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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孔学源流之一百三十五篇——圣学血脉之七:夷夏大防(中)
毛峰
2016年12月01日

中国古典宪政制度体系之所以能确保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稳定繁荣、文化灿烂,约略概括有三:一曰厚养民生,大汉三十税一、盛唐四十税一,举世尊仰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得以稳固;二曰整饬吏治,循名责实,对官员贪腐,满门抄斩,绝不宽贷;三曰崇儒尊贤,使天下士子外受国家供养(三十、四十税一,农村殷富,子弟好学);内受儒家纲常名教的伟大教化,仁义礼智信之伟大文明精神,深入其骨髓,以报效国家、忠孝节义为人生准则;官吏以廉洁爱民为己任,百姓以恭谨奉上为己责,上下一体,华夏文明的伟大成就、灿烂文化,吸引着诸蛮夷纷纷来朝,东亚大陆的人道之光,至今仍辉耀着全人类!

君子困则向学、向道,小人困则铤而走险。国家亦然。晚周伟大文明秩序——封建礼乐秩序渐次衰颓之时,孔子洞悉中华文明面临灭顶之灾——背弃《尚书》、《周礼》之宪政原则与文明经验,必然使国家动荡、生灵涂炭——遂毅然著《春秋》以垂世立教,辜鸿铭谓之“从熊熊燃烧的西周礼乐大厦中抢救出蓝图,以便在新的历史基础上再造中国”(《中国人的精神》,一名《春秋大义》),至矣哉!

胡安国《春秋传》解释《春秋》首言“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几个字的深邃人道涵义曰: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春秋作。”……《春秋》作于隐公,适当雅亡之后。……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强于政治,弃其九族……于是三纲沦,九法改,人望绝矣。……《春秋》于此,盖有不得已焉尔矣。托始乎隐,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即位之一年必称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则与天地参。故体元者,人主之职,而调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当自贵者始,故治国先正其心,以正朝廷与百官,而远近莫不壹于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纪“元日”,《商训》称“元祀”,此经书“元年”,所谓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创制……矣。

胡安国祖述孟子之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春秋作。”意指当时历史情形:夏商周三王祖制、古典宪政业已崩颓、人道文明之火已然熄灭殆尽,诗歌针砭时弊、匡扶社稷的巨大社会功能亦随之灭亡;诗亡而私家之史述巍然而兴,所以存王制以重燃中华文明之火;

某列入教育部985/211“腐败工程”的著名高校的文艺美学学科,竟然以孟子此言招考博士生,其荒谬炮制的标准答案,竟然是胡扯些什么诗歌转变为散文之“文体学问题”,有应试博士生私询余意见,余私信告之:“姑且以此低俗、荒谬之‘标准答案’答之,不然,无法被录取;待考上后,即可全然抛弃这些胡扯,另觅深广历史哲学、经史子集之正宗以矫枉也。”如此,该生果然被录取矣!

展阅《春秋》,必然首先读到令今人费解的几个字“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初读诸字,茫然毫无头绪,胡安国《春秋传》解之分明:天子无道、王室昏聩,孔子不得已,以诸侯国鲁国之史、“鲁隐公元年”之史事,以记载业已紊乱、崩溃的中国史、天下史,孔子之愤懑,何其深广也!

元年者,分别典出《大易》之“乾坤之元”与《尚书·舜典》与《商训》之“元日”与“元祀”,天子体仁(元),宰相调仁(调和万事,以仁政凝聚上下为一体,《周礼》谓宰相为“副天子”;钱穆宾四师《国史大纲》谓之“文治政府之首脑”以配合象征国家统一、社稷稳定之国君、元首;余谓之“古典宪政体系”之核心),孔子祖述尧舜二帝和夏商周三王之伟大政教秩序——胡安国所谓“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创制……矣”——,如此,孔子以私家著述一国之史,却寄寓了澄清天下、再造中国之重任,其垂世立教、立法创制之苦心,历代忠臣烈士、正人君子,守护之如性命,尊仰之如日月,孟子、董仲舒、司马迁巍然灿然,以“诛灭独夫民贼”、“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概括孔子《春秋》之淑世弘纲,千古儒生,奉之再造“伟大光明之中国”,孔孟夫子焉能以区区“诗歌散文之变”寄托人世巨典,真小人之学也!

【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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