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萌生写一本关于中国改革的书的念头是在十几年前，当时我接受邀请负责一个中国中组部培训中心组织的、为中国高级公务员所开设的、在欧洲和中国两地进行的培训项目。得益于我大量的阅读以及几次访华的经历，尤其是与许多知识渊博的中国官员和学者展开的多次讨论，我开始了解中国管理其现代化进程的严肃性和认真态度。同时，我对许多西方记者和学者等评论者所做出的非常偏执的批评感到相当惊讶。在此，只提及几本当时在西方出版的书：《未来与中国的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中国威胁论：中国如何瞄准美国》（The China Threat：How the PRC Targets America）和《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当然，由邓小平推动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还大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但是与此同时，改革也带来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发展问题，比如与日俱增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我想西方读者们迫切需要一个对中国改革过程和改革成果更加公平的分析。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胡鞍钢阅读了我这本书的手稿，并同意为我撰写序。伦敦和纽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 Publisher）在2010年出版了我的这本书，这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写出一本让那些西方和中国更具理性思考的读者们都能接受的书。更多的写作细节以及许多帮助过我的人均收录在本书英文版的前言中。在此，我想对中国的读者多说几句。
本书完成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年后，书中的主要结论之一就是：中国所采取的举措比西方的更有效、更具“人情味”。西方国家用尽一切办法拯救制造了金融危机的源头——银行，实际上，产生危机的更重要的根源是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包括私有化、放松管制、预算管制和紧缩措施，并伴随社会福利的削减。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后果就是，在所有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贫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官方数据表明，胡锦涛任国家主席时期的政策着重防止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包括个体之间及中国各省份、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些“以人为本”的发展政策涉及健康和教育、养老金、农村居民的福利、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四川省汶川地震后重建、节能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西部省份）和结构调整。此外，中国开始从由投资和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向依靠内需和创新的增长模式转变。换句话说，中国对这场危机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着眼于投资未来，西方国家则是向金融领域投资，而正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核心部门的金融引发了此次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4年之后，我在另一本书中，通过援引较新的数据，比较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过去40年的改革成果，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2西方世界仍被困于金融危机，贫富差距持续恶化；而贫富差距的扩大显然在中国已经得到遏制。此外，中国关闭了许多效率低下的污染企业，大力投资发展可再生能源，尽管环境损害仍然十分令人担忧。可以理解的是，即使中国领导人充分意识到经济快速发展对环境和公众健康所造成的损害，也不能大幅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许多中国民众尚未从改革中获益。但是，变革的方向已经确认。
最后，总体的经济数据十分清晰地表明，中国正在恢复其昔日世界强国的地位，这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领导集体一直追求的最终目标。我开始意识到中国正在重拾世界强国的地位，这要得益于我和之前的中国助手们所进行的关于在中国出现非政府组织（NGO）的研究。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就允许创建非政府组织，中国不仅向外国投资实行开放，还向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开放。而现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就是改革计划经济，转型市场机制，由此企业被施加了市场竞争的压力。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生存，意味着企业必须要高效和具有竞争力，即企业必须降低成本。为了帮助企业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决定免除企业以往所负担的社会功能，即除了为员工提供收入之外，还要为他们提供住宿、医疗、养老金和教育。但这些措施还不足以使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新逻辑。事实上，为了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企业不得不解雇大量员工。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个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去弥补企业退出社会保障领域的空白。现实状况是（这也是一种理想状态）：一方面，非政府组织（中方和外方皆有）的活动可以（实际上也做到了）提供急需的社会保障服务；另一方面，这也给政府建立一个成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争取了时间。而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政府也开始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开展了一些与社会服务无关的活动，至少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这些活动主要涉及传播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现在，干涉中国内政一直是一个在中国和西方关系中反复博弈的问题。为了理解中国对外国非政府组织的观点，我们有必要分析许多西方非政府组织在海外开展工作时的战略、动机和活动。
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开端之时，并且遍及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它们的活动通常遵循的理念是，它们有职责，甚至是国家使命，在世界各地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如自由市场、自由民主和自由贸易。中国不仅在过去遭受了来自西方的军事侵略，也见证了西方如何以自由民主为口号，干预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内政，例如东欧的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中国香港。因此，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流程来控制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这种做法可以理解。这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的一部分。当然，中国与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只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一部分，尽管它不应被低估。
事实上，西方非政府组织一直是西方战略的积极参与者，以那些妨碍西方国家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国家为对象，扰乱其社会秩序。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终极目标通常是激发一国的内部冲突，使倾向于“政权更迭”的外部势力的干预变得合理化，在其推动下所建立的新政府，通常会竭力满足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正如前不久在乌克兰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但是，为了对中国的战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需要考虑许多其他维度，比如中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所扮演的投资者的角色；中国在建造新的基础交通设施中所扮演的角色，即欧亚大陆上的货运铁路和管道；在其他大洲的类似活动，例如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最近在欧洲的投资活动；中国和许多国家通过互换双边协议，允许使用他国货币而非美元来支付交易的款项，从而增加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分量，降低了美元的重要性；中国还与多个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尤其是与俄罗斯签署了国际协议，建立金砖国家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尽管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但许多欧洲国家都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国。所有这些维度都应在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公布的“一带一路”战略上加以考量。最后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必须考量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利坚合众国的战略。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是世界公认的新型超级大国，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国际体系的新结构是将呈现两极化（中国和美国）还是多极化（中国、美国、欧洲，也许还包括印度和未来的非洲）。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在过去5年中谈判的两个贸易和投资领域的超级协议能否成功。当我写这篇中文版前言的时候，美国和欧盟仍在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进行谈判，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和几个远东国家（不含中国）之间的谈判已于2015年10月完成，正在等待潜在成员国政府的批准。这些协议的目的是建立两个自由贸易和投资区域，使在区域中经营的跨国公司可以自由投资，并且能够起诉那些已实施或有可能在未来实施的有损外国投资者利益之法律的政府。TTIP确定，将打造一个由9亿消费者构成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区域，包含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而TPP致力于创建一个由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主导的自由贸易区，这势必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这些协议体现了美国欲将欧洲整合进自身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明确意图（除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军事同盟之外），也体现了美国及其盟友想要孤立俄罗斯和中国的明确意图，它们迫使俄罗斯和中国接受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经济规则。假如中国向它们制定的战略妥协，就将成为众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员，中国的大型公司则会成为新的跨国公司。但它们是否仍然具备中国社会主义特色？还是成为我们今天在西方看到的那些企业一样——以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为目标，却给社会公平带来负面影响？正如法国谚语所说：“金钱没有臭味”，我想说的是，金钱也没有国籍。中国的跨国公司很可能将失去它们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所有公民公平享有经济繁荣的梦想就将烟消云散。中国的领导集体和中国人民将决定这个国家在未来的几十年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在我看来，如果中国想要保有其身份，应当关注以下建议（这些建议在本书正文中有所体现）：
1.进一步开放决策过程，使政府可以听取专家（国内和国际）、有组织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来自中国五大主要政治和行政组织层级中普通民众的意见，以形成政府的决策。
2.进一步发展“以人为本”的政策措施（特别是社会保障领域，即健康、就业、养老、住房、食品安全和公共服务），这将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尤其是减少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此外，“以人为本”的政策是有利于拉动内需的重要刺激因素，可以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
3.提高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幸福指数。
4.避免所有形式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坚持奉行中国实用主义。
5.保持政治对经济和经济主体的控制。如此，中国的资本家们才不会出现与西方同行们相似的行为，导致资本主义上层结构（金融行业）绑架国民经济及出现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
6.保持对银行和中央银行的控制。
7.促进发展“真正的市场”，即基于竞争和透明度的市场经济。
8.有必要规范市场，从而有效率地生产社会所需的产品。
9.明确生产角色。在市场无法生产社会所需的产品时替代市场的角色；由国有企业主导在中国经济中处于战略地位的部门，以及需要给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部门。
10.提高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以权衡建立政府与企业合作（PPP）的机会；提高地方政府管理与企业合作关系的能力。
11.进一步提高包括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效率。
12.进一步根除腐败、逃税和避税。
13.进一步制定减少污染及合理利用稀缺资源的政策措施。
14.继续发展和改善教育体系（义务教育应是免费的，高等教育应可负担）以及科学技术领域。
15.做好准备，在难以推进的国际事务上发挥领导作用，例如气候变化、国际金融、逃税避税，以及国际经济、金融和政治体系的必要改革。
16.继续奉行开放型的全球经济政策，但要实行有选择性的保护主义。
如果能成功接纳并实现上述建议，中国不仅将显著提升本国人民的福祉，也将为整个世界做出积极的贡献。然而，目前还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与意见领袖们曾多次争论这个议题。我可以给出的初步答案是，就目前来看似乎并不存在“中国模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也许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而是一个思维方式的持续变革，以及管理这个伟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鉴于中国所取得的成功和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失败，最后我想祝西方同仁们好运，并鼓励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持续改革的道路上高歌猛进。
注：本文摘自《走向繁荣的新长征》，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