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万清着实很牛。1978年娶了名叫“红梅”的相机，1980年娶了老婆安桂琴。前者留给他两万多张照片，后者给他生了两女一男。这个陕西陇县谢家沟的农民去年靠种树刚摘了贫困户“帽子”，但他自认为摄影早就让他精神上脱贫了。

谢万清拉着牛到沟底饮水，脖项上“不合时宜”地挂着一台“海鸥”4B相机。  火炎 摄

腊八的谢家沟，中午时分，寒气依然。我在谢家沟山坡上见到谢万清时，他正拉着牛要下到沟底饮水。脖项上“不合时宜”地挂着一台“海鸥”4B相机。

“最早摸照相机就和放牛有关”。谢万清说，“记得那是1969年，西安的知青到我们生产队插队。那一年我十四岁，有一天我在山坡上放牛的时候，见邻村的知青在山坡上支着画架画画，就好奇地凑了上去。那个知青看我站在他身旁看得兴致勃勃，就从挎包里掏出一部‘红梅’120相机说，‘牛娃，我教你咋用，你给我拍张照片吧。’”谢万清第一次捧起照相机，第一次知道了对焦，第一次按下了快门。

一声清脆的快门“喀嚓”声叩开了一个放牛娃的心扉，拥有一台自己的相机成了少年谢万清最大的梦想。

自从有了买相机的念头以后，谢万清就开始拼命挣工分攒钱。他说：“指望放牛那点工分，咋都攒不够。到了七十年代末，国家的政策慢慢放开了，提倡多劳多得。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到水库上去找重活粗活干，拉沙子、抬石头。别人拼命干是为了争先进，我拼命干是为了挣相机，现在身上的病就是那会儿干活累下的。”

终于攒够了70块钱，他迫不及待地赶到县城的百货公司。那时柜台里只有一台“红梅”120相机，标价74元，还差四块钱。“别看这四块钱，要一下攒够确实不容易。心里咋都放不下，我就一趟一趟去县城，恳求人家能便宜卖给我。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的执着还真把百货公司经理给感动了，破例把相机作价70元卖给了我。”谢万清实现梦想用了整整九年的时间。

九年间，只念过四年书的他从未停止思考，拿到相机要拍什么，怎么拍，怎么冲洗？虽然干的还是农民的活儿，但他想的已经远远超过了谢家沟的乡邻们。

拥有相机的愿望是实现了，购买胶卷又成了现实的问题。“当时一个‘公元’胶卷是一块五，简装的‘厦门’一块钱。人熟了，买两卷可以一块八。那个时候一碗素面是二两粮票八分钱。从谢家沟到县城来回一趟是34公里，车费一块六，再添两毛就是两个胶卷的钱。”老谢回忆说，进一次县城口袋能装两块钱就感到很富裕了。“为了省钱，我天不亮就开始往县城走，到了县城买些生活用品，吃碗素面再买一个胶卷，赶天黑前返回。买回的相机和胶卷没人教，地摊上买的一本《摄影入门》可是帮了大忙，不知看了多少遍。实在没办法啊，就像有烟瘾一样，收不住了。”

正说着，水沟边上不知从哪里窜出一只小牛犊，跳进沟里撒欢儿。老谢立刻端起相机就瞄上了，还自言自语道：“这个画面挺好。”

边放牛边拍片的谢万清自言自语地说“这个画面挺好。”  火炎 摄

结婚生子，谢万清肩上的担子一下重了许多，但他拼尽全力也要守住自己摄影王国的边界。“老婆说我连个擦脸油都舍不得给她买。孩子们也埋怨我从不给他们买个糖果点心吃。”老谢回忆起以前的苦日子至今都觉得非常愧疚。

站在一旁的老伴安桂琴笑着说：“那都过去了，现在我已经很理解他了。这是他的爱好，他愿意做就让他去做，总比在外边喝酒打牌强么！”

谢万清在老伴安桂琴的帮助下整理摄影展板。  火炎 摄

脱了贫的谢万清拆了原来的旧房子，在对面盖起了一栋新房，砌的还是火炕，进到屋里暖和了许多。谢万清把自己的几台相机拿出来摆在炕上，眯缝着眼睛像看宝贝似的说：“如果说是那位知青让我摸了相机迷上摄影的话，那么刘大光就是我的入门老师呀！从拍摄技术到拍摄素材，从咋用相机到咋冲印放大，都是他一步一步教我的。”

“刘大光这人是个才子，不光写着一手漂亮的书法，摄影也很在行。他原来在省工会工作，‘文革’时被下放到了陇县工会。他看了我拍的照片很喜欢，就经常指点和帮助我，让我在摄影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谢万清凭着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各色人等的了解，凭着他内心深处的质朴情感，用相机捕捉着身边最熟悉的生活画面。

谢万清用相机记录了上个世纪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和人物：逢年过年，红白喜事，田间耕作，男女老少，喜怒哀乐。谢万清这样描述自己对摄影的迷恋：“只要我拿起相机，浑身就是劲，眼睛也明亮了，脑子反应也快了，就是受胶卷的制约，不敢乱按快门，舍不得费钱么。可有时候一看到精彩而又难得的情景就忘乎所以，一口气能把一个卷按完……”

当时山村里还没有通电，谢万清就用刘大光老师教的技术拿煤油灯做光源，反复琢磨冲洗胶片的试剂，最后用尿素和食醋勾兑出代用的胶片冲印剂。

说着话，他打开一摞刚刚参展过的摄影作品展板，一幅幅拿给我看，讲述着拍摄每幅作品背后的故事。他的作品无论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都包含着他对摄影的独特理解，对这片土地的深切热爱。他很善于捕捉劳动和生活中转瞬即逝的画面，这些画面极为生动。

谢万清打开参展过的作品，一幅幅拿给我看，讲述着拍摄作品背后的故事。  火炎 摄

“不是我拍得好，是我拍得早啊”。这是谢万清喜欢说的一句话。从七十年代末，老谢的摄影作品开始见诸报端，他渐渐成了乡里乃至县里小有名气的“农民摄影家”。八十年代末，老谢从结识的一个“影友”老师那儿第一次知道了自己这些年拍摄的农村题材作品可以被称作纪实摄影。这位老师还告诉谢万清，纪实摄影有记录和保存历史的功能，具有作为社会见证者独一无二的价值。这番话令谢万清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如果说以前他只是把摄影当作一种爱好的话，从那个时候起，摄影已经被他当成了终生奋斗的事业。

2015年3月，老谢的摄影作品在米兰举办的世博会中国馆里展出了，主办方邀请他去米兰，并承诺负责交通和食宿的费用。老谢很想带老伴同去，对方说不行，老谢说那就不去了。后来，老谢有次问来找他的西安纪录片导演宋满朝，米兰在哪个省，宋满朝告诉他米兰是意大利第二大城市，老谢这才明白，多去一个人要多花不少钱呢。

摄影从来都是烧钱的行当，为了生计和摄影，农闲季节老谢出门到许多地方打零工。时代变了，技术变了，环境变了，但他对胶片相机的执着从来没有变，镜头对准乡土和乡亲的方向始终没有变。

时代变了，技术变了，环境变了，但他对胶片相机的执着从来没有变，镜头对准乡土和乡亲的方向始终没有变。  火炎 摄

去年，谢万清在宋满朝等人的帮助下，在西安市举办了个人摄影作品展《父老乡亲》，展出的150幅作品讲述了三十多年来，关中西部农村民俗文化和乡村变迁的故事。当有人问谢万清：你作为一位农民，为什么要举办摄影展？他回答说：“我觉得拍照片其实就是在讲故事，讲你们城里人所不知道的我们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的故事。”老谢说，他下一步要用胶片拍一组专题片，用新旧对比的方式，反映农村生活发生的变化。

下午，破云而出的冬日，把谢家沟照得有些暖意。谢万清放下手里的相机，去厨房打了一桶热水提进牛圈，给刚刚下了牛犊的母牛饮水。他说“牛和人一样要‘坐月子’，一样怕冷”。

1969年偶遇相机时，他就在放牛。今天，他还在放牛。一手牛绳，一手相机，物质不变，精神巨变。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你不会成为油灯，除非你把夜晚扛在肩上。”这话对老谢特别适用，农民不会成为影像记录者，除非他能让光影射进灵魂的深处。艺术收留所有甘愿流亡的灵魂，老谢算一个。 我想，他能享受到灵魂的自由，恰恰因为他以黄土为本的宿命。

关于作者：火炎，中国日报陕西记者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