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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孔学源流之一百四十八篇——圣学血脉之二十:周髀算经与古典科技
毛峰
2017年01月04日

全盘西化史学本着荒谬的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立场,置中国数千年“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古典宪政治理和迟至1800年仍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科学技艺高度发达(四大发明深惠全球、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国科学技术史》洋洋数十卷以证之)、仅在某些实验学科及军事科技的某些局部相对落后这一历史事实于不顾,卑鄙杜撰出“中国由于封建君主专制因而一切均僵化停滞、落后野蛮”、“必须全盘西化”、“照搬德、赛二先生”等谬论,为其攘夺政权而别有用心、不负责任地鼓噪,至今流毒很深。

仅就古典科学言之,中国古典科学、技术、各项科技发明及其应用,都取得了独步世界的伟大成就。

譬如,成书于西周、晚周、秦汉大时代的《周髀算经》,以天文数据的实测为依据,加以理论运算,再反复与实验数据比对,用以指导人类的历法、农耕等生活实践,被研究者精确推举为“科学理论的典范”,“是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四库全书总目〈周髀算经提要〉》认为它“开西学之源”,颇传其精髓、神韵:其宇宙几何模型、寒暑五带知识,符合古希腊天文学的重要特征;其盖天宇宙理论,与古印度宇宙论惊人地相似,因此,《周髀算经》隐藏着中西文明交流的“大秘密”,被尊崇为“一部最早却最能体现现代宇宙学精神的书”,真奇哉!美哉!

苍天笼盖大地,人类文明的第一要务就是测天量地、立下规矩,以便措置生活百业。《周髀算经》开篇即载西周政治家周公与大夫商高之间对“方圆规矩”等宇宙天地之基本“数”理的测量与探究:

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窃闻乎大夫善数也,请问古者包牺立周天历度。夫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可将尺寸而度,请问数安从出。”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偶五。……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以生也。”

据此可知,自距今6500年以上的伏羲时代,历经炎黄、尧舜禹等历代王朝“观象授时”的制度传承,中华文明已然能精确完备地测量周天历度,即对整个天空逐一度量,划分天区,记录日月星象,据以颁布历法,指导农耕、畜牧、施政等文明生活。

西周创立之初,周公、召公等政治家主持营造西周大王朝的首都“洛邑”(天下之中),受到广泛册封的同姓、异姓诸侯王,也要在遍布大江南北的各自诸侯国封地内,建设诸侯国都,天地“数”理之学必然兴盛,有贤德之名的大夫商高,就以精通数学而闻名天下,涵括政治(礼乐)、军事外交等公共事务(射御)、文化事业(书契、数理)等所有文明知识体系之“六艺之学”也由此大规模地兴盛发达起来,进而奠定了西周文明灿烂辉煌大厦的深厚根基,也是晚周秦汉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源泉所在。

《周髀算经》卷上,详细记载了周代数学家陈子与荣方之间的科学对话:

昔者荣方问于陈子曰:今者窃闻夫子之道,知日之高大,光之所照,一日所行,远近之数。人所望见,四极之穷,列星之宿,天地之广袤,夫子之道皆能知之……陈子说之曰:夏至南万六千里,冬至南十三万五千里。日中立竿测影,此一者,天道之数。周髀长八尺,夏
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勾也,正南千里,勾一尺五寸,正北千里,勾一尺七寸,日益表南,晷日益长。

陈子告诉荣方:夏至日,从周地南行16000里,冬至日,从周地南行135000里,日中立表竿(即周髀)测日影,表竿高8尺,夏至日,表的投影长1尺6寸。太阳越往南,投影就越长。以投影为勾,以周髀为股,影长为6尺这一天,从周地向南6万里则正在日下,日中立表无影。此地垂直向上距离太阳8万里。再运用勾股定理,测得周地到太阳的斜线距离是10万里。依据80比1的比率,可推算出太阳的直径是1250里。

依据这一方法,依次测算出:从周地往北走103000里到北极;夏至日太阳运行一周所成圆的直径是238000里;日道圆周长为714000里;春分日、秋分日太阳运行1周所形成的直径为357000里,日道圆周长为1071000里;周年运行的日道和月球运行的轨道,都以二十八宿为准。依据冬至和夏至昼夜太阳运行轨迹以及太阳光所照范围推算,宇宙的直径为810000万里,周长2430000里。

《吕氏春秋》曰:“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则地球为椭圆形,已被古人测知。古人绘有《七衡图》(原图亡佚,现为复原图),描绘太阳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日出、日落轨迹,因为出入在环绕北极的六个区间,又称“七衡六间图”,太阳从某个同心圆出发,逐渐推移到下一个相邻的同心圆,直至回到出发的同心圆,时间为一年,即太阳周年运动图。

《七衡图》与《尚书·舜典》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完全吻合一致,说明古典文献真确不伪。

到1276年,元代郭守敬创制了测量天体运动的简仪,可精确测量天体的地平方位和地平高度,亦可精确推算二十四节气出现的月、日、时,堪称古典天文学的不朽成就!

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蚌壳夏至图中,发现龙、虎、飞禽等图案,说明伏羲时代以来观测天象的细致准确,而在隋代的星象图和《皇极历》中,即公元600年,刘焯已经测定岁差为76年差一度,并推导出测定岁差的公式,这样,当代天文学家伊世同依据岁差纪年法测定人类文明、中华文明在25000-10000年前的伟大起源,就十分清晰明了,不必再遭怀疑了。

【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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