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撰写《时尚帝国》之“古乐新声”系列，我重听一些古琴、古筝、琵琶、笛子、二胡以及民乐合奏曲，深感国乐之表达，必须借鉴西洋古典音乐的器乐、声乐技巧，而不必“原汁原味”地保守原有技巧、范式，因为所谓“原汁原味”本来就是某个时代的艺术家或思想家用来表达其“时代感受”的一种主观抒发，没必要固守陈规；更新、重振其灵魂，才是出路！

近代启蒙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流行以来，从清末民初直至今日的国学界、国乐界，盛行所谓“实事求是”等考据主义教条，似乎真的有一个“实事”存于古代，今天唯有考据家，才能从故纸堆或古董堆中，寻觅到这个“实事”，然后以一套先入为主的观念与方法（这些观念与方法，残留着大量当代史学的启蒙毒素与各种迷误），最终“求”出那个“四海皆准”的“是”……这些荒谬的教条，在阎若璩、罗振玉、王国维、章太炎、胡适、顾颉刚等人那里，升格为一套欺世盗名的技巧，似乎唯有地下文物的出土，才能确证地上文献的“真伪”；似乎只有凭借字形、字义、读音的变化，才能掌握古典文献的“原意”；

这些人的根本迷误在于：一切人文制作及其传承，都是对“实事”的“改写”，关键在于，后来人如何从这些“伟大的改写”中读出“新意”，从而进行“新的改写”，而不是在古董、故纸、坟墓中，品咂那腐朽、发霉的滋味。

维特根斯坦的名言“语言即用法”和海德格尔的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彻底廓清了所谓章（太炎）黄（侃）学派的训诂迷雾，而从蒙田、维科一直到克罗齐、柯林伍德、弗兰克等历史哲学，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彻底扫除了阎百诗、胡适、顾颉刚等人的“考据”、“求是”等胡扯。

在辽宁省图书馆讲座之余，有好学读者提问：“教授，您对最近海昏侯墓出土的齐《论语》与鲁《论语》的不同，有何看法？”我照例肯定了提问者的好学，然后正告：“需要感兴趣的是，我、你，此时此刻的、活在当下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与《论语》、与孔子儒家的关系；齐论鲁论之不同，无关紧要；应当提问：你我在儒家精神上，在深或浅、冷或热的程度上，有何不同？”

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就在你心间！

在表达个体感怀与遭际的美好古琴音乐中，余以为南宋音乐家、教育家、浙派古琴创始人郭沔（字楚望）所作之《潇湘水云》和传为唐陈子昂、宋毛敏仲或明朱权所作之《雁落平沙》（又名《平沙落雁》）最为深婉动听。

作为南宋遗民和音乐巨子，郭楚望在元兵南侵时避难湖南衡山，在潇、湘二水合流处远望九嶷山，见云水奔腾、江山壮丽，感家国破碎、时势飘零，遂作千古名曲《潇湘水云》。乐曲开始时作曲家远眺宁静的远山，俯察澄碧的河水，一种宁静中的悲痛和绝望随山云水雾蒸腾而起，旋律娓娓倾诉：“更那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如此清丽风景，连同在这片清丽风景中孕育的华夏文明，将毁于蛮夷战火，身为华夏文明传人之作曲家，岂能不痛断肝肠！乐曲以欲哭无泪、清澈见底的旋律、波涛汹涌的节奏、气象万千的音色变化，将祖国之爱、山川之景、身世之忧、匡扶之志，酣畅淋漓地抒写出来，最终重归对大好山河的宁静远望，仿佛作曲家经过一番深沉思索，慷慨激昂的壮烈情怀，升华为对祖国山河与华夏文明劫尽重生的伟大信念：江山自有后来人，只要此志、此情、此心、此曲、此天地文章不灭！

《雁落平沙》琴谱最早见于晚明《古音正宗》（1634）中，乐曲以清秋寥落、风静沙平、大雁起落之美景，写隐逸之士玩赏烟霞、餐风饮露之鸿鹄高志，抒大德巨贤不落尘网、超尘脱俗之高洁品行，乐曲澄澈安详、一尘不染，将宇宙之深远哲理、人生之清雅风姿，玲珑写出，真荡涤污秽、涵养性情之妙品也！琴家龚一的演奏，天明地净，寥廓无垠，寓意深微，被许为典范。

古琴作为古典风尚和古典精神的绝妙媒介，近代以来日渐衰微。古琴的主要演奏形式是独奏，虽在古代“雅乐”中是主奏乐器，但丝弦音量较小，其音乐精神也主要表现在文人雅士的孤高洁净的情趣上，与近代音乐会堂万头攒动的热闹场面大异其旨趣，即使是模仿西方乐队组建的民族乐队，也很少主奏古琴。

民国初年上海大同乐会重新改编了古曲《夕阳箫鼓》为民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堪称更新重振国乐灵魂的佳作。

绵延数千年的古琴艺术以及“琴道”美学，连同其背后广大深微的音乐文化与精神风尚，正陷于困顿。流传至今3000余首古琴曲，目前被打谱整理的仅几百首而已，如此丰富而悠久的音乐遗产和文化遗产，正面临失传和荒废的危局。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第一篇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何陈！……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第三十五首则云“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斧斤！”

李白所谓“郢中客”，典出宋玉《对楚王问》，“郢中客”高歌《阳春》、《白雪》，犹曲高而和寡；处今日全球人口爆炸、举世浮躁之时代，文王、孔子复起，又如何更新、重振大雅国乐以寄托国魂呢？《诗》之“国风”即今“社会风俗”、“文化时尚”之谓，世风如此，雅乐何以“斧斤”恶俗，变而正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