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后来推出了有声电影的不朽经典《凡尔杜先生》、《舞台生涯》和《一个国王在纽约》，他对现代社会进程的忧虑与控诉也日益加深。正是这种忧虑和批判精神，触怒了美国上层社会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使他全家被迫移居瑞士。

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卓别林再一次勇敢地直面现代社会的种种病态和残忍，不惜被卑鄙无耻的美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遭受了实际上的全家驱逐。

他大义凛然，象流浪汉夏尔洛一样，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虚伪和残忍进行了英勇的揭露与嘲笑，他的电影，如一座丰碑，屹立于一切电影之上，成为全世界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没有哪部电影能象卓别林的《城市之光》那样将富人阶层的忘恩负义、为富不仁和穷人的相濡以沫、彼此扶持表现得如此感人至深；没有哪部电影能象卓别林的《摩登时代》那样将大工业制度对弱小者的摧残揭露得如此深刻和彻底；没有哪部电影能象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那样将一个现代独裁专制国家其倒行逆施、反人道的本质那样勇敢地揭示给全世界人民；没有哪部电影能象卓别林的《凡尔杜先生》那样将现代文明制度的残忍揭示得如此淋漓尽致；没有哪部电影能象卓别林的《舞台生涯》那样将艺术家以及一切为人道价值而奋斗者的伟大精神褒扬到如此的价值高度；没有哪部电影能象卓别林的《一个国王在纽约》那样将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商业体制及其蘖生物——流行文化时尚的势利庸俗、浅薄无聊和歇斯底里嘲讽得如此令人捧腹……

即使象罗伯特·布烈松（1907-1999）和英格玛·伯格曼（1918-1979）或鲁奇亚诺·维斯康蒂（1906-1976）这样近乎完美的欧洲导演，其代表作品也或多或少地、暂时地流露出一丝对昂扬的传统人道主义精神的怀疑和对人类的信心丧失。

尽管卓别林自《凡尔杜先生》开始，逐渐产生了对人性的疑虑，但卓别林以一个平民的乐观主义和幽默感对付无穷无尽的全球灾难和日益粗俗的文化风尚。

1952年9月卓别林全家被迫离美，重回祖国的查利，希望妻子能欣赏到自己一直夸赞的英国西南部秀丽景色，但一路经过的都是形式单调的住房。

战后生育高峰已经来临，政府提供给大众的只能是这种单调的住房：它们“具有现代的丑恶形式，破坏了城市的远景。”当一家人在伦敦皮卡迪利广场散步，“发现那里已被一些美国玩意儿弄得面目全非……那个社会已经消失了……（如今）男人会听了爵士乐落泪，行凶已经变为纵欲。这是时代在前进。”

环境优美的住房、高雅的艺术享受，如今都不时髦了。

时尚改变了。

象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和传播哲学家哈罗德·伊尼斯（1894-1952）一样，卓别林在《自传》（1964）中，发出了对20世纪文化的精辟分析：“由于现代生活越来越复杂，再加上20世纪动力学的发展，在政治、科学和经济各方面，个人被一些庞大的组织所包围，受到它们威胁。思想需要符合条件，行事需要经过批准，举动需要获得允许：于是，我们正在成为这一切的牺牲品。”

这一“官僚制的铁笼”（韦伯语）使“我们的生活感官由于追求利润、权力与垄断而变得迟钝”、丑陋和臃肿，失去了审美观念；在北京街头，处处是匆忙赶路者，却不知奔向何方。

“科学知识由于缺乏慎重引导或负责精神，就为政客和军人提供了具有强大摧毁力的武器，以至于世界上所有人的命运都被这些（通常责任感和才干都不够格或成问题的）人所掌握……有些科学家象宗教狂一样只顾研究科学，一味相信他们的发现永远是有益的，认为他们的求知信条就是道德标准。”

在高校，有知识却无文化的人比比皆是。

作为具有丰富阅历的艺术家，卓别林一语破的，指出了当代“世界形势”的关键：“人是一个以谋求生存为主要本能的动物。因此，他的个性发展在前，他的灵魂超拔在后。”

科技进步和财富增长，被利用在根本错误的方向上。

卓别林写道：“科学的进步远远超出了人类的道德行为。在人类进步的道路上，利他主义的行进是缓慢的。它慢慢踱步、时时倾跌，落在了科学的后面。……卡莱尔（1795-1881）说过，要世界得救，必须靠人们思考。然而，只有人们处在性质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方才会进行思考。”

环顾当代全球社会，“责任感和才干都不够格或成问题”的政客、官僚、文人、传媒人如有毒的蘑菇一样被高校批量生产而层出不穷，这些人虽不会思考却大权在握，愚昧民众在政客操控和传媒的催眠下，逐步丧失了思考和质疑的能力。

整个世界局势正逼近或达到“性质严重的情况”已不知多久了，但全球社会风尚和文化时尚仍在重重危机面前自我陶醉着。

人类造成的自我残灭，正日益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