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中国一直对外闭关锁国, 于内讧乱扰攘, 史学家将见证又一文明古国的衰落; 假如中国急于事功, 模仿苏联的休克疗法, 实施颠覆性的改革,泱泱华夏仍将沸反盈天, 朋党林立, 寡头横暴征利, 贪贿公行, 剧作家乐得采撷丰饶的素材予以揶揄讥诽; 再或中国合盘西化, 舶来民主, 放任市场,西方政治经济学家虽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但谁人能有足够的智慧为其指点江山, 确保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均衡发展呢? 难道有着类似封建历史和庞大人口的邻国印度就是他们为中国力荐的楷模吗? 殊不知, 世界银行的数据已经显示, 就在1978年中国改革初始之时, 中印两国的GDP尚且不分伯仲, 而光阴荏苒, 历经近四十载国家的励精图治, 人民的奋发图强, 中国卓然跨入了持续高增长的轨道, 2016 年已领先于印度5倍之遥。这起码让两类从事转型研究的经济学派百思不得其解, 一类属于宏观经济学派, 另一类属于制度经济学派。其实, 二者为转型政策开具的处方不外乎: 私有化, 自由化, 对外开放, 体制改革, 依法治国, 技术外溢, 等等。
在经济转型问题上, 宏观经济学派将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 强调通过结构调整来对冲周期性危机, 以放松管制后的自由市场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及持续增长, 因此往往诋斥政府在经济规划、产业布局、基建投资以及企业所有制中发挥的主导作用。显而易见, 中国对这样的发展战略一直保持质疑的态度。首先制度经济学派会质疑, 如果制度安排偏离了广为认同的公理，则社会势必乖舛跌生, 政策改革无异于图托空言。平心而论, 为了自圆其说,那些程式化的经济理论都必定以建立超脱现实的假定为前提, 并且在复杂的现实当中抽离出为数有限的变量, 然后便可套用计量模型予以对比评说。分析过程是通过对比找出现行实践和所谓的最佳模式之间的差距, 然后建议在要素配置或制度设计方面进行补苴罅漏。他们往往信誓旦旦, 坚称如果一切都按照其框定的模型运转, 那么转型中的市场就能尘埃落定, 大致接近其他成功经济体的模样。这种强加于人的方法为中国的体制改革设定了一个目标———将其转变成为与其他西方国家相似的市场经济体。
中国的改革家虽然对各种治理和经济理论采取了包容的态度, 甚至鼓励中外学者百家争鸣以便择善而从, 但他们深知，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可以指导中国进行转型。照搬西方的教训殷鉴不远, 推翻封建帝制并剪掉辫子的民国时代, 选举制、总统府、内阁制、参众两院, 各色民主建制一应俱全, 但结果依然是军阀势力和阴鸷权奸横行朝野, 假托民主之名争相为民做主。20世纪七八十年代, 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黄花凋零, 而作为其中一员的中国, 在经历了40 年的改革开放后, 不仅走出了百业凋敝、积贫积弱的窘境, 而且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中国把邓小平崇奉为改革的总设计师, 并将其言论和做法总结成“邓小平理论” 写进了宪法, 但即使是他本人也承认改革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模式。不过,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一点, 那就是“实事求是” 以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没有简单照搬西方模式, 因为他们更加了解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和差异, 所以能够从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作为出发点, 务实地迎接更好的明天。他们认定, 改革必须顾及所有参与者的承受能力, 只能渐进推进, 由点及面, 贪功冒进势必会适得其反。中国的改革家以遵循常理和实干精神回答了制度经济学派通常忽略的一个问题: 在基础能力尚且处于低位的情况下, 工业化将如何实现? 换言之,面对羸弱不堪的生产力和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 遽然的结构转型和制度变革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管子曰: 治国之道, 必先富民。果敢的领导者不会坐等万事俱备而贻误时机, 而是把经济改革视为一个循序渐进、不断试错的过程。不少人将如今的贫富分化归咎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指导思想, 这种说法失之偏颇, 因为公允的评价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 也忽视了改革家的初衷。改革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来注入新的动力机制, 希冀先富起来的人能够带动后进的人, 最终共同创造一个繁荣而公平的社会。但是, “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的台湾和香港通过推行市场经济和参与全球分工而迅速跻身亚洲“四小龙” 之列, 而与之隔岸相望的深圳当时还是一个人口不过3 万的小乡镇, 如此巨大的反差足以令当时的中国领导者痛心疾首; 而更为严峻的是, 以安徽省小岗村为代表的大量人民公社的农民还在流离乞讨, 广大市民仍然依靠各种票证维持最基本的生计。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之下, 任何的改变都意味着改善。但是, 面对意识形态上的巨大惯性, 特别是在取得成效之前, 改变不仅需要打破僵局的勇气, 而至关重要的是, 需要在各种势力当中展示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正所谓, 民不可与虑始, 而可与乐成。因此, 程序是次要的, 因为过程是难以预料的, 而关键在于结果。国之将兴, 必听于民。他们期望以经济增长为先导, 以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动力, 缓缓牵动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
物有本末, 事有终始; 知所先后, 则近道矣。在法制建设领域, 与其搭建浩繁的法制体系, 还不如首开商业之条规, 以应市场及契约所亟需。全面创设比肩西方的法治环境, 绝非一代人所能完成的现实目标。况且, 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 并未合盘照搬或嫁接西方的理论和模式, 而是建立了一种兼收并蓄的混合体制, 因为他们一方面必须正视本国的历史和现实, 另一方面要在既定的全球贸易体系中寻找发展机遇。他们无意引进资本主义, 也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 而是要在风云变幻中力挽狂澜于即倒, 复苏中国经济。他们没有冒进速成, 而是适时调整了自身的定位, 重新回溯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同时又扩大了社会主义的概念内涵, 以顺理成章地接纳和资本主义相通的市场经济。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前进, 1992 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
在此方面, 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没有旧例可循, 其结构是通过多种势力的交互博弈逐步演化而成的, 类似于19 世纪英国的维多利亚工业经济。这种前进的步伐和节奏仍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每一项新的举措都可能引发新的变化,在百端待举中激起意想不到的波澜。饶有意思的是, 中国成功之路恰恰在于其领导层没有固守既定章法。唯有通权达变, 才能与民更始, 除旧布新。他们激活了僵化的计划经济机制, 而他们最大的优势在于实事求是。这体现了先哲孔子的智慧: 道不远人, 人之为道而远人, 不可以为道。而且, 道家的阴阳互生、并行不悖的思想以及深入人心的辩证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以及混合经济之类的概念, 深刻印证了中国特有的哲学思辨。相对主义, 而非绝对主义; 实用主义, 而非经院主义; 功利主义, 而非平等主义; 渐进主义, 而非激进主义……在两相对比当中, 中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初见成效的改革进入一个当今学者号称的正态反馈回路。决策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动员全国上下解放思想, 突破剩余价值论, 为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盈利行为赋予了合法性; 为劳动力大军的市场化就业体系确立了框架;土地包产到户, 工厂承包经营, 城市住房商品化, 绩效工资制, 种种举措均突出了一个极其明确的目标: 解放“无形之手”, 奠定市场经济的基石。
在运用市场的分配原则解决了人民普遍的温饱之后, 消除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仅仅依靠价格改革来消除“剪刀差” 或者由中央进行补贴或转移支付, 很难实现根本性的改观。在美国, 林肯为了解放南方的劳动力, 使之进入北方勃兴的制造业, 不惜以发动内战为代价。而中国则只需一声令下, 鼓励农村人口外出务工, 调动亿万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和沿海地区, 就收到了一举多得的功效: 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 商业制造取得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农民工带回家乡的不仅是额外的收入, 而且是信息、技能和创业的机会。中国遵循了效率优于公平的原则, 没有阻止劳动力资源的流动, 而且使其流动更具有明确的经济性。
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没有向西方国家或国际组织求援。领导层一旦认定了需要达成的目标, 他们便千方百计, 根据自身实际的社会能力来制定解决方案。在全球经济中抓住机遇, 起点永远是自身现有的能力。这使中国得以摆脱国际社会的指手画脚, 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道路。转型过程既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 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空想, 而是超越了支撑这两种模式的机械主义观念———经济是一个可以规划和控制的实体。他们对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忠告一笑置之, 认为市场和国家的界限不必畛域分明。改革的进程是一种在黑暗中的摸索, 按照邓小平的原话, 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没有现成的制度可以模仿。与其图费口舌, 争论究竟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非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 即“ 三个有利于”: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改革方法和目标被写进了1999 年的中国宪法, 称作“邓小平理论”。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一个关键在于, 邓小平允许一些地方或行业先行先试，在取得成功经验之后,总结成一种模式向全国推广。不同的模式可以在多个地方或行业同时试验,允许在试错和实践中探索。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方法有利于调动市场的力量来加速转型。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 合作社以及之后的人民公社构成了农村的主要生产方式。改革之初, 国家并没有立即取消上缴公粮的额度, 而是允许家庭留存或销售剩余的产品, 于是在保障国家粮食储备的前提下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不到两年的时间, 农业生产激增, 公社体制下罕见的瓜果蔬菜在全国范围内铺满了路旁和街边的小店。
中国没有急于通过私有化来大面积地消灭公共企业, 而是将其由国营变成了国有, 逐步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开来, 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并鼓励部分国有企业通过上市变为公共公司, 从而接受机构及股民的监管。与此同时, 改革开放形成了三股经济力量———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交相竞争的格局。实践证明, 贴近市场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蓬勃发展起来, 它们的地位也由国民经济的补充上升到了国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做法容忍了意识形态的惯性, 因而避免了大举私有化带来的社会震荡和政治风险, 降低了改革成本, 实现了改革的平滑过渡。
另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是乡镇企业的发展, 这是一种集体所有制经济实体, 它对于解决社会基层就业和制造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显然是一种明智的创举, 因为在转型的过程中, 由于中央政府控制的资产比例在逐步下降, 税基也相应地收缩。将基层的社会服务职能交给乡镇企业, 政府不仅减少了财政支出, 而且为这些企业增添了市场活力。在计划经济时代, 中国的生产性功能采用了单位的组织方式, 管理者无须关心市场和利润, 工人端着“铁饭碗”, 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乡镇企业就是这些基层生产单位走向公司化的雏形,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最初的公共功能和地方政府对管理的参与逐步淡化, 乡镇企业也彻底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如今, 乡镇企业这个名称渐趋退出了历史舞台, 它们要么发展成像海尔一样的大型上市公司, 要么在发展中被一些中外大公司兼并重组。
尽管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公司化经济实体, 但政府从企业征收的税收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 左右, 远远低于美国, 仅相当于法国和瑞典的一半。实际上, 政府通过征税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低于任何西方的市场经济体。
另外一种有别于西方教科书的做法加速了中国的转型: 土地政策。土地的所有权始终掌握在政府手里, 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允许农民和地产开发商按照一定的期限向政府租用。如此一来, 政府保持了支配土地的灵活性,避免与所有者陷入旷日持久的谈判, 可以随时为了全局发展的战略目的征用或收回, 用于开辟工业园区或者修筑高速公路等, 这是中国得以在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突飞猛进的一个重要优势。当然, 地权的不确定性也刺激了农民急功近利的行为, 过度地施用农药和化肥不仅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而且也破坏了土壤的肥力; 野蛮拆迁加剧了民众与地方政府的矛盾, 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不能正确履责, 且缺乏与民众的沟通能力, 这构成了激化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改革时常因不够放开而招致诟病。批评家指出, 改革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型, 而且, 一旦社会剩余有所积累, 既得利益集团则会挟私掣肘, 阻挠改革进程。中国的决策者遇到的问题都是无章可循的。一切从实际出发, 兼收并蓄的做法更有利于减轻改革的阻力。随着改革的推进, 他们开始认识到, 市场经济原本就没有固定的模式, 它并不完美, 但很有用。时移势易, 体制和机制等解决问题的手段必须与时俱进, 在不断摸索中创新。即使初步的改革方案已经出台, 也不妨因地制宜, 随时进行结构深化, 再以优化的版本进入二次试验, 直到形成更加完备的体系。另外, 指责中国改革发展毫无规划是缺乏根据的。最为明显的, 虽然中国政府每五年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属于计划经济的遗产, 但中国的领导者能够吐故纳新,不断充实和更新内容, 不仅为今后五年的发展指明方向, 而且设立了诸多切实可行的量化指标。当然, 在执行过程中, 期待中国的政策具有很强的可预见性, 也是不现实的。
在上述所有的举措中, 中国的转型过程超越了传统的设计思路。政治领导人首先坦承, 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 他们没有任何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由此需要边改革边试错, 抱残守缺是绝无出路的, 巨大的转变势在必行, 不能刻舟求剑, 让旧的期待、标准和习惯束缚住手脚。在走向现代化的征程中,他们不愿意重蹈教条主义的覆辙。在强烈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 他们实事求是, 不盲目接受未经检验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 领导者并没有偏离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在1937 年发表的著名的《实践论》中指出: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 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 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 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这种形式, 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 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2
纵观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 会发现: 这些国家普遍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困局。疾风骤雨式的改革可以瞬间破坏一切旧制, 令人振奋一时, 但在全新的制度建立之前, 难免造成扤陧
难抚的乱局改革过于缓慢, 则会陷入左支右绌的泥潭, 改革者往往陷入骑虎难下的困境。苏联的解体成就了寡头的垄断, 市场改革背离了理想的轨道, 导致国力一蹶不振; 精英集团滋扰改革进程的问题在中国亦愈演愈烈, 庞大的政府机构体系控制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大型国有企业的内部人特权成为低效和腐败的渊薮。但是, 中国的改革步伐不能简单地用激进或渐进来形容。它如何绕过了这种两难的陷阱呢? 孟子曰:上下交争利而国危。市场导向的改革之所以能够不断推进, 主要原因在于改革者调动了正和博弈的动力机制, 使每一轮改革都能在政治上与关键的角色保持一致, 在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同时, 地方政府的利益也得到了增进。企业承包机制活跃了市场, 提高了企业效益; 税收包干模式划定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分利界限, 既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又确保了中央可预见的收入。总之, 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村的生产单位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
改革之路重峦叠嶂, 每一轮改革都意味着一次利益再分配。值得注意的是, 改革派当获得了自己期望的利益之后, 往往会变成保守派, 成为下一轮改革的拦路虎。然而, 在大势所趋之下, 改革者代代辈出, 整个社会结构得以递相演进。持续的改革使政策得以保持在良性循环之内, 遏制了利益集团的干扰。当然, 其破坏性一直不容小觑。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八轮谈判中,中国的产业代表担忧行将遭遇“与狼共舞” 的厄运, 期待得到政府保护。结果证明, 那些政府过度保护的产业, 由于缺乏国际竞争的压力, 如今大多成为去产能的主要对象。相反, 服装纺织业、家用电器行业, 开放最早且最为彻底, 政府甚至率先撤销了主管的行政机构, 而如今却能称雄全球市场。
在深化改革中, 市场标准日趋应用于衡量国有部门的表现。为私营部门提供更大的自主权来适应市场需求, 使得国家主导的改革过程更加向市场化开放。私营部门对市场做出的适应性反应, 以及国有部门难以跟随市场的发展, 使得政府要求国有部门进一步提高效率。只要私有部门的绩效持续高于国有部门, 国有部门的压力就会不断增加, 去适应、改革和改善生产效率,并开辟新市场。促使国有企业接受市场经济的考验, 落后的企业将被市场竞争所淘汰。可见, 最根本的是市场竞争, 而非所有制形式。
彼得森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 Nicholas Lardy) 认为, 国有部门在经济中的占比继续下降。在许多行业, 私营企业凭借其能够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 获得更高的资产收益率而占据市场; 私营企业也是城市就业的主要来源以及出口的重要贡献者。另外, 自2006 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把许多知名企业家吸收到党内, 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自身调整, 以适应私营商业利益不断上升的政治环境(Lardy, 2014)。
今天, 随着中国“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 私营部门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机动灵活, 实绩继续令国有部门的表现相形见绌。在2015 年的对外投资中,包括金融和非金融类, 非国有企业已达到总额的65. 3%, 非国有企业在全球购并中达到了总额的75. 6%。截至2015 年末, 在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中,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几乎平分秋色, 分别为49. 6% 和50. 4%, 而且民营企业较上年提高了3. 2%。
将中国的经济模式指称为“威权资本主义” 或“ 国家资本主义” 都不确切。在“有为的政府” 和“有效的市场” 这两类经济学家眼中水火不容的力量之间, 其领导者要掌控某种协同或者均衡。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若能以鲜活的案例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 中国将有望重新书写全球化的新篇章。既然像中国这样非西方化的社会能够植入市场经济并获益良多, 将这一逻辑推演开来, 它也可以同样适用于印度或越南。更进一步, 中国的样板有望扩展市场经济的文化多样性。
对于中国来说，拓展对外贸易是其国内经济扩张的必然结果, 也是检验其自身体制、资源和社会能力的必要手段。打开了一个机会, 另一个机会便接踵而至, 有些汇入了熟悉的格局, 有些则生成了全新的组合。中国人适应环境的能力令人击节称赏, 依靠敏锐的嗅觉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他们往往能主动抓住市场机遇, 填补空白。根据全球经济的结构和总体变化调整自身的步骤, 又为全球经济创造了新的景象。随着中国与全球的交融日深, 其内在的创新和改革过程将引领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疆域。其他国家很可能接纳并仿效中国的政策, 将其经验变成全球治理的新的经验来源。
中国人的原创能力尚未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但他们承接技术转移, 并将之放大生产和应用的能力却令世界叹为观止。如今, 他们已经不甘心模仿西方的技术, 为了弥补其原创能力的不足, 他们干脆在欧美直接收购有前途的业务部门和研发团队。“中国制造2025” 这一强国战略直接对标德国的工业4. 0, 提出了“ 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西方世界为之喜忧参半, 它一方面为西方企业参与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商机, 但另一方面也激起了行将被赶超的忧虑。这一次, 中国提出的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而是以实力和眼界为基础的行动纲领。
中国的领导人希望在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 引领全球技术的扩散, 但是他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 网络化的全球经济改变了基于威权的动力机制。所以, 依靠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很难适应新的形势, 将会与诸多稍纵即逝的机遇失之交臂。在一个互联互通的全球经济中, 每一次互联性的增强, 都会带来新的改变。随着全球经济总体格局的改变, 他们必须建立一套新的反应机制。每一个问题和解决方案都要求中国经济体制结构形成新的组合, 决策者别无选择, 必须持续适应在其参与下并行演进的格局。市场通过自组织形成的格局不会听命于权力, 也难以预测。我们仅能预见全球经济将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计划者带来各种惊讶, 试图依靠权力将经济发展模式纳入稳健可控的体系之中, 有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复杂现象。在开放之初, 包括中国的领导人在内, 谁能预料经济会保持三十年接近双位数的增长率? 改革和增长绝非是一帆风顺的, 往往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方今的世界是否也和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形类似呢? 人人都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而希望变化, 但不清楚将走向何方。中国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曾有一句千古绝唱: 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但在当今这个扁平、透明、交织和相互依赖的世界里, “身在最高层” 意味着高屋建瓴的视野和心系天下的胸怀, 而非高高在上的权柄, 任何以先进国家或者圣君自诩而追求集权控制的企图, 都将属于倒行逆施的徒劳, 因为历史的长河虽然蜿蜒曲折, 但从来不会逆流而上。
注：1 本文摘自《国家发展动力》，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9月出版。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