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独步成绝学 世间再无陈寅恪
提到陈寅恪先生，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如果你不在学界，或你不是文学爱好者，你根本不会知道他这个人，当然，你也不会知道他有多牛！其实也不奇怪，陈寅恪一代学界泰斗，学问深奥广博，一辈子做着高深的学术研究，属于站在文化金字塔尖的人。因为他太过高深，所以很多人看不清也看不见他，对于陈寅恪先生，我们只能望其项背、高山景行！
先不说陈寅恪（按旧音读que，第四声），我先来说说他爹，随便也提下他爷爷，因为他们都是很牛的人。他爷爷是陈宝箴，晚清名臣，曾任湖南巡抚，搁在今天，就是标准的省部级干部。他爹叫陈三立，世人称他为陈散原，或称散原老人，他是晚清著名的”维新四公子”（谭嗣同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官二代公子哥当年闹戊戌变法，呼风唤雨，名噪一时。后变法失败，他碰壁下野，玩起了纯文学，也就是写起了诗，成了清末诗坛盟主。诗坛盟主说白了就是文坛领袖，因为在当时，小说是标准的俗文学，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士大夫和文人看重的还是传统的诗歌，谁在诗坛最牛，谁就能执文坛之牛耳。爹这么牛，没承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儿子更牛！他儿子陈寅恪就是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大师。
陈寅恪留洋十数年，进入众多的高等学府，欧美日所有的名校他基本上读了遍，却没有获得一个学位。他读书跟别人不一样，完全不在乎学位，他自己曾说，考个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被一个专题所束缚，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是为了读书而读书，随心而学，遍访名师，看遍世界各大图书馆，既博学，又博览，最后学贯中西，还精通十几种语言。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崇，学问深不可测，独步成绝学，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民国时期的学风，只重学问，并不看重学位。当年胡适留美学成归国，也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他那三十几顶博士帽子，都是后来世界各大名校赠予的。钱钟书也是个读书种子，他留学回国，也不过顶个副博士帽子回来的。副博士是当年的叫法，说穿了，就是硕士。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日后成为大学者、名教授，也许这就是民国能出大师的缘故吧。
陈寅恪36岁那年，就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同应聘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开始不同意聘用陈寅恪，质疑问：“他有有何著作？有何学位？”还是梁启超为其力争：“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我著作等身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在清华研究院时，每逢陈寅恪讲课，课堂都学生爆满，不但有外校的学生来蹭课，甚至许多著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都来旁听，室外窗前，皆听讲者也。大家都想听他的那个著名的“四不讲”，所谓的四不讲就是：“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我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据说，有时来听课的教授比学生还多，因为有些课他讲的学生根本听不懂，只有教授们能听明白，所以大家称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博导中的博导。
到了民国，随着新文化的崛起，旧体诗词渐渐式微，文人们吟诵诗词只能算是文章余事，做学问之余，写写诗词，完全就是消遣。陈寅恪一生喜欢对联，只要有了闲情，常常对上几句，往往随口一联，便成妙对。他家学渊源，老爹是诗坛祭酒，吟诗作对，对他来说纯属文字游戏，打小就练成的功夫，绝不是闹着玩的，虎父焉有犬子。他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当导师时，一次，在研究院的学生聚会上，陈寅恪为学生作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然后解释说：“康有为有“南海圣人”之称，是梁启超的老师，各位学生不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吗?而王国维是宣统皇帝溥仪的老师，你们现在也是王先生的学生，岂不就跟溥仪皇帝是同学吗?”同学们一听高兴的不得了，有个皇帝同学，那可是一辈子吹牛的本钱！
陈寅恪不但曾用对联来“幽”学生的“默”，且曾用过对联来“幽”大学校长的“默”。罗家伦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校长，说起罗家伦这个人，也是个了不得的人。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另一个是傅斯年，后文介绍），年纪轻轻就官拜国军少将，后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还当过首任驻印度大使。他真正的强项，是当研究学问的领导，是很不错的学术官僚，最好的大学校长材料。罗家伦当年考北大时，据说数学考了零分，因作文被胡适看中，最后被北大破格录取。十二年后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也有个考生数学考得很糟糕，因英文和国文优秀，最后由罗校长拍板录取，这家伙就是大名鼎鼎的钱钟书。言归正传，罗家伦在清华任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儒将风流。罗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新娶了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这副对联将其名字“家伦”二字也嵌入联中，真是妙极！陈寅恪才思敏捷，诙谐风趣，大率如此。其实他的一时戏作是有深意的，陈寅恪对于当时科学与玄学之争，中西文化论战，皆不以为然。他一生秉承的思想，是调和中西，中体西用。这副即兴所作的对联，就是这种思想的表露。
民国时期的中国格局，政治中心在南京，文化中心在北平。南京国民政府历来就有内斗的传统，中央的这帮高官们整日忙着政治斗争，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的，一刻都不消停。北平的文化名流们也没闲着，也忙着文化斗争，相互倾轧，说到底，就是文人相轻。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窄，不能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陈寅恪曾两度辞谢，但考虑到到英国可治疗眼疾，遂答应下来。当时陈寅恪到香港准备去英国，整个欧洲的汉学家风闻陈寅恪即将赴英，都云集牛津，翘首期盼，等待陈寅恪。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人能听得懂陈寅恪讲课。因为陈寅恪在演讲中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使用十余种中亚古语，一般学者听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陈寅恪接受牛津大学特别讲座的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欧美学界认识到汉学有多少深度，非常有益于汉学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
白鸟库吉是日本著名的学者，他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像太阳。他曾在研究中亚问题时，遇到了困难，写信请教西方的一些学者，没能解决，而柏林大学推荐说应请教陈寅恪教授，白鸟便托人写信请教陈教授，陈寅恪很快复信帮他解决了问题。白鸟后来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从这个小故事，可以看出陈寅恪的国际声誉。抗战时，日军占领香港，正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的陈寅恪毅然辞职闲居。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寅恪和夫人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其时，陈家生活物质正极端缺乏。另外，日本人以日金四十万圆强付陈寅恪，让他开办东方文化学院，陈寅恪也力拒之 。不食日粟，不做文化汉奸，陈寅恪虽一介文弱书生，却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铮铮铁骨！
抗战时，傅斯年到昆明，住在陈寅恪楼下。当时日机对昆明轰炸正酣，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傅斯年却逆流而上，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跑到三楼把身体虚弱且有眼疾的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说到傅斯年，我想花点笔墨聊聊他。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还富有传奇色彩，留下了数不清的趣闻轶事。傅斯年最辉煌的一笔，就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那时候，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对他打心底的佩服。几十年后在延安，傅与毛相见，毛旧事重提，略表昔日钦羡之情，傅斯年很知趣的说，他们不过是陈胜吴广，只能捣捣乱，成不了大事，而蒋介石和毛泽东，才是争夺天下的项羽刘邦。傅与毛的这段谈话，也算是另一版本的“窑洞对”（正版的“窑洞对”是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 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有人曾经见过，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呢？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的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敢在蒋介石面前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这位狂傲不羁一生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重呵护，可见陈寅恪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
说完傅斯年，我再谈一下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寅恪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喝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要知道刘文典也是很牛的人，想当年，他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蒋介石视察安大，斥责他纵容学生闹事，被他顶撞，蒋一怒之下，掌掴了他，他奋起脚踹蒋介石，为此事他被关押。据说，刘文典还给身边的教授估薪水，陈寅恪值四百大洋，他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块，沈从文最低，连四毛钱都不值。他还说西南联大只有两个半教授，陈寅恪排第一。
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已经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重兵围困，即使这样，国民政府还是派专机把陈寅恪接到了南京，因为国民党把他当国宝。蒋介石逃离台湾前，曾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蒋离开大陆后，还多次派专机来南京接陈寅恪，但都被陈拒绝，蒋还通过胡适、傅斯年等力劝，陈寅恪就是不从，最终留在了大陆。蒋到台湾后，一直很痛心，好几次气的直骂娘希匹，好像家里丢了宝贝一样。台湾那边心痛丢了宝贝，这边中共正忙着建国，浑然不知大陆还留有遗珠。直到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问毛泽东：“贵国的陈寅恪先生现在怎么样啊？”毛泽东环视一下随员，没人知道，他说：“回去打听一下吧！”原来，斯大林在他的《论中国革命问题》一书里，多处引用陈寅恪著作中的材料。享誉世界学界的陈寅恪的许多观点深刻的影响了斯大林了解中国。毛回国后，陈寅恪的待遇立刻改观。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任何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政府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陈寅恪不但有传统中国文人的精神风骨，他还兼有西方的民主思想，陈寅恪先生一生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比生命还要宝贵，誓言：“思想之不自由，毋宁死耳。”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被认为500年才出的一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在他的性格、思想深处只有博大和朴实。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秀品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陈寅恪自谓不谈政治，却时刻不忘国家大事；研究历史表面看满篇考证，骨子里说的都是兴衰成败；面对强权，他一生傲骨，卓然独立。“万里独步成绝学，世间再无陈寅恪。”大师之后，更无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