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流派众多，方法各异，但它们的根本任务却殊途同归，即通过指导合理的资源配置来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在理论界，制度经济学一直被框定在非主流经济学的流派之中，因为作为主流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均从理性人这一假定出发，集中研究市场作为“无形之手”来配置经济资源的机理。事实上，制度经济学并没有放弃姑且称为主流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基本假定，它只是在此基础上把制度安排作为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引入到了人们趋利避害的理性抉择中来；而又反过来通过人们的抉择行为及其效果来考问制度安排的正当性及合理性，从而在追求增长效率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介入了伦理判断。当然，它认为仅仅将理性人限定在经济范畴之内是片面的，假如将“社会人”、“组织人”、“政治人”和“情感人”这些个体的属性悍然抽离出去，这自然会为经院主义的研究提供莫大的便利，各种看似科学主义的量化模型也因之大行其道，但由此演绎出来的结论则必然离实际渐行渐远。正是由于个体的多重属性，采用其中的任一维度来衡量人们的决策，往往得出其“有限理性”的结论。在方法论上，制度经济学摆脱了自然主义和抽象主义的窠臼，而着重从历史和当前的现实出发，聚焦于经济制度的规范性与经济决策中的国民性，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通过实证与对比来阐释二者之间的辩证与互动关系。它既丰富了主流经济学的内涵，又扩充了其外延。所以，相对于主流经济学而言，它虽然离经，但并未叛道。

希尔顿·鲁特所著的《资本与共谋》旨在运用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并结合对主要经济体发展现状的考察与对比，来全面剖析全球经济发展的政治逻辑，核心在于如何通过建立正当而合理的制度，将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可控的风险。该书开宗明义： “无论文化、宗教或国籍有何不同，人们都只愿意承担可控的风险。如果没有制度来减轻源自个体、社会和政治的不确定性，产品和服务市场就会缺乏深度、广度和流动性。”在断言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理性的前提下，他强调了制度对于经济决策和市场活力的巨大作用。

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希望对作用对象的反应以及自身未来的境遇建立某种预判，以此来决定其眼前的行为和努力的方向。作为社会化的成员，在行为与结果之间，在当前和未来之间，在自身与他人之间，制度化的规则是理性人形成逻辑推断过程中唯一可以信靠的决策条件。很简单，投资者需要预测回报的高低以及成功获得回报的概率，以此来决定是否投资、投多少资、投什么项目、多长时间回收以及与谁合作。

在制度层面上，信息的不对称，权利的不平等，构成了不确定性的两大渊薮。可以想见，这样的制度不可能实现经济要素的优化配置，因此也构成了一个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通俗来讲，不确定性意味着变数、不测或无常。如影随形的不确定性剥夺了决策优化的条件，故而会激发两种极端的行为：一种是铤而走险的冒进行为，一种是过度保守的避险行为。前者试图通过挑战现行的制度安排火中取栗，后者为了加大安全防护而放弃进取的机会。更为糟糕的是，两者都始终处于焦虑的状态，因为他们全然把自己的得失交给了命运，而非个体的努力和智慧。这种状态既不能让他们对未来建立合理的谋划和美好的憧憬，也不能滋润他们对于社会的感恩之心，长此以往，甚至为社会的动荡埋下火种。

明晰且稳定的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得以高效运转的基础，因此也构成了发达与落后经济体之间的分水岭。本书指出：“由于难以对风险进行量化评估和有序管理，产权的不确定性无法支持个体之间建立稳固的契约关系。”因此，包括股市在内的融资渠道不会关心企业的真实绩效和未来收益，市场交易也会因囿于熟人圈子而迅速遭遇扩张的瓶颈，放款需要索取足额的担保，贷款不得不对投机的高利贷敞开大门，凡此种种必然推高全社会的交易成本，致使能够创造丰厚回报但需要长线投资的新技术无人问津，于是也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遑论治理能力，巧妙地利用甚至制造不确定性却是独裁政府屡试不爽的法宝。将法规停留于空洞的政治口号，有利于当权者在实施过程中无限放大其自由裁量权，如此不仅能为自身创造更有利可图的寻租机会，而且有利于通过利益输送和政治分肥将一批曲意逢迎的亲信笼络在周围。如果只论眼前，能够赢得币重且言甘的双丰收，何乐而不为呢？殊不知，他们在竭力保留自身意志确定性的同时，却正在酝酿规模更大、势焰更加猛烈的不确定性。经济的低迷，贫富的分化，腐败的公行，反对党的攻击，选民的失信，债权国的压力，种种的社会弊端终将浮出水面，既而动摇独裁政府的根基。

鲁特作为乔治梅森大学政策及政府学院的教授，长期致力于国家发展领域的研究，其多部专著与多篇论文对于增长理论做出了显著贡献。他的《东亚奇迹的秘诀：创造可靠的共享增长》一书曾获得国际政治科学协会的年度最佳图书奖，2018年的新著《特权的基础：法国和英国旧政权下的市场政治基础》得到了出版界的广泛青睐，刚刚发表的论文《网状政权的稳定性和韧性：对比欧洲与中国》迅速得到了奥斯特姆奖的提名。其笔触简明扼要，直入主题，专注于客观事实的对比和严谨的逻辑推演，并不考究辞藻的华美和背景的铺陈。尤为可贵的是，他在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集团、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署以及经合组织等多个国际机构担任政策专家，并深入实地开展项目调研与政策咨询工作。切身的体验、现场的观察以及激烈的辩论不仅为其著作提供了翔实的一手养料，而且极大地拓宽了其国际视角。为适应不同层次的读者，他惯于不吝笔墨，采用庞大注脚和尾注的形式将许多关键的细节呈现出来。在态度上，他尽力避免先入为主的预设，而将更多主观判断和联想的空间留给读者。

该书历数了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以及拉美等许多国家在上个世纪末叶所经历的制度转型，无论是令人厌倦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模式、独裁或权贵政体，抑或是混乱的民主制度，转型固然点燃了希望，但新旧制度交替过程中所留出的空白却平添了更大的不确定性。正如鲁特教授所指出的：“在引入民主理念后，许多地区政府的行政有效性都降低了；因为他们无力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政策以维系包容发展的传统。民选领导为树立个人权威而破坏行政机构的公正性，法治建设的进步也难抵官僚机构的低效。”

以市场为轴心的主流经济学已然枝繁叶茂，以制度为变量的制度经济学，从凡勃伦的股份资本论、加尔布雷思的产权制度变迁论、科斯的交易成本论，直至诺斯所集大成的制度变迁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也形成了完备的体系。然而，对于制度如何实现良性的转型，由于变量过于复杂，且无时不处于混沌的涌动之中，公认的理论迄今尚属阙如。对于明智的改革者来说，在没有找到完美的制度之前，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尚未具备充分的韧性之前，在摸索中前进，在试错中成长，这种渐进式的改革要优于颠覆性的革命。中国过去40年的制度变迁所取得的成就印证了这一观点的有效性。这种做法其实与哈耶克将制度变迁视为自然演进的动态过程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既然信息和知识始终是有限的，人类不可能先验地设计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因此他提倡将生物学中的进化论引入制度变迁的分析之中，于是进一步巩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反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虽然时急时缓，甚至不乏左右摇摆，但其足迹无疑是在不断纳入国际要素的背景之下，通过自上而下地放松管制来释放市场主体的能动性，朝着新自由主义的方向迈进的。

在具有类似禀赋的国家当中，为什么有的江河日下，有的实现了赫然的腾飞？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制度竞争的结果，因为是制度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正是在这一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经过40年的励精图治，中国才走上了富民强国的康庄大道。

林毅夫提出了“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这一既正确又华丽的制度经济学理念，并用“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来说明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但可惜的是，他只是讲“两者应该各自发挥应有的作用”，却并没有进一步厘清二者之间的边界以及各自“应有”的结构。不过，这的确为新一代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课题。至于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结合错综的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在加入“公正的法制和活跃的公民社会”，那会令更多的学者感到望洋兴叹。

与晦涩的经济理论不同，鲁特的著作给读者呈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画面。不过，若与作者在诸多观点上建立同步的共鸣，仍然需要读者陷入更加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