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圣学“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圣孙子思《中庸》论之甚深），儒家有关古典宪政的一系列伟大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历史渊源，被子思《中庸》此语点明：尧舜唐虞之治、文武周公成康之治，乃儒家宪政思想的直接渊源，其制度与观念的核心，在“选贤”（选举，钱穆谓之“文治”或“士大夫政治之铨选”）和“爱民”（奉人民百姓为国家统治权力的终极来源与建国施政的宪政法理基础），孔子《礼记·礼运》所谓“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一系列光辉宪政思想；陈涉、孔鲋（孔子直系后裔，任陈涉博士）之起义抗秦；汉高祖、汉武帝之尊儒兴教等伟大政治实践，在在揭示出儒家古典宪政思想与实践，居中国历史文化之主流与核心地位，而非近代历史-文化虚无主义误导下的“启蒙史学”与“全盘西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所谓“封建专制”、“一团漆黑”或“礼教吃人”所能污损、掩盖、摧残者也。
近期出版的《鬻子校理》（中华书局2010年版）就是上述论述的又一佐证也。鬻子，名熊，先祖为帝喾时代管理火政的祝融之一陆终的后裔；鬻子学高望重，为周文王、周武王的老师。周成王时，其后裔被封于楚蛮之地丹阳（今湖北秭归），是为楚国发祥地也。
《鬻子佚文》第十一条记载：
昔文王见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则臣已老矣。使臣坐策国事，则臣年尚少。”因立为师。
观这段原载于古籍《意林》卷一和《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三的记载，颇惊异于上古时代人瑞之高寿：尧舜均年过110岁，鬻子90岁，自称“坐策国事，臣年尚少”，周武王齐集号令八百诸侯大军于孟津，挥师东进、伐纣灭殷，缔造八百载灿烂西周文明，亦年过七旬矣；盖上古中国之生态-社会-人文环境之清澈玲珑、安详优美，非今日雾霾深锁、天心人道俱遭严重染污、劳苦愁烦纠缠众生之当代人所能想象于万一者也。
今略举数端：一则伏羲时代之弘大瑰丽之文明框架，涵括天道（天文时宪制度、自然科学等技艺之发达）、地德（农耕渔猎制度之完善）、人文（顺天而生的各项生活制度之优美），为中华文明奠立永久的社会基础；二则尧舜时代的宪政治理，使中华民族凝聚为东亚最广袤最合理最完美的大一统整体；三则禹夏、殷商之文明，其精美制造工艺之高、文教事业之盛，在“禹贡九州”全国赋税统一、合理、稳固的财力支撑下，更超越前代；所以才有“鬻子九十，犹称年少”的历史“故事”记载史册。周文王当时应在青壮年，正处于史称“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即积极招贤纳士、振兴周族的关键历史时期，在惊讶于鬻子年高之余，见鬻子气度不凡、对答入理，立刻拜为老师，与子武王俱“师事之”，遂有西伯之霸、西周八百载人类最灿烂文明之缔造伟业也。
民国七贤常叹“今人不会读书”，盖因近代启蒙-功利主义、科学-实证主义宰制、误导下的知识分类法、图书资料分类法，把原本浑全整一的人类知识，予以粗暴的割裂，譬如此条《鬻子佚文》，文献出处在《意林》和《太平御览》，浅学无道的“今人”（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独秀、鲁迅、钱玄同之流为代表）立即予以错误“分类”，将其归为“小说家”言，以为事涉文学造作，遂不予重视；倘若能深学卓识、领悟大道的民国七贤等巨匠宗师读此，必能依据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所谓“同情之了解”与钱穆《国史大纲》所谓“温情与敬意”，深入体悟出当时周人急欲振奋兴起，鬻子年高而学深，被文武王父子尊师之，天下英才必群起响应而纷至沓来，此乃伯夷诸老弃殷入周、太公姜尚收钓竿而谋国策之“关键历史时刻”（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关键时刻》之核心概念），《意林》、《御览》精粹记载之，即使语涉文学造作，亦无损乎历史全貌之逼真呈现也；浅俗无道之今人，动辄“疑古”，必致万年绵延、弥足珍贵的中国历史文化在当代澌灭矣！
鬻子宪政哲学，在“选贤”与“爱民”两大端，实开中国儒家古典宪政思想之伟大先河也：
周成王问于鬻子曰：“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若夫富，则可为也。若夫寿，则不在天乎？”鬻子对曰：“唯，拟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圣王在上位，则天下不死军兵之事。故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斗，不私相杀也。故圣王在上位，则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圣王在上，则君积于道，而吏积于德，而民积于用力。故妇人为其所衣，丈夫为其所食，则民无冻馁矣。故圣王在上，则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圣王在上，则君积于仁，而吏积于爱，而民积于顺，则刑罚废矣。而民无大过之诛，故圣王在上，则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圣王在上，则使民有时，而用之有节，则民无疠疾矣。故圣王在上，则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圣王在上，则使盈境纳兴贤良，以禁邪恶。故贤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则民得其命矣。故民富且寿，圣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伟哉鬻子！将中国古典宪政思想的两大关键和盘托出，指示精确、剖析分明，不愧为文武王之师、西周初年伟大思想家、楚国开创之贤德之祖也！
鬻子所言之古典宪政，在“爱民”，使之“富且寿”，如此，中国古典社会长期保持稳定繁荣的文明奥秘，昭然若揭矣：无战争、无私斗，民得一生；君以道教民，吏以德驭民，男耕女织，天下殷富，民得二生；君主仁慈，官吏宽厚，百姓和顺，则刑罚设而不用，民得三生（《史记·周本纪》所谓“成康之治，刑错四十年不用”，渊源乎此）；国家兴作，使民有度，百姓食息于苍天厚土之间、清新优美安详之环境中，则疾病不起、雾霾不作（今思慕不已！），民得四生矣！
鬻子深知，古典宪政之推行、君仁民顺的关键，在于“选贤”（钱穆谓之“文治”、“铨选”，余谓之“选举”，与西方近代选举政治相通，且常过之），如此，古典宪政之“爱民”法理，落实到“选贤与能”之宪政制度层面：天子之朝、诸侯之国，盈境之内，必用贤良，以治国家；则百姓安于殷富且长寿，少年奋然兴起以报效国家，中国之灿烂悠久，尽皆在此矣！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