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走来》850x135cm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历史遗迹之所以魅力无穷，则在于穿越数千年而不朽的人文精神。是为大美！

固关，《吕氏春秋》所指“天下九塞”之一，亦为明朝京西四大名关之一。始建于公元前369年的固关长城，乃国内保留较完整的现存唯一可考石砌内长城，今日所见遗迹多为明代建筑，颇“有小八达岭之风韵”。阅尽繁华，历经沧桑，而今的固关长城静静地仰卧在太行山麓的大地上。车辙深深，俨然是悠悠岁月以阴刻的手法创作出的伟大作品；古道无言，马蹄声远，留给世人的却是强烈的震撼与无尽的遐思。

再一次见到固关长城的古道车辙是在陈旭的书斋。这是一幅特别的传拓作品，题曰《China-走来》。陈旭以传统墨拓之法，将厚石古道的车辙搬上八米长卷。车辙上则是明清两代晋商所用马车的车轮，或圆或缺或大或小，俱为陈旭收藏的实物拓本。

《China-走来》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是一幅向“一带一路”致敬的作品。陈旭说：把中国的历史遗迹传拓出来，用中国的语言文字加以表述，然后把它带到“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向他们展示中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传统和人文思想，用全新的“拓迹”艺术的表现形式来诠释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涵别有深意。

“拓迹”是陈旭将传拓技艺深度实践和重度创新后的独家概念。这位金融史学者和收藏家，在做中国古典金融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发愿，让每个“一带一路”国家都了解中国的金融史，“因为中国的金融史最能代表中国的商业文化，最能代表中国人的诚信，从而让更多的国家摸着中国人的良心来跟中国人合作。”

但中国煌煌几千年的发展史以“拓迹”呈现之，又谈何容易？“这幅‘拓迹’的构思源于晋商，原计划反映晋商长途跋涉艰难载货的过程。而固关长城的这些千年车辙深深刻入石板古道，也深深触动我的内心。我在某个瞬间意识到，其象征意义一定是远远超出晋商的范畴。于是，延伸到《China-走来》，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车轮和车辙成为中国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隐喻。无疑，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展现出的独特魅力。”陈旭解释说。

在见到陈旭和他的“拓迹”作品之前，我想象不到固关长城的古道车辙能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或者更早。中国的文化是没有断流传承下来的。”我有时在想，有没有什么风物或者器物可以指代中国数千年一路走来的风骨？倘若有的话，我认为固若金汤的长城以及它那深如沟壑的车辙或许就是其一。哪怕，时光流转，时代变迁。

抑或，铮铮然金石。中国古语云“寿如金石”，得金石之坚，传之久远而不朽。比如青铜器，中华古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种类之繁多、塑型之奇特、纹饰之瑰丽、铭文之丰富、铸造之复杂，成就了中国古代青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的赫赫之名，其辉煌程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古国的青铜时代所无法比拟的。但民间赏玩那些制作精美的青铜器并非易事，好在清末有人找到了以墨传拓青铜器全形的方法，这便是“全形拓”。这是摄影技术出现之前的一个创举！

“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早在《隋书·经籍志一》已有“传拓”之说。现存最早的传拓之作，是在敦煌石室中保存下来的唐太宗李世民手书碑刻拓本《温泉铭》。清代金石学兴盛，青铜鼎彝研究蔚然成风，金石传拓也随之成为一门重要的技艺与学问。而金石传拓艺术的高峰应在清道光至民国初年。当陈旭介绍早期青铜器“全形拓”的代表人物，反复提到一位高僧——六舟和尚（1791—1858 年）。

六舟上人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嗜金石、富收藏、精鉴别，诗书画印无不精通，刻竹凿砚名重一时，尤擅传拓古器物全形而名播海内，阮元曾以“金石僧”“九能僧”称之。陈旭与六舟颇有相似之处：其一，同样多才多艺，博闻强识，学养深厚；其二，分别开创传拓技艺之“里程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陈旭的“拓迹”艺术，在技法上集大成而另辟蹊径，在题材上涉万物而前无古人。

陈旭原本专注于晋商史料及旧物收藏。1995年，陈旭为了做研究而初步接触传拓技艺，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本身也是摄影家，但又感觉传拓技术看似落后，又绝非包括摄影在内的新科技所能替代的——拓制作品反映的是实物的原大原貌，经过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依然墨如点漆。因而这项传统技艺失传多年后被重新挖掘，足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

在六舟上人身后160年，我在陈旭拓作《夜深沉》前驻足，然后陷入长久的沉默。这是怎样一幅作品：夜色沉沉，净植亭亭，荷叶田田。花枝是挺拔的，含苞待放；莲蓬是低垂的，怀子待产。夜是死寂的，却看得到荷的勃勃生机；夜是深沉的，却看得到荷的丝丝脉络。它也不是静止的，“无风荷叶动，决定有鱼行”。它还不是平面的，墨色浓淡相宜，光线明暗得当，自然不乏透视感和空间感。就其意境，可以借用文征明的一句诗——“相看未用伤迟暮，别有池塘一种幽。”

陈旭“全形拓”所涉猎的题材，已远非六舟专注的金石之属。这荷叶荷花是软的，如何拓得？那舞者武者是动的，如何拓得？从静态到动态，从固态到液态，似乎世间万物在陈旭这儿统统不在话下。当然，陈旭并不去做无谓的尝试，他把有限的精力放到“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于他个人而言，这是作为一个文化学者应有的担当。从国家层面而言，文化遗产“活化”工程必然是“文化强国”战略的重中之重。

如今，陈旭已制作完成《金石》《晋商》《票号》《山西佛教文化》《山西民俗文化》《杏花村汾酒文化》《古典金融文化》系列，以及前述《China-走来》等系列“拓迹”作品40余幅，另有10余幅为《唤醒嵩山》和《中国功夫》。陈旭工于金文和小篆，题跋落款讲究古色古香，谋篇布局讲究尽善尽美。“中国传统文化之大美，光耀五千年，历久弥新。我们要先继承后创新，继承与创新并行不悖。”陈旭说。（范正利，文化学者、财经作家，《人民交通》杂志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