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人如果想身后留名、流传百世的话，单单靠文学作品是不够的，还得有故事才行，优秀的文学作品固然可以传世，可是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还是他们的逸闻趣事。细数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皆有许多故事流传。例如，提到屈原，你马上会想到端午节；说到李白，都知道诗仙一生与酒结缘；聊到苏轼，呵呵，他的故事多的去了，就算你一个都不知道，你总该吃过东坡肉吧。似乎一个人学识渊博，留下的往往不是学问，而是段子。远的就不说了，今天我们来谈谈民国著名学阀傅斯年。作为民国时期学术界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一生富有传奇色彩，留下了数不清的趣闻和段子。
要聊傅斯年，得从北大开始说起。傅在北大读书时，正值蔡元培执掌北大，蔡是前清翰林，但思想开明，作风民主，治校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另外，蔡元培以“学诣为主”，招揽各类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了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的局面。因为北大有良好的学风，所以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傅斯年就是其中之一。傅不但是学霸，他还广泛参与学校活动和事务，在同学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天生的学生领袖。其时，黄侃等几位国学大师都很赏识他，视他为得意门生，想让他继承衣钵。北大学生向来思想激进尖锐，对教授们的学术水平非常挑剔，一旦不满意，就会毫不留情地轰他下台。胡适初入北大任教授，年纪很轻，二十多岁，又因倡导新学，很不合时宜，受到学生们的抵制，想赶他走。傅斯年悄悄去旁听了胡适的几堂课后，很满意，回来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了。”由于傅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
傅斯年最辉煌的一笔，是五四运动期间成了学生领袖。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五四运动的旗手是胡适、陈独秀的话，五四学生运动真正抗旗的人就是傅斯年。当年，傅斯年主持13校学生代表会议，集合各校学生到天安门集会，傅担任游行总指挥，扛举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成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是非常露脸的角色，一辈子的资本，足可载入史册。
留学英、德七年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当时的留学生大都是结婚后出国的，且包办婚姻居多，他们到西方见识了开放思想后，就有点“不务学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之事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目标的世风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傅斯年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情结。北伐胜利后，傅斯年高兴，找蔡元培喝酒。喝酒喝醉了，比赛说狂语，最后傅获胜。他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但要灭了日本小鬼子，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从北冰洋到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在日寇威胁我国东北时，恰巧傅的妻子即将临产。一日，傅斯年对罗家伦说：“太太若生的是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罗家伦听后，一时没反应过来，问：“为什么？”傅答：“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罗家伦闻之愕然。日本宣布投降那天，傅斯年狂欢得像疯了一样，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搂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等他回到寓所时，帽子没有了，鞋也丢掉一双。傅斯年的爱国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傅斯年的第二任妻子叫俞大彩，是个才女，长于文学，写的一手的好字，作的一手绝妙的小品文章。她尤擅英文，是英文教授，台湾作家白先勇和陈若曦都曾是她的学生。俞大彩出自名门，其父是俞明颐，其母是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珊，伯父是晚清知名于诗界、教育局、政界的俞明震。她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哥哥，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导弹专家、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据说婚事就是俞大维这位长兄促成的。另外，她还有一个很牛的表哥，叫陈寅恪。因为她们家族关系复杂，我特地查了下资料，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是俞大彩的亲姑妈，所以俩人是姑表亲，其兄俞大维娶了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属于近亲结婚），两家更是亲上加亲。她的亲戚里还有曾昭燏、曾昭抡等等，他们都是著名学者、教授。总之，傅斯年和俞大彩结婚，意味着与这一连串的精英成为亲戚，这是举足轻重，又非常有文化的组合，十分给力！考察中国大历史，官场上的政治联姻常见，如此有分量的文化人聚合在一起，还真是不多见。
所谓学阀，指的是凭借势力把持和垄断教育和学术界的人。傅斯年就是民国时期著名学阀，被称为学术界的曹操，一代枭雄。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他是第一任所长，而且一干就是终身。一般人弄不明白，这个所是什么机构，往白里说，就是学术大衙门，管的很宽，什么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都要过问，比今天的社会科学院更厉害。毫无疑问，称傅斯年为学阀一点都不过分，有志于做学术的人，还真不能不把他当回事。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特别重视史料的发掘，为此，傅曾主持购进清代所藏内阁大库档案，费资不少，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傅斯年虽被称之学阀，是学术官僚，可是他一点不官僚。傅担任史语所所长期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对中国近现代学术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另外，他对北大和台湾大学的贡献也功不可没。
对于傅斯年先生的学问水平，我一直琢磨不透，要说他在当时学人中排顶尖的话，似乎也不是；说他不在顶尖之列的话，好像也不对，毕竟他管着许多顶尖的学人。那时的学人个个都很牛，没有两把刷子，还真镇不住。也许下面这段趣闻，可以让我们窥其一二。中研院筹备成立民族学研究所，拟聘史语所李方桂出任所长，李方桂坚辞不就。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委托傅斯年前去说服。傅不厌其烦地劝说，结果李方桂说：“我认为，第一流的人应当做学问，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听后不但不恼怒，反而立即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过去我老觉得过于肥胖的文人，学问不会太好，总认为脑满肠肥会挤压人的思维空间，限制人的思想发展。后来看到古代也有很多文人很胖，例如，白居易、苏东坡就比较胖，便改变了观念。在民国学者中间，傅斯年的体胖是有名的。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答：“我以质量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样的话真是能给肥胖的人壮气。不过，关于傅斯年胖的故事还属以下这个最为有趣。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我想许多人看到这里都会莞尔一笑，因为在四川抬滑竿的，实在没有太壮的人！还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傅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傅斯年不但很胖，而且脾气也很大，大概是山东人的缘故，性格豪爽刚直，在当时，他有“傅大炮”之称。大炮果然威力很猛，曾有两任行政院长成了他的炮灰。民国政府的行政院长，搁在现在，就是国务院总理。他在担任国民参政员时，曾经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蒋介石为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孔祥熙说情。二人有这样一段著名的对话。蒋问:“你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无奈，只得让孔祥熙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黯然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蒋介石很赏识傅斯年，也许蒋听腻了阿谀奉承的话，看腻了唯唯诺诺之态，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欣赏有加，一心要把傅拉入政府当官。当时国民政府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委员）。蒋介石曾与陈布雷商量国府委员人选，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抗战胜利后，北大校长蒋梦麟卸任，国民政府有意让傅斯年接任。当教育部长朱家骅前去说服，傅婉拒时，力荐了胡适。其时，胡适还在美国，傅便代理了北大校长，占着校长位置专等胡适回国。另外，傅还为胡适扫清了障碍，开除了抗战期间留在日军占领下的“伪北大”的教员，并直言“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被傅斯年开除的“伪北大”教授中，就包括周作人，他在抗战八年中任“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民国期间，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曾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都苦心经营，对北大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傅去台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蒋梦麟）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罢了。”
傅斯年之于台湾大学，一如当年蔡元培之于北大，他的甘棠遗爱几十年不衰。傅就任台大校长时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为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傅拒绝权贵子弟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在台大，傅斯年锐意改革，首先就是整顿人事，凡是不合格的教员一律解聘，对于高官要员举荐的亲友，他并不买账，宣称：“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开除。”傅校长疼爱学生是众所周知的，据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回忆文章记道:"他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他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1949年台大和师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层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台湾警备司令部司令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傅斯年因脑溢血猝死，新闻报道曾广播说“傅斯年先生弃世”，被其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死”。于是台大学生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直到当时台湾国民政府官员出面解释清楚，学生才退去。由此可见傅斯年先生深受学生喜爱。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因人才凋零，格外重视傅斯年。蒋需要傅斯年这样有学术地位，又有行政才干与魄力的人，为其政府所用和装点门面。所以，蒋把傅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大校长傅斯年。傅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参加省参议会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
胡适只比傅斯年大五岁，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他是傅的老师。然而，从胡适初入北大开始，他俩交往了数十年，私人之间的友谊也保持了数十年。虽然傅斯年一直尊称胡适为先生，但在胡适看来，傅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胡适一生与傅斯年亦师亦友，胡适很少赞美一个人，然而除了称赞傅斯年是“人间最稀有的天才”，胡适还说过：“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眼界何其之高，而胡适在评价他的时候，连用了十几个“最”字，终其一生胡适再无如此评价过他人。胡适对傅斯年的盛评，自然充满感情色彩，不过，大部分评价也算中肯，并不过誉！
纵观傅斯年一生，他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始终坚持人格独立、学术自由。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傅斯年未曾屈从任何一方政治势力，他不畏强权敢于发声，始终无愧于“五四精神”，堪称为一代国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