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两会上，青少年近视防控是一个热门话题。
在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也无奈的说，如果请戴眼镜的举个手，相信戴眼镜的已经成了多数，不戴眼镜的则是少数。他是眼科医生，也戴眼镜，甚至自己女儿也是近视。所以，近视眼防控没有神器，必须是国家战略，全民行动。
王宁利介绍说，我国近视眼有三个特点，叫做“小”“深”“高”，就是发病年龄越来越小，幼儿园五岁六岁的小孩就近视眼了，所谓高则是患病率居高不下。在医学院校，近视眼的患病率已经顶到天花板了，深度数比例也在增加，所以近视眼已成为影响千家万户、国家关心的问题了。
其实，近视人口的快速增加，早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
2016年美国《眼科》杂志公布过一个统计报告：在2000年，全世界约14.06亿人近视，占世界人口22.9%，预计到2050年将增至47.58亿，占世界人口49.8%，也就是说，在本世纪中叶，全球一半的人都是戴眼镜的人。眼镜和手机一起，成了现代人的必需品。
这其中，世界各国的情况也别也比较大。目前，美国青少年近视率约25%，英国小学毕业生近视率低于10%，德国青少年近视率在15%以下。而在亚洲，日本小学生近视率已经超过30 %，初中生近视率超过50%。
中国近视形势更加严峻。2018年6月国家卫健委通报，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已居世界第一，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近视比例分别为45.7%、74.4%、83.3%和87.7%。在大学校园里，不近视的人已经是少数人。
这么多人成为近视眼，肯定存在普遍性的原因。比如媒体上经常呼吁的户外运动时间少、课业负担重、电子产品侵害等等。
我这里从进化的角度，和您一起探寻一下现代人变成眼镜人的深层原因。
我们有一个普遍认知，那就是达尔文是“进化论”的最早提出者。实际上，科学突破往往是一场社会群体进步的结果，在达尔文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出了生物从初级向高级进化的观点。而达尔文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 “自然选择”的理论，突破了前人“用进废退”理论的局限性。
“用进废退”理论认为，生物在新环境的直接影响下，习性改变、经常使用的器官会变得发达，不经常使用的器官逐渐退化。并认为适应是生物进化的主要过程。举例来说：树林中生活着两只鹿，他们以吃树叶为生。后来这两只鹿，又生了十几只小鹿，小鹿再生小鹿，因为鹿多了，叶子越吃越高。这些鹿为了吃树叶，就要伸长脖子，长此以往，树林里鹿就进化成了长颈鹿。在这个过程中，鹿的脖子进化了，打架用的鹿角却退化了。
而“自然选择”理论强调的是“适者生存”和残酷的淘汰规则，它的生物学基础是繁殖和变异。再举那个例子：树林中的鹿多了，叶子越吃越高。在这群鹿中，只有两只脖子较长的鹿活了下来，其余都饿死了。后来两只长脖子的小鹿继续繁殖后代，他们的后代遗传他们的基因，脖子就要比普通鹿长一些，如此周而复始，就进化出了长颈鹿。
按照达尔文的说法，人类也是这么进化出来的，但人类发展出文明之后，这套自然界的进化机制，反过来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困扰。
我看过美国人类学家博伊德•伊顿的一个观点：“我们是享受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生活的石器时代人”，什么意思呢？因为按照达尔文学说，显著地生物进化需要经历繁殖、基因突变、再繁殖、壮大种群等漫长过程，对于人类这种长寿少生的哺乳动物，身体的进化甚至需要以百万年为单位。然而在最近短短的几千年间，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我们的身体的进化赶不上生活方式的变化。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
第1个例子：我与生俱来就怕蛇，甚至夜晚害怕梦到蛇。我明明知道北方很多蛇并没有毒，即使咬我一口也没有太大的伤害，但每当看到那种动物，我还是感觉到一种致命伤害的恐惧。这或许是因为几百万年前早期人类生活在非洲，在树上摘果子，如果一不小心踩到毒蛇，就会被咬伤甚至死亡。遇到此类问题，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在基因中把这种惨痛教训，记载下来，看到它之后不假思索的采取行动。相比之下，现在路上的飞驰的汽车其实是如今人类最主要的伤亡因素，但我们的孩子并没有躲避它的先天倾向，因为汽车存在的时间还不够长，我们还没有进化出这种倾向。
第2个例子：在石器时代，成年女性因为要不停的繁殖和哺乳，一生中只有160次月经，而现代女性却因为少子化和避孕措施，很少经历妊娠和哺乳，反而月经次数在一生中可多达450次。这种生活方式加剧了女性患乳腺癌和子宫疾病的风险。
第3个例子：糖是所有食物当中最容易被转化成能量的分子，在食物匮乏的年代，它是最具营养价值的食品，这就是为什么多年的进化使得人类养成了对甜味的嗜好的原因。但随着糖的生产被工业化了，从奢侈品变成物美价廉的普通食物，嗜糖如命的人，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迅速上升。直到很久之后科学家们才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如今糖的危害早已是医学界的共识。
最后，就提到近视眼了。
我们的眼睛在漫长的远古时期已经适合了户外狩猎生活，但现代生活中，我们大多数的活动在室内进行，近距离的接触书本、电子屏幕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就出现了高概率的近视眼发病率。
20世纪初期，近视甚至还被认为与身高、体重一样，与遗传有关，因此也没有什么预防或治疗上的必要，只要配一副眼镜就行了。但近年来全世界快速暴涨的近视率和近视人群，让科学家们重新认定近视是人类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造成的。
1961 年，美国生物学家杨格做了有名的小猴子近视试验，将刚出生的小猴子分成三组，一组在野生动物园里自然成长，一组饲养在动物实验室里，另一组则关在40厘米见方的笼子里，周围盖上布幕，使其眼睛无法望向远方。长期观察1-2年，试验结果相信你也猜到了，自然环境下成长的猴子都没有近视，实验室里的猴子有少数近视，关在布幕里的猴子大部分都变成高度近视。
这就是环境变了，但身体进化滞后给我们带来的困扰。
同样的困扰，不仅在身体上。环境变化，思维、观念滞后，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同样可怕。
比如我们经常面对的经济问题，很多时候就是人类的观念出了问题。
我们都知道，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是受物质的稀缺程度影响的，简单地说就是“物以稀为贵”。而商品的价值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于生产力水平，生产发展可以让稀少的东西相对变多，贵的东西变得廉价。比如灵芝、珍珠、人参这些东西，在古代很贵重，但现在有了人工养殖，价格已经很低廉。但在某些时候，生产力可能会蒙蔽资源的稀缺程度。并且生产越发展，价格越不能反映资源状况，因为影响价格的因素不是资源的稀缺性而是产能。石油就是一个例子，就算勘探者知道十几年后石油就会枯竭，但今天的石油价格还是很低。因为市场只看到了产能而忽略了储量。
这种现象也就造成了我们对环境危机依旧视而不见，消费者为了喝口干净水宁可消耗掉一个塑料瓶，企业家为了利润宁可放弃环保产品的研制。
表面上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在很多领域能够得到可靠的分析数据。但我们也发现，数字不一定就能解决我们的短视问题。比如：为什么现在西方国家选举出来的领袖越来越让人民失望？领袖的伟大就在于他的高瞻远瞩，而选民的意识常常很短视，如果这些政治人物把太多的精力用于民意调查和下一次选举，选民时时刻刻控制他的行为，那就是现代选票的悲哀。媒体号称无冕之王，而现代媒体的表现如何呢？看看那些主编吧，整天盯着收视率（电视）、发行量（报刊）、PV（网站）。如果观众喜欢什么，媒体就送上什么，那只能让整个传媒行业失去良知，越来越庸俗化、猎奇化。
工业革命距今只有200多年，从时间上看，这只是几代人的时间，只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的一小段。但从生产力看，最近的200年比人类以前所有生产的总和不知要大多少倍。以至于，我们的身体、价值观、生活方式等等，还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