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生活多烂，我们都要生活下去。
2011-2017年的新年开局均颇为黯淡：雾霾横扫全国；极端天气横扫全球，各地空运、陆运、海运因暴雪、暴雨和极度严寒而瘫痪；

美国阿肯色州等地出现数千鸟类、数万只游鱼离奇死亡的惨况，巴西、瑞典、台湾等地，类似情况也不断出现，各国媒体纷纷厚颜无耻地安抚公众说“这些鸟……很可能是受到元旦焰火的惊吓而死”，令人啼笑皆非；

每天全球各地的地震报道不断，政府、媒体、公众对此早已麻木不仁、置若罔闻，《史记·周本纪》所谓“岐山崩、三川竭，周其亡乎？！”此刻无人愿意接受这些全球危机的预警；

人类作为纯物质资源的消耗-浪费体，如果不能产生体制上、精神上的道德自控力，那实在是促使全球毁灭的“万物之癌”！

苏珊·桑塔格曾称呼“白种人是人类历史之癌”，可谓一针见血；可惜近代中国，被迫放弃在道德、精神上成功控制住自身欲求的悠久文明，追随“白种人之癌”，全人类的自救，更渺然难期了。

与此同时，恰如雅克·德米电影《天使湾》里的那对俊男美女，风姿绰约地在沙滩、赌场、旅舍之间，闲逛、豪赌、颓废，迷惑之美、颓唐忧郁之美、纸醉金迷之美，扑面而来，能拒绝饮鸩止渴的，天下寥寥几人耶？

为了活下去，人类需要英雄传奇。

官民乐见的，是“正面英雄”，但在欧美较为自由宽松的电影体制下，这些正面英雄，大多有些“道德瑕疵”（好酒色打斗之类，其实是人性普遍欲求），反而赢得观众喜爱，好莱坞电影因此大获成功。

美国著名西部片《七侠荡寇志》（TheMagnificent Seven,1960），就是“正面英雄”的代表。影片生动描绘了以尤里·伯连纳（Yul Bryner）和斯蒂夫·麦奎恩（Steve Mcqueen）为首的七个英雄，如何打抱不平、组织墨西哥农民维护正义的故事，令人观赏之余，叹服好莱坞在塑造“英雄传奇”上的娴熟技艺。

另一类英雄，则是“反面英雄”，即以反叛、颓废、另类的反启蒙-工业体制而出现的“浪子”形象、青春偶像电影，由于深度吻合、呼应了大众对“放荡不羁”的渴望（大众被深度奴役于现代启蒙-工业体制中，不敢反抗），因此也大受欢迎。

战后美国兴起的“文艺复兴”，大多以这种“反面英雄”为主体，代表文学即“垮掉一代”作品。二战后，美国呼应读者观众需求，出现了多次“文艺复兴”，譬如1950-1970年代“旧金山文艺复兴”等创作高峰以及“嬉皮士”生活方式、摇滚乐、反战示威等接续出现，“垮掉一代”的伟大文学作品，横空出世，影响深远。

在1967-1973年间，美国独立电影公司BBS公司与哥伦比亚公司合作，推出了《逍遥骑士》等一批直面战后美国现实的杰出电影，在著名电影节上先后获得43项大奖，被电影史家称为“电影的文艺复兴”。

其中，著名影片除了丹尼斯·胡珀导演的《逍遥骑士》和彼得·波格丹诺维奇导演的《最后一场电影》外，还有鲍勃·拉菲尔森导演的《五支歌》、《马文花园之王》、《头》和杰克·尼科尔森导演的《开车，他说》与亨利·贾格隆姆导演的《安全之地》等，巍然为“新美国电影”之翘楚。

新近数码发行的《五支歌》（Five EasyPieces，1970）由杰克·尼科尔森主演，表现一个音乐世家的钢琴才子，不堪忍受北美上流社会的庸鄙浮夸，毅然混迹于石油工人、保龄女郎等社会底层之间，在探望了中风失语、呆坐轮椅的父亲（奥森·威尔斯主演）后，载着尾随而至、吵闹不休的同居女孩离去，在加油站，杰克凝视卫生间镜子里的自我面孔，陡然再生出走之念，遂不辞而别，搭上一辆大货车扬长而去，把同居女孩、自己的汽车、钱包、衣服，尽皆抛弃，影片随即结束。

“新好莱坞电影”（美国电影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作《开车，他说》（Drive，He said.1970）和《避风港》（A safe place,1971），分别由杰克·尼科尔森与亨利·贾格隆姆（HenryJaglom）执导，直面美国物质生活繁荣背后的精神空虚。

《开车，他说》描写美国大学青年奋力打赢每场比赛，但内心却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何在，除了与一个有夫之妇厮混以满足肉欲外，经常没来由地跳上同学的车，命令道：“开车！”同学问：“去哪里？”“不知道！随便！”同寝室的另一男生则沉溺于1970年代反叛风潮，四处躲避警察的骚扰。

亨利·贾格隆姆的《避风港》，更具揭示性意义：奥逊·威尔斯扮演的一个在中央公园闲逛、变戏法的魔术师，他常在动物园兽栏前，徒劳地低语“消失”——奢望一切被困的生灵（动物和人）都能“自由翱翔”——这组镜头，以蒙太奇方式贯穿全片。

影片交织着一个金发少妇自我迷失的故事，她摇摆在有妻室的前男友（杰克·尼科尔森饰演）和现男友之间，无所适从。

片中男女都痛苦迷惘，恰与奥逊·威尔斯“似幻还真”的魔术与娓娓讲述的催人入睡的故事，形成精致的“对位蒙太奇”和协奏曲效果，令人赞叹美国电影直面全人类现实生存的道德勇气与清新活力。

同志之爱，也是“反面英雄”的重要领域。

安德烈·泰西内（AndreTechine）的《无辜者》（Innocents,1987）、斯泰芬尼·阿卜拉莫维持（StephanieAbramavich）的《该死的特拉维夫》（Fucking Different Tel Aviv,2009）和乔治·奥唐内尔（George O’Donnell）的《高校男孩写真》（CollegeBoys Live,2009）分别代表了不同社会对同性恋爱的接受程度：《无辜者》对法国同性恋情的表现尚暴露不多，而《该死的特拉维夫》已经直接冲击以色列的民族禁忌——《圣经》对“索多玛”之恋的禁令；《高校男孩写真》则是记录一对同性爱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各地，发起创办“同性爱同居生活全方位拍摄社区”的网络冒险，其所遭遇的社区抗议、阻挠、歧视和内部成员的各种纷争，真实感人。

纪录片导演乔·威尔逊2009年应故乡小镇一位母亲的请求，她的儿子是一位漂亮的同性爱少年，遭受同学侮辱和学校漠视的不公正待遇，回到故乡拍摄了《冲出缄默》（Out in the Silence，2009）揭露了美国世俗社会对同性爱者的歧视和同志们的反抗义举；而在2010年6月18日首映于圣丹斯（太阳之舞SUNDANCE Film Festival ）电影节的纪录片《8号提案》（8 The Mormon Proposition）纪录了加州同志为反抗摩门教会提出废除加州议会立法承认同性婚姻的“8号提案”而进行的艰难抗争，摩门教会的僵化、卑鄙，堪比天主教会之弊病多多。

唯美但悲哀的同志电影是2008年首映的阿根廷电影《扭曲的浪漫史》（Twisted Romance）描写一个漂亮男孩，被一个年届50岁的粗野男人吸引而深陷爱情之中，影片最后令人诧异地以这个男人被意外杀害、男孩重陷孤苦无依状态而告结束，令人扼腕。

《牵扯之线》（TheString,2009）则展开在一位法国建筑师与他家女仆的儿子之间隐秘恋情中，具有北非阿拉伯裔血统的英俊男孩，曾在另一部法国同志电影中有正面全裸的华美演出。

周末略闲暇，观赏新近淘得的美国电影《第3000支安打》（Chasing 3000,2010），为之热泪盈眶：16岁的棒球少年安奇，因母亲为治弟弟的肌肉萎缩症、移居洛杉矶而闷闷不乐，趁母亲出差偷开汽车，载着病患弟弟踏上重返匹兹堡、观看心中偶像——棒球明星罗贝托·克莱门特的第3000个安打之棒球比赛的三天横跨美国之旅，这追梦之旅充满艰辛，弟弟病倒在距离匹兹堡仅39英里的地方，哥哥最终放弃了独自去匹兹堡观看比赛的机会，陪伴在弟弟身边，外祖父驾车赶来接，终于圆了兄弟二人的梦。

哥哥从中学会了亲情之重要，而弟弟凭借顽强不屈的生命意志，不仅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只能活到高中毕业，而是一直在轮椅上坚强生活着，兄弟二人重逢在20年后的棒球赛场，哥哥推着弟弟，进入人声鼎沸的棒球赛场，其实是顽强不屈地步入严酷而壮美的人生赛场！
美国电影那种昂扬坚定的英雄主义激情、人从自我打算的青春反叛出发，历经艰辛困苦，最终洞悉人世的真理（仁者爱人、体贴众生）的人性成长过程，一一感人地呈现，为此真“不抛热泪也无由”！

作为现代德语诗圣，莱纳·马里亚·里尔克与法语诗圣保罗·瓦雷里被举世共尊。里尔克有诗曰：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真是凝聚无尽智慧之言。神明有时为了保护天才，总是把他置于难忍的孤独中。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就是这样生于孤独、死于孤独的天才。长期生活在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中的、资质平凡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冷入骨髓的孤独。

看了2009年拍摄的音乐纪录片《格伦·古尔德：内心世界》（Genius Within: The Inner Life of Glenn Gould）这部传记电影，我蓦然明白了他演奏古典作品时那种怪异风格的缘由：音乐是他逃离这个不可理喻世界的唯一出口。

这一点，与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水水年华》有异曲同工之妙：同为浊世佳公子，翩翩美风姿，拥有夺目难忘的天赋，却难以应付这个病态世界的咄咄进逼——渴望成长、成功，但难以应付人际环境的险恶、世道人心的疯狂、衰病死亡的接踵而至……

格伦·古尔德仅仅活了50岁就去世了，他参与监制的电视片《一路向北》才真正揭示了他渴望孤独自由地出没在加拿大北部冰雪世界的心灵。

他长期独身一人、曾与某个携带一儿一女的女人同居数年而终归失败、死后遗产捐献给动物保护基金的孤寂一生，流露于他的神奇指尖，他演奏的莫扎特奏鸣曲（我在纽约巴诺书店购得），琴键奔流而出的是对人世的既厌恶又好奇的心绪，让我想起儿时在狭长而空无一人的胡同里巷，望着街上川流不息的人潮车流，既感震惊、好奇，又索然无趣、空茫无聊的感受：这些人、物、事件与奔忙劳碌的浊流、沸腾的尘土与烟雾，为了什么？有何意义？

一瞬间的柔情，又如何抵消那算计得失的利害之心？每个人对望之下，彼此竭力掩饰的，是本能的身体需求和心理习惯的排拒之间的无止境的撕扯？

看着一张张曾经容光焕发、鲜嫩欲滴的脸庞，在岁月的摧残下，如同风干的腊肉，除了向神祷告，还有什么出路呢？

号称“千面影帝”的英国著名演员亚力克·吉尼斯（AlecGuinness）在1958年自编自演的喜剧电影《财星高照》（The Horse’sMouth，直译《马嘴》）中塑造了一个疯癫艺术家的感人形象，令人想起让·维果在著名诗电影《驳船亚特兰大号》中所描绘的、善良落魄、醉酒放荡的老水手形象，影片尽情嘲弄了英国社会从收藏家到经常出轨的家庭主妇等各个阶层的势利贪财和不懂装懂，是戏剧天才吉尼斯放荡不羁、愤世嫉俗生活的逼真写照。

虚荣势利如何毁灭了一对又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这一狄更斯小说《远大前程》的主题，曾在1980年代在华放映的英国电影《孤星血泪》中，给予我怪异阴暗之感，而在1998年的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不成功的改编版《新孤星血泪》中，让我蓦然明悉了一些自恃“美貌”、待价而沽却爱情、婚姻遭遇失败的女同学、女同事、女邻居的悲剧性的“剩女”命运：虚荣不仅葬送了她们的青春，也葬送了她们本该享有的欢乐，“远大前程”真是命运的深刻嘲讽！

著名澳大利亚导演彼得·威尔，在2010年执导的史诗性巨片《返回之路》（The Way Back），则是根据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1939年，一群从前苏联古拉格集中营中逃脱的、被苏联官方无理监禁的逃犯，结伴穿越西伯利亚冰原、蒙古沙漠、喜马拉雅雪山等数千公里的多个无人地带，九死一生，最终到达印度，创造了重返自由的伟大生命奇迹！
英雄传奇，给予我们活下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