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戏剧、音乐艺术存在的最大价值，在于诚实无欺地呈现一个社会的道德、精神、文明状况。

外国译制片，就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奇葩。

那些不受扭曲的艺术形象，透过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长春电影译制片厂等配译大师的声音塑造，活生生地呈现了、曲折地表达了中国人民渴望自由与幸福的心声。

1993-1996年在北京读博期间，最感厌烦的“文学理论”就是横扫中国知识界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浅薄之论，王蒙写有“躲避崇高”、王朔写有“一半是火焰一般是海水”等与之呼应（如今似乎连这样的文字也不可多得了），那些轻浮、鄙俗的“文学理论”以符号学、结构主义、叙事学等乌七八糟的“西方当代诗学”呓语，对马原、莫言等作家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呼应着国际上对芜杂不堪的小说《百年孤独》（马尔克斯）、《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略萨）、《万延元年的足球》（大江健三郎）的肉麻吹捧而甚嚣尘上。

我问某个网球场上结识的男生：“平时读书否？”他回答：“从不。”我问他：“真的一本也不读？”他费力地思考了一下：“有一本，《百年孤独》。”我很惊讶：“觉得如何？”“挺好。”“好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们都这么说……”

文学艺术乃至一切人文学术的困境，赫然清晰了。

让·保罗·萨特在《论文学》中宣称：“文学是对自由的呼唤。”问题在于，在政治、商业、传媒和大学卑俗权势的操纵下，现代人是不自由的，因此，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文学艺术”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聊以自慰的神话而已。

译制片的宝贵即在此：当权势力量尚未完全控制住社会之时，人们渴望自由的心声泄露出来一星半点，这弥足珍贵的一星半点，也立即引起有关方面的密切注意，很快被掐灭了。

这里的一个真实故事，就是最鲜活的案例。

最具个性声音的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邱岳峰的故事，近来披露于网络，我赶紧复制下来，以“立此存照”：

1980年3月的最后一周，星期一早晨，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苏秀和往常一样走进演员休息室。

一推开门，她就觉得气氛不对，没了往日的说笑，大家沉默不语。她问坐在对面的伍经纬，出了什么事。伍经纬说，你先坐下。她坐下后，伍经纬说：“邱岳峰死了。”

苏秀全身的汗毛竖了起来，叫道：“怎么死的？什么时候？这怎么可能？他星期六不还好好的吗？”

伍经纬说，星期六那天，邱岳峰服安眠药自杀，家人发现后，立刻把他送往医院，厂领导也赶了过去，要求不惜代价进行抢救。但因服用药量过大，他没能再醒过来。

“那天是3月最后的日子，29日，天很好。”

著名译制片配音演员邱岳峰的儿子邱必昌回忆说，“他这天眼光很特别，像有许多话要说，可总是动嘴唇不出声。……爸爸都来不及跟我们告别，就这么昏过去了。我总以为可以马上采取点措施，洗胃什么的，过几天会醒过来。”

3月30日，星期天，大雨如注。这天下午，邱岳峰走了。

1922年5月，邱岳峰出生于呼伦贝尔，小名“呼生”。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俄罗斯人。

为了生计，父母带着年幼的邱岳峰在济南、天津、北京、沈阳等地奔波，居无定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邱岳峰跟随母亲返回福州老家，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生活拮据。

1940年春，18岁的邱岳峰离开母亲，只身前往北平，就读于外国语学校，两年后肄业，在天津找到父亲。

其后的日子，他在“文革”作为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的交代书中是这样写的：

“求学是根本谈不上了，就连食宿都成问题。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找事做。做什么呢？半瓶墨水，无一技之长。邻居的布景工人常带我去看戏，我在情急之下，鼓起勇气向他提出我要做他的徒弟，当布景工人。

“起初他以为读书人当布景工人是个玩笑，经我述说要求后，他同意了，拿了棍子和绳子开始练习搭布景，并教我砸钉子。我苦练三天就会了，于是他带我去见大亚剧团团长唐皓华，我正式成了一名布景工。

“当时看到演员在舞台上演出，可以以各种身份出现，简直是一种享受。何况演员在团内是受到尊敬的，于是我就产生了要做演员的念头。又是一番苦练，暗暗记地位，背台词，时常偷偷模拟演员的表情。”

那时的剧团营生艰难，常因剧目不叫座而就地散伙。演员没有回家的盘缠，只能流落江湖，另搭班子。解放前，邱岳峰参加过近二十个剧团，打过杂，跑过龙套，演过主角，当过导演，也做过团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邱岳峰被人揭发有“历史罪行”，遂被打为“历史反革命”。次年3月，他与尚华、富润生、姚念贻等人，成为第一批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片组（1957年组建为“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

“党组织把他保下来，作为‘留厂察看’，陈叙一厂长更是把配音重担交付给老邱。”富润生回忆说。

在单位，邱岳峰属于“内控人员”。那个年代的内控人员，通常是归侨、历史交代不清者、有特务嫌疑者、曾发表不满社会言论者，以及旧政权的士兵、警察、公务员。

表面上，他们与普通人无异，但个人档案里会秘密注明“内部控制使用”。这意味着，他们不被组织信任，时刻处于被监控、被提防的状态。

每天一早，邱岳峰坐公交车上班，到了单位，扫地打水，八点准时开始对口型。需要对口型的影片，被事先分剪为数十英尺长的小卷，在银幕上循环放映。配音演员朗读台本的同时，还要不时抬头看画面，同时耳听原片声音，判断台词的长短、节奏是否与原片吻合。如不吻合，则提请翻译进行修整，直至完全吻合为止。

这是一桩枯燥繁琐且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从1950年进厂，一直到去世前，邱岳峰始终参与。

当时，上译厂的录音棚搭建在二楼的阳台上，又小又闷，被戏称为“漏音棚”。夏天，棚内温度高达40摄氏度，只有两台旧电扇，一盒冰块。录音的红灯一亮，电扇立刻关掉，以免产生杂音。正是在这个逼仄的空间里，邱岳峰开始释放他的表演才华。
有作者事后议论：

“邱岳峰自己知道么？他是党员还是旧时代的‘留用人员’？受到重用的文艺干部还是监控使用？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他的声音全然是非政治的。”

邱岳峰的声音条件并不算好，沙哑，音域不宽，瓮声瓮气，被同事开玩笑地形容为“公鸭嗓”。

他的配音作品，最早给人留下印象的是1952年的波兰片《华沙一条街》。片头，这个沙哑的声音诉说着“边境街”的故事：“我们所要说的是这条街的某些遭遇，平凡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的遭遇。”

1950年代中期，邱岳峰崭露头角，为《牛虻》、《红与黑》、《雾都孤儿》、《奥赛罗》、《王子复仇记》等影片配音。

而他的个人风格真正定型，是在1957年的意大利电影《警察与小偷》中，为小偷艾斯波西配音——反讽、谐谑、世故、颓废，以及挥之不去的疲倦。

“历史反革命”的枷锁并未因此有所松动。1950年代末，上级打算将邱岳峰送去农场，劳动改造。又是陈叙一站了出来：“邱岳峰是个人才，他的历史问题已经定性。留下他工作，我们可以在这里帮他改造。”

《警察与小偷》片尾处，邱岳峰的一段配音，道尽小人物的悲凉：“你从我一家人的身上，偷去了他们对我的尊敬、信任。……要是这样就把我关起来，那楼上孩子们该怎么办？他们吃什么？警长，我有个家啊。”

这时的邱岳峰一家，已经从长宁路搬至南昌路的一条旧式弄堂里。一间17平米的小屋，住着七口人——邱岳峰夫妇、他的母亲、四个孩子。大孩子一律睡地板，无论冬夏。

“文革”期间，全国的文艺单位纷纷停产闹革命，上译厂的译配工作也于1965年被迫中断。

停工前，邱岳峰完成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大闹天宫》中的“美猴王”的配音。这种率性叛逆、张狂不羁的角色，在他以往的作品中很少出现。

配音时，邱岳峰在传统戏剧念白的基础上作了处理，时而尾音拉长，时而抑扬顿挫，时而文白相间，与京剧锣鼓点的背景音效相得益彰。一句“孩儿们，操练起来！”的开场，更是令美猴王的形象呼之欲出。

为动画片配音，是上译厂的重要成就之一。根据当时惯例，动画片的制作人员名单中，不署配音演员的名字。因此，很多熟悉的声音，它们背后的配音演员不为人知。

邱岳峰总共为二十多部动画片配过音：《阿凡提的故事·种金子》，为愚蠢贪婪的巴依老爷配音；《哪吒闹海》，为狡诈狠毒的东海龙王配音；《半夜鸡叫》，为地主周扒皮配音；《老狼请客》，为老狼配音，片头老狼的歌也是他唱的；《渔童》，为虚伪的洋神父配音，与杨文元配音的县官一唱一和。

《愚人买鞋》，他同时为愚书生、鞋店掌柜配音；《狐狸打猎人》，他为年轻猎人、老猎人、狐狸、老狼四个角色配音；《没头脑和不高兴》、《小猫咪咪》，他的旁白和蔼亲切，就像给孩子讲故事的老爷爷。

“文革”开始后，陈叙一等人被扣上“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黑干将”的帽子，下放至奉贤县“五七干校”。

邱岳峰也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打发到一个小木工棚里，每天干木匠活、背红宝书。

砸毁“灵霄殿”、纵情大笑的那一刻，不知邱岳峰是否也如渴望自由的美猴王般感到痛快。

之后六年，他就像被压在五指山下的齐天大圣，直到有一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奉首长之令，从奉贤干校调回陈叙一，重配内参片《红菱艳》。

为了译制内参片，1970年，上译厂重新开工，导演和配音演员陆续返回岗位，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年代，创作出了《红菱艳》、《罗马之战》、《魂断蓝桥》、《音乐之声》、《巴黎圣母院》等一批译制精品。

这些内参片，译得精良，导得认真，配得出色，每一部均为呕心沥血之作。起初大家以为，内参片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研究国际阶级斗争新动向时做参考”，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中央首长“唱堂会”。

《红菱艳》的主配最初是毕克，送审时，江青不满意，要求上译厂返工。陈叙一回厂后，向主管内参片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递交报告，征得后者同意后，将邱岳峰从木工车间紧急调回。

复出后的邱岳峰，嗓音依旧，却多了一层沧桑。在《红菱艳》中，他为芭蕾舞团团长莱蒙托夫配音，一个把芭蕾事业视为生命的人。“您认为什么是芭蕾？对我来说远远不止于此，它是一种信仰，任何人都不愿意让自己的信仰，在这样的环境里，表现出来。希望您理解。”

由于内参片大多附有“特急”的指令，译配人员经常需要加班、加点。1971年，林彪点名历史片《罗马之战》，上译厂在九天之内即完成配音。邱岳峰配的是东罗马帝国内侍总管纳尔塞斯，一个狡诈的侏儒。

1975年，彩色版《简·爱》的拷贝被送至上译厂。邱岳峰为罗切斯特配音，李梓为简·爱配音。

这部内参片成为邱岳峰的登峰造极之作，他将罗切斯特的优雅与暴躁、温柔与傲慢等矛盾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分手一幕，书房里醒来的罗切斯特声嘶力竭地高呼“简”的名字，十次呼喊，次次不同。

“他那不近情理的倨傲，变幻莫测的乖戾，只是他性格的表象，内心却埋藏着巨大的隐痛，这就是他不幸的遭遇。”在致观众的一封信中，邱岳峰如此剖析罗切斯特的内心世界。

1979年，邱岳峰完成卓别林的两部有声电影《凡尔杜先生》和《大独裁者》的配音。这两部电影各有一段独白，被传诵至今，尤其是后者那段三分半钟的演说，邱岳峰慷慨激昂，犹如突然爆发的火山：

“我们蒙受的痛，是由于一时贪婪所致，由于有一些人害怕人类进步的怨恨所致。人的仇恨会消失，独裁者会死去，他们从人民夺去的权利，即将归还给人民。只要前仆后继，自由是不会消灭的！”

“士兵们，不要听从那些禽兽！他们是一世奴役你们的人，控制你们的生活，规定做什么、想什么、接受什么。把你们大家当做牛马去使唤，把你们当炮灰！不要听从那些反常的人，机器人、机器思想，还有机器心！你们不是机器，也不是牛马，你们是人！”

“使人人有工作机会，使青年有前途，老年有生活保证。好多禽兽就是靠这种诺言起家的，那是欺骗！他们从来不会兑现这些诺言，永远不！独裁者自己自由了，可是奴役了人民！让我们为实现这个诺言而战吧！”

“父亲死的原因，其实是明明白白的，他受不了对他的不公正待遇。”邱必昌说。

1980年年初，一天，演员休息室没什么人，邱岳峰把苏秀拉到阳台上，兴奋地告诉她：“我的同案犯平反了。”苏秀说：“那你赶快跟领导说一声，把材料调过来就行了。”

不久，陈叙一召集苏秀、伍经纬、杨成纯和邱岳峰四人，开了个会。陈叙一说：“有两部戏，一定要搞好。一部是《雾之旗》，这是文代会放映过的，大家印象很深，人家会对比着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还原，所以一定要搞好。这部影片交给苏秀和伍经纬。另一部是电视片《白衣少女》，是我们给中央电视台搞的第一部片子。也一定要搞好，才能占领这块阵地。这部片子交给邱岳峰和杨成纯。”

虽然邱岳峰早已有资格做译制导演，但因历史问题，始终没有机会挑大梁。这次把重点片的任务交给他，大家都认为，他头上那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可能真的要摘掉了。

然而，三十年的希望再度破灭。

厂里召开大会，落实政策，宣布对反革命人员的复查结果，邱岳峰不在平反之列。翁振新回忆，那天，他看到邱岳峰独自坐在桌前，用蜡烛烤眼镜腿，一边烤，一边发呆，直到蜡烛把眼镜腿烤焦了，才回过神来。

邱岳峰去世后，苏秀问党支部副书记：“邱的同案犯平反了，为什么他没有平反？”对方回答：“他的同案犯是因为小偷问题平反的，和老邱的问题无关。”

“解放时，我只有27岁，很天真，认为这下可好了，一切都将变成新的，我将有可能从事我一直追求的事业——艺术天地。我幼稚地以为，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了。二十八年的经历……结果就是这样：一个苍白的、蹒跚的走向归途的弱者。”在1977年的一封信中，邱岳峰写道。

由于自杀被视为“自绝于革命”，上译厂不便以官方身份为邱岳峰举办追悼会。于是，演员组的富润生、李梓、韩非组成治丧委员会。大会上，厂领导表示：如果治丧委员会邀请我们，我们将以私人身份参加。富润生立刻起身，说：“我现在代表治丧委员会，邀请全厂同志参加。”

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尽管没有任何媒体报道，仍有近千名群众闻讯赶来，将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送上花圈，未留姓名。

《大独裁者》结尾处，邱岳峰的声音几近哽咽：“汉娜，你听见了么？不管你在哪儿，抬头看啊。乌云揭开了，阳光又普照了……人们的心灵慢慢升华，终于要展翅高飞了。……这灿烂的未来是属于你的，属于我的，属于我们大家的。抬头看啊，汉娜，抬头看！”

……

由此联想到北京卫视的科教频道“非常记忆”专栏访谈曾任江青警卫的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警卫员的杨银禄，他回忆，江青某天要看“内参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命令警卫联系“四人帮”中的其他三位一起观摩，那三位都推脱有事或看过了，江青扫兴之余，亲自打电话询问，张春桥、姚文元立即改口说没有接到电话，江青立即发怒，命令汪东兴把警卫直接投入秦城政治犯监狱，杨在周恩来、汪东兴、毛泽东的干预下，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逃过一劫；

另有一次，江青服过安眠药仍无法入睡，就诬赖女医生没有准备好药物、企图谋杀她，要求在京政治局常委到钓鱼台国宾馆审讯女医生，当时江青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风头正劲，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都赶到钓鱼台，一番安抚，江依然不依不饶，指斥女医生撒谎，女医生拼死反驳：“我凭着党性保证，我没有投毒！”江青扑上去就把女医生军帽上的党徽、领章撕了下来！

周恩来厉声道：“江青同志！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待自己同志，怎么能这样！”叶剑英机智地说：“江青同志，你睡眠不好，主要是精神紧张，你要放松，不用吃药，你看我……”说话拿起一张报纸，盖在脸上，不出一分钟，睡着了！开国元帅都如此这般，那个女医生才被救下，仅被调离而已！

在江青身边仅一年半，由于精神高度紧张、随时有生命危险，杨银禄年纪轻轻就患了高血压、心脏病，一次心肌梗塞发作，差点死在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吩咐：“我的药，也要给银禄同志一份，因为他身上，有毛主席的重托：照顾保卫江青同志！”

“内参片”事件爆发后，汪东兴请示毛泽东，毛发火：“他怎么被赶出来的，还怎么给接回去！”汪东兴吩咐手下：“主席的意思还不明白？就是不让他回钓鱼台了，这叫明话暗说，让他调离，下放干校吧！”

杨银禄借此摆脱了在江青面前跪着、蹲着回话、随时被捕、被杀的命运！

追今抚昔，可以明白：电影经典性的要素，在于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写于二战期间法国被德国法西斯占领时期的传诵全球的著名诗歌，那反复咏叹的两个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