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法治兴盛的时代，一般都伴随了国家的强大，而国家发展达到巅峰的时期，也是法治兴盛的辉煌时期。例如德国民法典是铁血首相俾斯麦实现德国统一之后完成的，法国民法典是在拿破仑时期完成的；在美国，如果不是马歇尔大法官的推动，就很难会有联邦至上的司法体制。正如拿破仑所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并不是我所指挥的那四十次胜仗，滑铁卢一战抹去了关于那一切的回忆。真正能为后人所记住的是我的法典。”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时至今日，国与国的竞争是法治的“比拼”。国家如果没有健全的法治，社会就无法稳定、发展。国家如果没有权威的法治，就有可能在竞争中落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在经济、文化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外，应该在法律上、制度上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应该对世界做出贡献。而这个贡献，就是致力于提升国家的法治实力。

一、法治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中国有悠久的人治传统，从古代的君主“言出法随”，到现代的“领导说了算”，无不深深地打着人治的烙印。传统的国家治理是分散的、非系统的，缺乏制度化、体系化安排。现代国家的治理不同于传统治理，主要靠民主、法治，是规则之治，理想状态就是善治。一个国家要实现良好治理，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要实现善治的理想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治理体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就是一个法治体系，任何组织、团体、法人、个体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之上。法大于权，法大于人，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无论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还是社会治理，其着力点必然是法治，基本方式也必然是法治。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首先做到法治现代化，表现为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体现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上。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突出“五个”转变：即由“统治”向“治理”的转变；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由“管控”向“服务”的转变；由“维稳”向“规则”的转变；由“和谐”向“公正”的转变。

二、法治能力是国家执政能力的基石。国家治理能力主要是执政者的理政能力。在追求独立、自主、富强、自由和幸福的过程中，国家治理的重任交由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能力也最终体现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在执政活动中，在处理与司法的关系上，执政党必须尊重司法活动规律，注意政党意志和国家意志、政党活动方式和政权活动方式的不同性，充分尊重司法工作的独立性特点，实现执政党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把执政党的执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个政党是否成熟，其执政能力的高低，从其驾驭、运用司法规律的能力可窥其端倪。从这一角度来说，司法能力就是执政能力的基石。

三、法治能力是大国崛起的标志。今天，环视世界，不难发现：二战结束快七十年了，战前的大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为活跃的强国。从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一个政治上专制的国家，只要它的法律制度是独立的、公正的和有权威的，也仍然可能成为一个强国。

从人类历史的经验来看，凡是真正的持续强大的国家，而不是消耗型的短暂的所谓一时之强国，必定是一个法治国，法治不但可以维护和保障一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树立国家的权威，而且可以使人民自由和幸福。

现代社会的转型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家，即法治国。一个社会犹如一个活的生命体，法治是其中的骨骼和精髓，其他的所谓国之“大”者，不过是一堆肉泥而已。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治，国土再大，人口再多、资源再丰，历史有多辉煌，文化有多灿烂，人民有多勤劳，并不必然使一个国家坐拥“大国”地位。

中国的近现代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寻求法治国的挫折史。我们有康梁变法、孙中山革命、“五四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梦想，直到今天，才意识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只有法治国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大国，一个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强国。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必须是依法治理的中国，司法无权威，法院无地位，就无法显示和验证中国的强大。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司法能力是大国法治社会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