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出土于秦岭山下宝鸡市，被称为“中华第一古物”，是秦文化的象征，代表了先秦时期的富强、文明、敦实。石鼓文内容古朴典雅，文采风流，堪称绝妙。石鼓文篆书文字刚劲有力，古茂雄秀，冠绝古今。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认为：浅见儒士编纂《诗经》却不收入石鼓诗，使得大雅小雅在内容上狭窄，不够壮阔；而在他心目中，石鼓文的书法艺术水准远远超过了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他在《石鼓歌》中写到：“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

我特地去拜访著名文化学者刘兆英老师，为广大读者讲述石鼓文前世今生的故事。

“山陵卒崩，百川沸腾”

两千余年来，对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总体批判，一直存在着巨大争议，逐渐成为主流的历史意识认为秦是一个崇尚虞诈与阴谋的暴利时代，是王权败坏道德沦落的时代，是只有赤裸裸的争夺仁义道德荡然无存的时代。秦人属于华夏民族，在当时地位很低，以牧马为主要产业。打仗的战车都用马来拉，所以马主要是战备物资。秦人在西戎之地时被十多个少数民族所包围，被欺辱，但是他们没有被打垮，反而更加厉害。数年之后，秦人为统一华夏文明取得巨大成就。惟其如此，那两代君王是骄奢淫逸的罪魁祸首，世人追逐功利毫无节操，民众则是世风大坏利欲熏心争夺不休，人际交往背信弃义，庙堂官场充斥着权谋倾轧，邦国战争弥漫着血腥杀戮。一言以蔽之，那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一个不堪的时代。翻开史书，“虎狼之秦”此类评判比比皆是，其用语之怨，渲染之浓烈，直教人心惊肉跳。

“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回首历史而探究文明生发演变之轨迹，对于我们这个五千年绵延相续而守定故土的族群，有着重新立定精神根基而再造高端文明的深远意涵。对于在各种文明的差异与冲突中不断探索未来之路的整个人类，有着建设性的启迪。秦在西边锻炼，以此为特长，一步步自天水到关中，沿着渭河，最后定都凤翔、雍城。在它定都的这段时间内，石鼓文里表达的大量的诗，从诗的角度来讲，把这些诗和诗经里的诗放在一起比较毫不逊色，足以说明秦文化之高度。深入探究足迹漫长而曲折的中国文明史，其根基点，无疑在于重新开掘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内涵。而石鼓恰好可以证明秦之建立、立国、发展、创立帝业这一发展顺序，对秦人历史发展进程有重大贡献的先祖烈公及始皇帝的重大历史事迹进行了歌颂。既歌古也颂今，以文字艺术描绘秦人创业发展的历史长卷。

而唐代出土后的石鼓文当初引起轰动，唐初的书画家、诗人，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在看到石鼓文的“打本（拓本）”后，皆惊叹石鼓文篆刻的“古妙”。文人雅士听闻消息，也纷纷前去一睹为快，争相为其作诗写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也作过一首《石鼓歌》，全文洋洋洒洒500言，其中写道：“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呜呼吾意其蹉跎。”从中可以看出，韩愈希望能把石鼓用几匹骆驼驮回京城长安，以便保护珍贵文物，也利于研究，但他的建议没有被统治阶级采纳，石鼓在杂草丛中长满青苔，任凭“牧童敲火牛砺角”。从而引出韩愈了解古文字，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使得石鼓文研究更具影响力。

两千年的传承彪炳千秋

秦是来自中原的有悠久历史的部落，对这部分感兴趣之人大多是文人即有文化修养之人，实际上从书法角度上，石鼓文的地位较高，换到历史角度来看，秦文化在早期至立国之后全面继承周文化，石鼓文颇具代表性。从而改变了过去学术界对于秦文化的片面认识，认为秦文化是偏僻野蛮的游牧少数民族文化，秦能战胜六国好像就是全靠武力、全靠残暴的杀戮，管他叫虎狼之秦，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是片面的。在中国历史上，秦与商及其他部落相比相差不大，史记上曾讲到其位于东夷，这个东夷究竟在哪，无法用后世观念去确定位置。担任大禹治水的助手、秦人的祖先伯益来看，所处的位置在黄河中游，陕西东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这一带，因参与大禹治水的另一部落就是商人的祖先“契”，该部落属农耕民族，位于洛南华山之阳，也可以说：夏朝建立，大禹的儿子将伯益赶跑，至于伯益去哪儿了，这就是一个谜。

商人以“尊天”著称，将天命与自己的祖先联系起来，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说，强调自己的祖先就是上天之子，代表上天统治大地，以增添统治权威和理论说服力，比夏人片面地生硬地强调“天命”前进了一步。我们后人在研究史记时发现大禹曾派遣过伯益作为大使面见西王母，在西王母的传说故事当中，又有三青鸟，这实际上就是秦人的图腾，这三青鸟是为西王母取食的（供养粮食），这极其符合秦人原本身份，因秦来自中原，西王母的部落是游牧部落，这就说明其残部到了现在的内蒙或者甘肃等地，然后才始于南下，经天水进入中原、关中。而为周王牧马的秦人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商人的图腾是玄鸟，秦人也是玄鸟，这更说明在祖上他们互相是有关系的，所以在商代，秦人和商人有所结合，在商朝建立和后来秦朝统治里都有过很多合作。周人推翻商人时对秦人有所警惕，周人阻挡秦人东归。一直到周宣王时期，由于形势所迫，西戎经常来骚扰，抢粮食，周自身的力量又比较弱。秦人态度非常谦恭，经过若干代，通过与游牧民族的混血和日常锻炼，秦人自身的身体素质已经提高，再者原本就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医学水平也很高。医和、医绶不单给秦人看病，还给别国人看病，一眼就知道病入膏肓。扁鹊实际上姓嬴，也是秦一族的人，也就是说医学水平、畜牧水平，自春秋时期都在发展当中。

千年石鼓的民族渊源

“如果能根据那个时候的拓片或摹本再做出来本子就极为可贵。”唐代之后进入宋代，宋徽宗也很重视石鼓，传说就是在宋徽宗时期为其添金，接着元人金人将其拉走，把金子挖出来，石头又扔了。历史究竟如何已无从采集，最后石鼓辗转到北京的孔庙。当年蒋介石从大陆走时也想把这东西拿走，但是他的东西太多，石鼓又太沉，之后只得拿走一部分。从命运上来讲，石鼓虽颠沛流离，但非常受重视，明代专门有人做了记录，就随便摆在太学的走廊里，人们能将其积攒下来足以应证。

石鼓除了在书法史及美学上的意义外，还代表秦文化很重要的方面，如敦厚，结字中正，刚柔适度而略显阳刚，厚重大气，这都是书法美学之特征，而秦文化的显现说明秦在很早就继承周的文化，后期间接通过石鼓文发展得以延续。石鼓文从文学角度上讲，诗歌与诗经比肩毋庸置疑，所以足以证明“虎狼之秦、文化落后”是拙见，认真把石鼓文从书法、文学等方面严谨考究，这个观念就不攻自破了。

陈慧娇文/图

关于刘兆英老师，著名文化学者。1944年生，曾就职于大学二十年，因生性散漫，遂去，为自由职业者；又二十年，终于“归去来兮”，安心于自家书斋，吸烟、喝茶，读书、写作。

十多年来，读书偏好老旧，喜欢纵横比较，于是有《老子新释》《论语新释》《楼观千古道刻》《元刻楼观篆书本道德经》等书的出版。陕西关中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脉所在，游访之余，于是有《溥彼韩城》《诗画蓝田》《净土祖庭香积寺》《泾河梦寻》等地域文化类的著作。兴之所至，还曾主编《中国书法经典》《五体千字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