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宪政制度体系之所以能确保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稳定繁荣、文化灿烂，约略概括有三：一曰厚养民生，大汉三十税一、盛唐四十税一，举世尊仰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得以稳固；二曰整饬吏治，循名责实，对官员贪腐，满门抄斩，绝不宽贷；三曰崇儒尊贤，使天下士子外受国家供养（三十、四十税一，农村殷富，子弟好学）；内受儒家纲常名教的伟大教化，仁义礼智信之伟大文明精神，深入其骨髓，以报效国家、忠孝节义为人生准则；官吏以廉洁爱民为己任，百姓以恭谨奉上为己责，上下一体，华夏文明的伟大成就、灿烂文化，吸引着诸蛮夷纷纷来朝，东亚大陆的人道之光，至今仍辉耀着全人类！

君子困则向学、向道，小人困则铤而走险。国家亦然。晚周伟大文明秩序——封建礼乐秩序渐次衰颓之时，孔子洞悉中华文明面临灭顶之灾——背弃《尚书》、《周礼》之宪政原则与文明经验，必然使国家动荡、生灵涂炭——遂毅然著《春秋》以垂世立教，辜鸿铭谓之“从熊熊燃烧的西周礼乐大厦中抢救出蓝图，以便在新的历史基础上再造中国”（《中国人的精神》，一名《春秋大义》），至矣哉！

胡安国《春秋传》解释《春秋》首言“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几个字的深邃人道涵义曰：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春秋作。”……《春秋》作于隐公，适当雅亡之后。……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强于政治，弃其九族……于是三纲沦，九法改，人望绝矣。……《春秋》于此，盖有不得已焉尔矣。托始乎隐，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即位之一年必称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则与天地参。故体元者，人主之职，而调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当自贵者始，故治国先正其心，以正朝廷与百官，而远近莫不壹于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纪“元日”，《商训》称“元祀”，此经书“元年”，所谓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创制……矣。

胡安国祖述孟子之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春秋作。”意指当时历史情形：夏商周三王祖制、古典宪政业已崩颓、人道文明之火已然熄灭殆尽，诗歌针砭时弊、匡扶社稷的巨大社会功能亦随之灭亡；诗亡而私家之史述巍然而兴，所以存王制以重燃中华文明之火；

某列入教育部985/211“腐败工程”的著名高校的文艺美学学科，竟然以孟子此言招考博士生，其荒谬炮制的标准答案，竟然是胡扯些什么诗歌转变为散文之“文体学问题”，有应试博士生私询余意见，余私信告之：“姑且以此低俗、荒谬之‘标准答案’答之，不然，无法被录取；待考上后，即可全然抛弃这些胡扯，另觅深广历史哲学、经史子集之正宗以矫枉也。”如此，该生果然被录取矣！

展阅《春秋》，必然首先读到令今人费解的几个字“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初读诸字，茫然毫无头绪，胡安国《春秋传》解之分明：天子无道、王室昏聩，孔子不得已，以诸侯国鲁国之史、“鲁隐公元年”之史事，以记载业已紊乱、崩溃的中国史、天下史，孔子之愤懑，何其深广也！

元年者，分别典出《大易》之“乾坤之元”与《尚书·舜典》与《商训》之“元日”与“元祀”，天子体仁（元），宰相调仁（调和万事，以仁政凝聚上下为一体，《周礼》谓宰相为“副天子”；钱穆宾四师《国史大纲》谓之“文治政府之首脑”以配合象征国家统一、社稷稳定之国君、元首；余谓之“古典宪政体系”之核心），孔子祖述尧舜二帝和夏商周三王之伟大政教秩序——胡安国所谓“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创制……矣”——，如此，孔子以私家著述一国之史，却寄寓了澄清天下、再造中国之重任，其垂世立教、立法创制之苦心，历代忠臣烈士、正人君子，守护之如性命，尊仰之如日月，孟子、董仲舒、司马迁巍然灿然，以“诛灭独夫民贼”、“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概括孔子《春秋》之淑世弘纲，千古儒生，奉之再造“伟大光明之中国”，孔孟夫子焉能以区区“诗歌散文之变”寄托人世巨典，真小人之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