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东西方对抗格局形成了几乎彼此隔绝与对立的的经济体系被全球多边贸易取代。在这一重要的转型中， 美国先后和欧盟和日本出现贸易摩擦。随着WTO为核心的国际多边贸易机制的建立，美日欧之间的贸易摩擦频率在降低。回首过去十年，笔者认为，目前，全球经济格局再一次面临深刻调整，具体表现，如下：

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甚至西方都质疑现存国际贸易格局的合理性与合法性。2008年，席卷欧美的金融危机的社会创伤，并没有随着全球经济景气的利好前景而痊愈，反思与质疑“政治正确”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规则，成为欧美社会民粹主义泛滥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要求平等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呼声与日俱增。

全球制造业产业链重组，制造业回流欧美。在经过了近20年的制造业空心化，欧美社会形成所谓“锈带”和“失落的一代”。他们用选票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偏好与诉求。兑现承诺，是选举政治的基本原则。因此，吸引制造业回流，成为欧美政客巩固选票和谋求连任的重要选项。以装配换取技术引进和资金积累，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和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然而，制造业，特别是中低端制造业回流欧美，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影响不言而喻。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重新寻找经济工业化路径以及社会安排。

作为非西方的新兴国家，中国经济30余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版图。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影响加深，不仅是体现在统计数据。中国经济成功，无论是投射在国内民生领域，还是国际对外行动，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软性示范效果。地理大发现以来，国际规则的缘起、发展与成型，几乎完全是西方观念塑造或主导。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惊艳表现，为非西方世界参与修订与重塑多边国际贸易准则赢得发言权与话语权。

在全球经济与贸易格局的重要转折的窗口时期，中国必然会遭遇质疑、制衡乃至围堵。就目前以及可预判的未来，中国与美国、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的频率会上升。就三方在世界经济局势中的地位而言，中美欧之间的经济与贸易互动，具有全球意义。

联合国《世界经济局势展望2018》指出，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达到3%，这是2011年以来的最快增长。2018年1月，IMF《世界经济展望》指出，2017年全球产出增长3.7%，比秋季预测高出0.1个百分点，比2016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此轮经济增长基础广泛，特别是欧洲和亚洲地区出现了令人惊喜的显著增长。目前以及可预期的未来，美国、欧盟和中国三方在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无可替代。2017年底，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30年来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美联储也启动年内第3次加息。美国税改将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美国投资银行美银美林也预测称，2018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4%，高于2017年的2.2%，税改方案将令美国经济增速提高0.3个百分点。IMF预测美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7%，高出其去年10月的预测值2.3%，2019年则为2.5%。根据联合国《世界经济局势展望2018》，2017年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三分之一。根据2018年1月IMF《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欧元区许多经济体的增长率上调，特别是德国、意大利和荷兰，这反映了内需增长势头增强及外部需求上升。

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出“危机慢挡”的利好前景，然而，这并不意味在可预期的未来之内世界经济形势的确定性增强，更不意味着美欧中之间围绕贸易问题的战略博弈烈度会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美国优先”，明确体现美国朝野摆脱多边国际机制约束的心态。虽然欧盟和中国都坚持自由主义贸易原则，但是彼此之间因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等具体问题，仍然缺乏战略互信，特别是布鲁塞尔质疑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日益密切的经贸合作对欧洲一体化的负面影响。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以及进军全球产业链高端，是目前中国国内经济决策界和学界的主流共识。产业升级，意味着中国希望美欧进一步减少高技术与先进制造业跨国转移的限制。中国对欧美设置各类技术转移规则障碍也一直颇有微词。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欧美放宽高技术对华转让的限制，降低贸易不平衡。因为高科技的特殊属性及其复杂的出口管制体系，欧美短期内不可能做出实质性改善。

不同于双边关系中明确的敌友对立，三边关系中敌友处于流变状态。透视中国历史，魏蜀吴是典型的三边关系。蜀魏交战，吴却背弃盟约战略偷袭夺得荆州。三边关系中的敌友身份的转化依据是特定情势下的具体议题。即便是价值观接近的双方，也很有可能因对价值观的不同解读而对立。

在过去十年里，贸易平衡问题一直存在于中美欧三边关系中，但是三方仍存在利用现有贸易争端机制加以解决的意愿。自从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中国和欧盟几乎同时提出钢铝关税。对欧盟，美国给予“豁免”，而中国却没有相应待遇。这无疑为中欧在战略协调方面制造障碍。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是欧盟和中国的共识。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在中美之间贸易争端中，选边站队会支持中国。在布鲁塞尔，美欧加强合作，“促使”中国市场准入方面更加公平的论调也不乏支持者。农产品在中国反制美国的清单占有比较重的份额。如果美国向国内受损的农民提供政府补贴，那么欧盟境内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是否因缺乏“保护”无辜受害？中国要适当利用贸易争端的溢出效应，在双边谈判进程中，利用与第三方的联系，减轻自身承担的压力。单纯从经济体量看，中国还远不能与美国和欧盟直接对抗。

在三边博弈中，贸易不平衡关系酝酿着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面对新机遇新挑战，设置议题的能力如围棋中的“先后手”。近年来，中国要想在贸易争端中获得主动，必须要在经济外交领域，主动设置议题，为正处于修订中的国际自由贸易体制注入“中国元素”。WTO规则中有“国家安全”豁免规则，中国可以在国际多边经济外交场合提出“民生”或“人道主义”豁免，即，贸易争端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得对用于医疗、人道主义救助等特定用途的物项与技术的跨国转移设置障碍。主动设置议题，解决贸易争端，是中国积极参加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具体表现：秉承之原则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占据全球治理的道德高地，以中国国情为底线；在议题落实过程中，形成政府各部门的跨部门协作，以及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内在一致的协作机制。

（王沛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法学部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