无情的工业。……复杂的配音设备……大得象屋子的摄影机……在摄影场上一路轰隆隆地推过去……传声器象鱼竿一样在演员头顶摇晃……一个人的四周布置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叫他怎么从事创作呢？我厌恶这一切。……”

卓别林所描绘的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拍摄现场，如今从摄影棚移到了外景地，但运作过程大致相同。

只有那些低成本的实验电影，才允许演员和导演在镜头内外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一般所谓豪华巨制即“票房大片”，则完全被电影工业的技术要求所左右。

个人才华或独特视角完全无足轻重，电影由“低级杂耍”变成了耗资数亿之巨的“大型杂耍”，观众不再把电影看作严肃艺术或高雅艺术，只把它当成休闲娱乐的一种粗俗形式。

启蒙主义预设，伴随物质条件和社会自由度的提升，人类可以在道德和审美上不断提升、完善自身，直至一个“理想社会”君临。而20-21世纪的历史事实，彻底击碎了这个玫瑰色的梦幻。具体到媒介传播的角度看，一种媒介或一种技术的传播，并非必然带来某种社会品质或艺术品味的提升，恰恰相反，如果没有相当时间的消化提升，则往往出现事与愿违的下降乃至堕落。

卓别林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拍了70余部无声电影，才将伦敦舞台的喜剧艺术打磨为好莱坞的喜剧默片，然后又用了十年的时间，才推出了《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和《大独裁者》这样的默片经典，换言之，20年，是某种艺术时尚臻于成熟的起码时间，但在2016年的北京，人人都奢望着在商业、艺术乃至人文领域“一夜赚得盆满钵满”！

古典艺术则需要远远超过20年的时间才能成熟。

现代技术与现代媒介的过快传播与进步，只能将一种无法预见的社会后果和艺术趣味带给大众。

恰似生产流水线对工人神经的摧残（卓别林经典电影《摩登时代》里流水线上精神失常的工人为代表）、汽车作为家庭或私人交通工具对全球生态环境、交通拥堵、办事效率、人际和谐与身心健康造成的毁灭性影响一样，电子媒介对大众阅读品味的负面影响，造成了文学表达等一切公共品味的极度低俗。

俗不可耐、恶劣粗鄙，也渐渐成了一种时尚。

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里所言“科学与艺术腐蚀人类道德”的伪命题，在当今有了一种特别限定的意义：病态膨胀到不顾生态极限的科学技术和低俗到当代商业电影票房决定一切的“艺术”，才是人类道德普遍低迷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