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之根基，在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统称“坟典之学”。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之书，谓之五典；八索即八卦易学；九丘者，九州方志之学也。

伏羲之书，今存《河图》；神农之书，今存《本草》（晚周写定）；黄帝之书，今存《内经》；少昊、颛顼、帝喾之书，散见《春秋》、《史记》、《汉书》等史籍；尧舜之书，今存《尚书》，孔子以为中华政教之本源，特擢为《书》首，以告天下为公、选贤举能之古典宪政、文治之奥义，壮哉美哉，无以复加矣！

方今全球时局，可谓礼乐大坏、政教乖离、人文颠倒、生态紊乱，亦无以复加矣！予乃遵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之遗训，寄居南海之侧，著述之余，漫步美舍河畔之茂草繁花间，但见河水渐趋清澈（政府文告赫然有“清洁水体”数语，姑且信之、盼之），玲珑雀鸟往复翩飞，不问斯世乃何世也，予亦效之，漫步徜徉，不问天下事之可为与否也。

步行数公里之河边“绿道”，蓦然见五公祠对面街边，竟矗立着一座武圣人关羽庙！大喜过望，前往拜之，惜大门紧锁，唯见屋宇之上，双龙翼然对舞，门前香火尚余灰烬，但见庙门上巍然悬挂大字楹联，中华文明之伟大灿烂、圣洁光明，可见一斑也：

“志在春秋夫子德，行持忠烈圣人心”；

“万古功业垂帛竹，千秋义勇壮山河”；

大门横批巍巍四字：“义存汉室”，盖中国朴素忠厚、教养渊深之人民，历经2500年之历史变迁，仍奉孔子为文教宗师、道德光明之楷模；又历经2200年之风云变幻，中国人民仍以扫除秦暴政、光复全华夏之“汉室”以及力图匡扶汉室、重振华夏之刘、关、张为正大光明之圣胤；虽全盘西化之孬种、伪造历史之“疑古派”劣货、跪舔领袖臭脚以吹捧曹阿瞒为能事之无耻文人之种种摧残、污损，中国人民的伟大道德信念，未尝摇撼半分，不亦天地间一大奇事耶！

透过庙门旁的小窗，可见庙内巍然供奉刘关张圣像，立柱上灿然悬挂楹联曰“桃园一日兄和弟，俎豆千秋帝与王”，予观而为之心潮澎拜：父子君臣之义、兄弟手足之情，一旦缔结（俎豆，同宗、同族之意也），则人间正道在此，不容紊乱，虽帝王事业、富贵荣华，不与移易也；予在海口博爱南路“居仁坊”（明大将军镇守之地，为官马厩，海口千帆云集、万商荟萃之繁荣，赖此），亦曾见“关公庙”内，几个阿公阿婆，庙内闲坐、下棋聊天，一派和乐；更在白龙南路路口歧龙村之“伏龙庙”，巍然见开拓海疆、治理南海之大汉伏波将军马援、路博德之圣像，联想海口随处可见之村庙乡祠，海南民风之淳朴热情，盖圣人（文圣孔子，武圣关公）教化之功、汉唐宋明伟大正宗之华夏王朝政府予以合理施政与督导之襄助也。

红城湖路南之关公庙旁，附设有一小庙，名为“土地神庙”，香火亦盛；乃古之社稷坛之遗存，予深致敬意：盖有土则立社（通常有参天大树立之，象天人之葱茏荟萃也），有谷（谷物、种子、称稷或后稷，农神也）则耕焉，生民因此立命，万物因此美善焉。

予不经意间，发现了海口著名历史文化遗存“五公祠”对面之街巷深处，竟然藏匿着中华道德人文之精髓：盖土地幅员、农业耕作与人民安居之上，超乎自然崇拜及其超自然崇拜之变态——一切宗教信仰之上，中华民族遥遥领先于全球各主要民族、文化之上，率先发现了人类自我治理、进而治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的根本法则，即以孔夫子、关圣人的道德人文主义方法，发现了蕴涵在一切事物内部的合理性（义）、光明性或神性（仁），从此，中国人找到了至今全人类尚未找到的、合理而美好生活的方法！

亦即，无需上帝、神明或一切外在的权威为之耳提面命，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光明（仁）与理性（义）就能“天然地”知道“对与错”、“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此即“良知”；孔子设立儒家学说，就是为了匡扶、襄助那些秉性暗弱者，发明其良知、挺立其美善；民初愚笨的哲学史家冯友兰宣称“良知是否存在，尚为假设”，熊十力先生勃然大怒曰：“倘若良知不存，则中国文化、人类文明，一切都无从谈起、无从建树了！”予直谓之“灭道禽兽”可也！

近代巨儒利玛窦、蒙田、伏尔泰、莱布尼茨、约翰逊、哥德斯密、卡莱尔等欧洲“自然神论”者之推崇儒家、仰慕中华古典文明之宪政治理，以此；民初全盘西化分子刻意掩盖污损这段历史，亦因此。

全球之树立仁义，中国之挺立良知，人类之焕发光明，巍然而灿然，有大道存焉！虽寂寞无人知晓之小庙、深奥渺茫之文献，不能掩其光辉也。

今略言其次第：

三坟之学，伴随中华文明的发展而进步。

伏羲画卦，草创文字，开启《河图》易经象数之学；神农奖掖农耕、创研百草，开启中医药养生之学；黄帝平蚩尤、立国都、设政府、倡文治，科学技艺之学勃然而兴，养蚕、纺织、宫室、车辆、道路、文字、音乐、天文、历法、弓箭等各种文明制度一一创立并繁盛起来。
黄帝史官仓颉，继承伏羲文字系统，确立起中国文字的完整系统，王朝史官执掌图籍的国家档案制度也随之确立，各种上古文明经验，在此总结、凝练并写定，遂有《大易》和《黄帝内经》等古籍出现。

中国古典文献之起源，孔子后裔、名儒孔安国《尚书序》言之甚明：“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值得注意的是“历代宝之，以为大训”一句，孔安国是在指明一种文明制度，即把历代政治文献，作为国家瑰宝，由专门机关予以执掌、研究、传播、推进，“以为大训”之“大训”两字，在《尚书·顾命》中再度出现于西周成王去世、康王作为新天子继位的明堂大典上，据记载，《大训》与《河图》作为“三坟之学”亦即中华宪政制度的最早智慧源泉和图籍代表，被恭敬供奉于新天子即位大典的东西廊庙，实际上代表着华夏大一统文明宪政合法性的依据。

华夏图籍出现于伏羲时代始造书契之后，故而，余谓中华文明肇启于伏羲时代，一则因其始画八卦以垂世天文，一则因其始造书契以传承文籍，此前传说“九皇六十四民”亦即原始各部族之文明技艺、历史记忆，赖此文籍系统而传承推衍不息，伏羲真不愧为全人类之文明始祖也！

依据中国文献典籍的规格，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规格最高，被历代尊为“三坟”，坟者大也，意谓中国文籍所载，无高出其上者，因其“言大道之大”，亦即揭示了天道、地德、人文之太极大一统智慧。

在“三坟之学”中，伏羲河图之学，最先揭示天道之高明；神农炎帝之农耕医药之学，最先揭示地德之博厚；黄帝垂世立宪之学，最先揭示人类文明生活亦即人文制度之宪政法则（《史记·五帝本纪》等记载之），三者汪洋汹涌，荟萃为“三坟之学”的伟大体系，巍然为华夏智慧之珍宝、古典文献之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