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居中者为胡济民先生 。 

胡济民先生是我在北大上学时的系主任，也是技术物理系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1955年，毛主席决策要搞原子能事业，当时从浙江大学抽调了胡济民先生，从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抽调了朱光亚先生，从北大抽调了虞福春先生，组建了北大物理研究室(1958年扩建为原子能系，1960年改称技术物理系)，中国核教育事业从此奠基。从1955年到1986年，三十余年，先生一直担任系主任，我国核科技界的许多院士专家学者，包括王乃彦院士、潘自强院士、钱绍钧将军，都出自先生门下，大致也有“三千弟子”，可谓桃李遍天下了。

上大学时，作为本科生，我们对先生的履历、学术贡献等并不清楚，只知道是位资格很老的教授、学部委员。听高年级同学讲，胡先生是位老学究，不能叫他主任、教授、老师，要叫先生。有一天，在校园看到一位老先生晃晃悠悠地骑辆老旧的自行车过来，花白的头发，戴个眼镜。同学指着小声说，那就是胡济民先生。 

大学四年间，先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是一件小事：先生代替夫人给我们本科生上了一节课。先生的夫人钟云宵老师是我们的任课老师。那天，忽然听同学们说，钟老师有事不能来给我们上课，由胡先生来代课。大家都很兴奋，提前齐刷刷坐在教室里等。先生走进教室，简单说了句，钟老师来不了，我来代课。随后问了一下要讲的内容，就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不一会儿写满了一黑板，忽然停下来，沉思片刻，自言自语说"错了"，拿起黑板擦，把整个黑板上的公式全擦掉了。同学们目瞪口呆，愣愣的看着先生重新推演公式。先生讲的什么内容，现在已全然想不起来了。前不久大学同学聚会，在座的几位同学居然连胡先生为夫人代课这件事也不记得，只好求助同学圈，还好有同学记得此事，否则真以为是我的幻觉了。

大学毕业后的最初几年，我经常回学校，特别是1987年到法国进修之前，我在北大西语系做了半年旁听生，天天到学校上课学习法语。那段时间，在技物楼边，在林荫大道上，不时会遇到胡先生，有时是在走路，有时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偶尔会跟先生打个招呼，先生总是和蔼地笑一笑。那时先生已近七十岁，已经不再担任系主任，但还在继续工作。

令我最难忘的，是1995年系庆时的一次夜谈。听说当时学校要进行院系调整，要撤销技术物理系，把核物理专业和应用化学专业分别并入物理学院和化学学院。系领导很着急，找曾经在我们系工作过的老领导老专家，希望大家发挥影响力，力保技物系建制。那年恰逢我们技物系建系四十周年，系里组织了规模很大的系庆活动。朱光亚先生专门为系里题词“核科学家摇篮”。海内外的系友们从四面八方纷纷返校为系里助威。当时我担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政策研究室主任助理，也赶回去凑热闹。那天在系庆大会上又见到了胡先生，先生明显衰老了，但精神依然矍铄。当天晚上，在校园东门外成府路一栋楼里(现在已经记不得是在重离子所还是物理楼)举行学术报告会，胡先生全程参加。每个报告结束时，先生都认真做点评，现场掌声热烈。我体会，这掌声不仅是对先生点评的认同(事实上，不少系友长期未从事核科研工作，可能基本听不懂先生点评的内容了)，更多的是凝聚着弟子们对先生的尊敬与祝福。报告会结束后，先生与大家握手道别，然后独自向学校走。我走上前去与先生打招呼，作自我介绍，陪先生向学校走。那天晚上天很黑，走在先生身边，觉得离先生很近，先生已很衰老，个头似乎也变矮了。能与多年仰慕崇拜的先生深谈，我很兴奋。我对先生说，能保住技术物理系很不容易，多亏老先生老领导关心。我曾经在法国学习核安全，法国有一个核科技学院，是原子能委员会下属单位，培养了大量核科技人才。可以考虑借助北大、清华现有的核专业基础，由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共同创办一所核科技学院。有的同学可以拿北大的学位，有的可以拿清华的学位。这对国家核科技的发展、对我们系的发展都有好处。先生很认真地听。忽然，天上飘起小雨，我和先生到路边躲雨。先生说，这涉及几个单位，可能比较复杂，但可以做些工作。先生态度很诚恳。我表示，上班后我向领导汇报，有进展后再向先生报告。陪先生走到路口，我与先生告别，目送先生独自走进北大侧门，背影越来越远，慢慢消失在黑暗中。然后，我就去乘公共汽车回家了。那时的我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处级干部，人微言轻，这种想法根本提不上总公司的议事日程，后来也就谈不上再向先生报告进展了。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我调到新成立的国防科工委，忙乱之中，忽然听说先生不久前已经去世了，享年七十九岁。之后若干年，我脑海中不时浮现出先生的影像：花白的头发，和蔼地微笑着，从技物楼出来，骑辆破自行车；在昏暗的路灯下独自走进北大校园，渐行渐远。

先生出生于1919年元月，很快就是先生百年诞辰了。谨以此小文，纪念我们永远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