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史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被广泛征引的名言:“死亡意味着: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
每当在课堂上引述完这句话,我都静默片刻,仔细观察这些在北师大课堂上俨然精英之士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们,发现这些“明日之星”们毫无反应,仍埋头在笔记本电脑、手机或神情恍惚的昏然麻木状态中,令我蓦然想起著名导演沈浮执导、赵丹主演的经典电影《李时珍》里的一个著名情节——当明代的太医院多次驳回李时珍请求重修《本草》的奏章,李时珍愤怒地说:“你不批,我再上奏!”太医院主事者傲慢地将李时珍奏章掷于地上,冷冷放下话来:“你就是再上奏一千次,还是不批!”
李时珍眼中喷出绝望的怒火,无言拾起自己被掷于地上的奏章;电影镜头此刻一转,李时珍对支持自己重修《本草》、但预言他请求国家支持必然会失败的好友,眼含愤激之泪,颤声道:“真如你所说!——全是顽劣的石头!”
见学生毫无反应,我只好自顾自讲述下去:“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的意思是:趁着还活着,还能苟延残喘一会儿,应当马上去听莫扎特——死亡意味着,想听也来不及了!”
学生们仍报以顽石荒漠般的沉默。
对这些从母腹和襁褓之中、从幼儿园直至高中三年级,一直被刻板训练成死记硬背的废物、被刻意地阻挡于古今伟大智慧与艺术之外的可怜青年来说,让他们哪怕是接受一丝一毫的莫扎特,都委实“太超前”了——尽管莫扎特已诞生了260周年!
作为举世公认的最伟大的音乐天才,莫扎特代表着这样一种文明情境:“在音乐史上有这样一个光明的时刻,所有的对立都和解了,所有的紧张都消除了,那光明的时刻便是莫扎特。”
那是怎样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啊!对我们这些饱受现代文明的诸多对立、紧张、冲突和恐怖摧残的当代人来说,莫扎特的音乐简直就是一个“神示”,他让我们重新树立信仰:万物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万物的生命深处充满了和谐、欢乐与幸福,不受贪婪、仇恨和猜疑的污染,我们确实是“神明之子”,不会被天灾人祸或“高新科技”制成的炮弹炸成碎片……
莫扎特(1756-1791)的音乐代表着欧洲近代文化的最高峰。他以举世无匹的天才,将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音乐的感官愉悦、巴洛克时代欧洲音乐的典雅含蓄、德国音乐的严肃虔诚……予以综合协调,臻于完美的和谐。
他的音乐饱含着磅礴的青春激情、深似大海的温柔情感、贵族的优雅、平民的素朴、山间清泉流珠泻玉一般的明净轻快、天使一般的圣洁、儿童的天真烂漫、诗人哲人对生命哲理的深沉凝思与感悟。他创作的600多部不朽的音乐作品,始终高踞西方古典音乐的顶峰,而他却仅活了35岁!
一向朴实的交响乐之父约瑟夫·海顿说:“几乎没人能和伟大的莫扎特相提并论!”并亲口对莫扎特说:“你的伟大超过了我!”柴可夫斯基则尊莫扎特为“音乐的基督”。歌德更一言以蔽之:“象莫扎特这样的现象是无法解释的!”
让我们尝试着做些解释。
从音乐和从文化的角度看,西方近代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到莫扎特生活的200年间,中世纪的宗教蒙昧主义已经大为松动,欧洲人终于可以自由享受生命中的一切乐趣;与此同时,彻底扭曲一切社会关系与人类心智的法国大革命,和彻底颠倒人与自然关系的英国工业革命,或在酝酿中,或刚刚萌芽,西方文化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提升、成熟的历史机遇,损害文化品格的粗俗、野蛮、残暴、蒙昧、压抑、暴力、扭曲、权势、金钱以及庸俗势利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时尚,尚未如当代这样建立稳固的统治。
一个社会中最优秀的分子——艺术家、诗人、哲人、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心灵以及大众品性,尚未完全被法国革命强加于人类心智的启蒙教条和工业革命强加于人类活动的商业教条所完全控制。莫扎特的音乐,恰好就诞生于这一人类文明的白银时代(黄金时代是中国的晚周汉唐):他奋力挣脱了萨尔茨堡大主教的束缚,甘愿做一个贫穷而独立的自由艺术家,为此不惜英年早逝,令全部历史哀痛不已;
同时,欧洲各国君主以及显要贵族,尚有余暇附庸风雅、出资赞助艺术家,让莫扎特燃起自由的希望,尽管这一希望,对他来说很快破灭(海顿和贝多芬都巧妙利用了这一点)。
莫扎特的音乐是万物灵魂认出自身本性并进而领悟宇宙万象的完美和谐与自由的永难企及的人间奇迹。
作为近代第一个独立的自由艺术家,莫扎特第一个遭受到所谓“自由社会”里一切天才必然遭受的残酷摧残:他从6岁开始直至17岁的11年间,随父亲风餐露宿地巡演欧洲各国,但始终无法获得一个有固定薪俸的职位;17岁时已名闻遐迩、创作出数百部天才之作的艺术家,却被迫回到故乡如仆人一样侍奉大主教!
1781年,25岁的莫扎特终于与大主教决裂,开始在维也纳的10年自由艺术家的艰辛生涯。尽管他日以继夜地工作,但仍无法承受妻子多病、儿女夭折和经济困窘的一连串打击,死时竟无人送葬,且尸体落葬于贫民公墓,至今尸骨难寻!
“欢乐是解放了的灵魂的本性啊!”莫扎特喊到。
但绝大多数维也纳人的“欢乐”却极其平庸:据回忆,1776年时的维也纳妇女因沉溺于华尔兹舞的享乐,竟然在舞池旁边设了一个接生室,随时准备为跳舞的孕妇接生!
莫扎特音乐可以博得这些维也纳人一时的掌声,但无法引起他们持久而深入的兴趣。莫扎特写道:“为了赢得掌声,一个人写的东西,不是得简单到连马车夫都能朗朗上口,就得艰涩到让任何稍有知识的人都听不懂、只能叫好……”
自由艺术家的两大困境——经济上的困窘和不受社会时尚欣赏的精神上的苦闷,同时困扰着莫扎特的心灵,最终将这一旷世奇才折磨至死。
莫扎特的许多成熟期作品,在纯净的欢乐中隐藏着无处宣泄的悲哀与凄凉,这一悲剧性的对比常常令人潸然泪下。
1787年4月4日,莫扎特写给自幼带他漫游欧洲的音乐导师和生活导师、如今却病卧他乡的父亲的最后一封信,简直令人心碎:“……拿死亡来说,若我们认真思考,就会发现,那其实是我们存在的最终目的。过去几年来,我已经和这位人类最好、最真实的朋友(指死亡)建立起亲密关系,所以它的样子已经不令我恐惧,而是让我平静、宽慰……”
从终极的角度看,死亡确实是生命的完成、一切存在物的顶峰,常言“生、老、病、死”即揭示出一切生命的最后归宿是死亡。作为文明核心的伟大宗教体系或道德思想体系,则指出一种超越世俗生存的神圣生存,西方称为“上帝”,东方称为“道”,从而为世俗社会树立起一种“神圣秩序”。凭借这一神圣秩序的协调整合,人类才能相安无事地幸存下来。
在莫扎特的心灵中,对终极存在“上帝”的景仰思慕与对芸芸众生命运的悲悯交织成温柔而伤感的怜爱,他的作品就是力图驱散死亡阴影而延续永恒生命的不朽礼赞。
在他的“天鹅之歌”——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作品622号)的第二乐章“柔板”中,一种超越尘世的澄澈和广阔无垠的宁静,让人脱离形骸,进入庄子“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自由境界,仿佛万物仰头观望,看无比优美纯净的宇宙灵魂飘然掠过太空,人作为万物之一,在浩瀚的宇宙清流中泅泳、飞翔,温柔的晚霞在天边的云朵上镀出金边……死亡作为生命洪流之一部分,并不令人恐惧,相反,它是灵魂的真正解放,万物柔和低垂,安谧地躺卧在神(宇宙)的怀抱之中……
莫扎特是公认的钢琴协奏曲之王。
著名钢琴家弗拉迪米尔·霍洛维茨(1904-1989)与卡洛·朱利尼(1914-)指挥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管弦乐团合作演出的莫扎特D大调第23钢琴协奏曲,最为流畅动听;根据录音实况拍摄的纪录片《霍洛维茨演奏莫扎特》亦深受乐迷喜爱。
年逾古稀、被誉为“浪漫主义的最后骑士”的霍洛维茨,象孩子一样天真顽皮,他一边演奏,一边向负责乐谱翻页的音乐学院男生大献殷勤,还手舞足蹈、越俎代庖地指挥乐队,而美妙的音流就象从他全身的每一个动作和姿态中倾泻而出,莫扎特音乐那种将忧虑和悲哀深深隐藏而从人类天性中不可遏制地喷射出欢乐与生活激情的神韵,被钢琴家完美地演绎出来。
莫扎特的音乐,让人忘怀于生活的冷酷、龌龊与残忍,仿佛孩子永远奔跑于春风中,仿佛鲜花永远绽放于案头,仿佛时间自行老去,而人与世界却都永葆美妙鲜活的青春……
钢琴家玛莎·阿格里奇(1941- )与尼古拉斯·伊可那姆(1953-1993)在1982年慕尼黑之夏国际音乐节上,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四手联弹D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381号),当时阿格里奇41岁,伊可那姆29岁,可谓风华正茂、珠联璧合,将16岁少年莫扎特的澎湃激情,演绎得快意生风、光明普照。
可惜10年后的1993年,伊可那姆车祸身亡,一个天才音乐家,被现代文明的特有凶残——盲目纷乱的快速交通方式无情地夺去了生命,两人合奏的莫扎特钢琴曲也成为绝唱。
小提琴也是展示莫扎特天才的乐器。
日本著名小提琴家西崎崇子演奏的莫扎特作曲的小提琴奏鸣曲(作品378、376、296号)、协奏曲(作品207、211、216、218、219号)等,将东方女性的柔美、细腻、温暖、喜悦,注入歌唱性的旋律中,生之欢乐、老病之忧愁与死之解脱融合为一,一如宇宙生命之浩荡进程,万象玲珑,纯净流动,不染尘埃……
再重复一遍,不管学生们听懂了没有:
“死亡意味着,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