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七贤之一、现代文史巨匠钱穆的《孔子传》，依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谓“定公九年，阳虎奔于齐。其后，定公用孔子为中都宰。一年，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之言，在其论述及《孔子传》附录的“孔子年表”中，亦将孔子首次出任官职的年份，定为鲁定公九年，孔子时年51岁。
此论有误，今略考释之。
《孔子家语》卷四十三第十七条载：
季平子卒，将以君之玙璠敛，赠以珠玉。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级而救焉，曰：“送而以宝玉，是犹曝尸于中塬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顺情以危亲，忠臣不兆奸以陷君。”乃止。
《左氏春秋》载季平子卒于鲁定公五年，依据《左传》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又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反对鲁定公用季平子驱逐鲁昭公后代行国君职责、佩戴行礼于祖庙的美玉玙璠，收殓平子以提高其身份的非礼之举的时候，“初为中都宰”，则孔子出任中都宰的年份，应是鲁定公五年、平子卒后不久，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言以及钱穆《孔子传·孔子年表》所言“鲁定公九年，孔子出任中都宰”云云，皆误。
孔子出任中都宰，是孔子凭借出任第一个政府官职——位于今山东省汶上县西、作为鲁国西北部重镇的中都城邑的最高行政长官，得以实践其一贯的、伟大而灿烂的古典宪政思想的第一个里程碑，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重要性，故不得不考辨之。
《孔子家语》首卷“相鲁第一”开头诸节，载之分明：
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
于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谓季桓子曰：“贬君以彰己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为鲁大司寇，设法而不用，无奸民。
……
初，鲁之贩羊有沈犹氏者，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溃氏，奢侈踰法。鲁之鬻六畜者，饰之以储价。及孔子之为政也，则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越境而徙。三月，则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羊豚者不加饰。男女行者，别其涂，道不拾遗。男尚忠信，女尚贞顺。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归焉。
细读此节《孔子家语》，可知如下紧要之点：
首先，孔子治理中都，以《周礼》为宪政治理的最大法制依据，无论是养生送死、饮食劳役之长幼、强弱，男女仪节，还是坟墓、棺椁的规制，全都定下规矩，可谓法令严明，中都风气为之一清；孔子的宪政建制，引起了与中都毗连的西方诸候——晋国等大小邻邦的关注与效法，为儒家日后入晋（孔子学生子夏长期居西河教授，学生田子方、段干木主政三晋之一的魏国，魏文子、武子师事子夏），成长为强调“循名责实、援法入儒”的“儒家事功学派”（以尸子及其学生商鞅为代表），埋下历史先机；
其次，孔子治理中都的入手处，在整顿市场诈欺等不法行为和社会交往、人际关系上的“奢侈逾法”现象。举凡牛羊肉注水欺诈、囤积居奇以操纵物价、妻淫不休、权贵豪奢等不良经济-社会现象（古犹今也，《列子》创其说；注水肉等现象，3000年未进展分毫，读史以观今日全球社会，可一笑），均在禁制之列，尤其是这段记载的最后一句：“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皆如歸焉。”显示了孔子市场治理与风俗治理的效果：四方客商、行人，宾至如归，不必再向官府（有司）寻求治安、司法等多方面保护，则宪政、礼教之清，必致市场经济之繁荣、中都城邑与四方客商、行人、货物与文化之交流之有序扩大；可谓钱穆《国史新论》所言“四民社会之自治繁荣”之一显例也。
再次，鲁定公、季氏等三家权贵，发现孔子治理中都十分成功且引起诸侯各国仿效，遂在孔子治理中都两年后，提拔孔子为鲁国司空，孔子由此进入鲁国政治中枢，政治经验由于深入历练而更加纯熟；孔子治理全鲁国的建造、耕作、水土保持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社会事务，先从治理“国土用地”入手，所谓“别五土之性”，即分别厘清五种基本国土的性质与开发利用的合理方法：1，山林之土，应予保护，不得滥采、污染；2，川泽之地，应加保养，有限制利用；3，丘陵之地，可开发耕种；4，坟衍之地，即宽阔肥沃之地，则可开发、利用、建筑之；5，原隰之地，指广平低湿之地，即今所谓“湿地”，应当予以特别保护——总之，地尽其宜，物各其用，国用不匮，民用丰足，毫无当今生态污染紊乱、土地供应不足、房价飞涨之祸患也！
又再次，孔子宪政思想的核心精神，在于“正名遵礼、循名责实”（这是儒家与后来法家的义理相通处，唯孔子儒家强调法制的用力处，在限制权贵侵犯人民利益，遂垂为不朽；商鞅、李斯等法家，却病态偏执为以暴虐之法压制、剥夺人民利益以维护权贵利益，虽有全盘西化派之肯定，然暴秦仅存15年而灭，孔子后裔孔鲋率弟子毅然加入陈胜起义军、汉高祖任用儒生以扫除秦暴政、汉武帝尊儒兴盛扫荡匈奴，为之佐证），故而，孔子不失时机建议鲁定公、季桓子巧妙地纠正因季平子“偏葬”鲁昭公、不让昭公墓与鲁历代国君合葬而犯下的反礼教、留恶名的政治错误，孔子所谓“贬君以彰己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即申明礼教大义，又掩饰了季平子驱赶鲁昭公的“历史罪恶”，将墓道、沟渠“改建”（这正是孔子作为鲁国大司空的职权范围），有效维护了古典宪政的精神核心——君敬臣、臣忠君、父爱子、子孝父的伟大宗旨，堪称原则性与灵活性兼而用之的伟大政治楷模也。
最后，孔子儒家的宪政思想，在于“设法而不用”、或可称之为“设法而少用”，即以礼教的道德、伦理力量，尽量“防患于未然、止奸于未萌”，这在当代强调法治的同时，也有重要意义：当道德不明、风俗败坏之时，一味惩罚违法者，不是根本之道；唯有礼教为主，法治为辅，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孔子家语》长期被偏执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派”史学荒谬“定论”为“汉末王肃伪造”的“伪书”、不得援引、征信；由于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遗址出土的西汉初年原始典籍《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完全一致，胡适、顾颉刚及其徒子徒孙胡乱编造却误导中国学术思想、历史评价极其深广的“对中国古籍的大批冤假错案”（著名文史考证家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所言）至此真相大白；孔子出任中都宰的一番政治作为与宪政创制，其伟大历史地位与深刻政治影响，亦由此“洗去疑古沉冤”而令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矣！
《孔子家语》是比《论语》更详尽地记载孔子宪政思想、宪政创制、经世致用等淑世派儒家（子路、子贡、孔子嫡系后裔孔鲋等、孟子、荀子一派）及孔子接人待物、身世渊源、弟子源流等极端重要内容的不朽巨著，由汉初孔子的嫡系后裔、著名儒家学者孔安国撰集、编定。相比较而言，《论语》由曾子门人编订而成，偏重于曾子一派有关儒者修身方面的诸多论述，对孔子宪政思想与宪政创制等政治哲学，记载较少，语焉不详；在通读儒家尚书学、“三礼之学”尤其是《周礼》、《小戴礼记》、《大戴礼记》、春秋学之前，初习儒学者，倘仅依据南宋朱熹秉承二程“内圣有余、外王不足”的理学思想，按照朱熹偏狭地将曾子《大学》、子思《中庸》置于《论语》、《孟子》之前、又被元明清三朝定为“程式”的研读顺序加以研读，则孔门圣学之精髓、血脉——不拘束于斤斤计较的伦理规范，而要在限制权贵、保护百姓的宪政创制上有所作为的千年精血，必阉然无获矣！
予读《尚书》、《大戴礼记》、《小戴礼记》、《春秋》，心神俱壮：中国人何其阳刚、猛烈！儒家何其广大自由、刚毅坚强！而在《论语》中，曾子的后学门人，在某些时刻，将孔子塑造为宽厚有余、刚直不足的“好好先生”，即“谨言慎行有余、阳刚创制不足”的柔性之人，此实大错特错矣！
古语“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钱穆师乃最近100年来之“海内儒宗”，予尊之，称其与辜鸿铭、柳诒征、陈寅恪、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并列为“民国七贤”，其巍然奇崛之学行，其毅然与“全盘西化派”的历史-文化虚无主义分庭抗礼之丰功，永垂中国历史；今指出白璧之微瑕，亦不掩夫子之光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