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德·德莱斯:世界超隐秘情报机构
中国道路研究出版中心
2019年05月09日

江湖上一直流传着情报界“四大门派”——克格勃(KGB),中情局(CIA),军情六局(MI6)和摩萨德(以色列情报及特别行动局)的传说。多少经典的荧幕故事都脱胎于“四大门派”之间的“恩怨情仇”,主角们传奇的经历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过,还有一位山外之人,它低调、隐秘,却手眼通天。

“查无此局”

在美国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 马里兰州一片森林的中心地带, 一座“情报之城” 藏身于米德堡的西边,它占地数百公顷,林立着数十座建筑物,这里隐居着本文的主角——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

1952 年11 月4 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裁撤了武装部队安全局, 组建了国家安全局。新成立的NSA属机密单位,在暗战前沿,密码技术超前,大权在握,享有超乎其他情报机构的地位。但它行事却异常低调,情报界人士戏称NSA 为“查无此局” (No Such Agency)。

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是“一套班子,三块牌子”。虽然名义上它是国防部下属的一个部门,但实际上则是一个直属于总统,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情报的组织,在美国政府每天收到的秘密情报中,几乎近90%都是由NSA提供的,因此该局也有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机构之称。

不同于中央情报局名声在外, NSA在整个冷战时期都不为公众所知, 但其实它的雇员更多, 预算更高, 而斩获的情报也更多,可以说是美国保密等级最高的超级情报机构,也是美国所有情报部门的中枢。

NSA结构图

情报系统的数据向来不为人知, 自称“无可奉告局”的NSA更是如此。关于该局的预算规模, 外界仅能凭几点信息推算个大概。

2016 年, NSA总监詹姆斯·克拉珀以国家情报计划的名义, 提交了539亿美元的预算申请, 而国防部以军事情报计划为由又为其申报了179亿美元的预算(也就是说NSA一家的预算就是全美34家情报机构的3倍之多)。

估算NSA实际雇员人数也并非易事。据2013年美国预算草案透漏出的数据得知,NSA拥有雇员约有2.1万人。仅就在编人数而言,NSA相当于美国其他15家情报机构人员的总和。

监听,一直是NSA的老本行。为了达到侦听世界的目的,NSA不惜成本地将自己打造成世界上雇佣国别专家、人工智能专家、计算机工程师和数学家最多的情报单位。

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爱国者法案》,这个法案打着反恐的大旗,将监听范围大大扩展。虽然在“斯诺登事件”后,参议院在2015年通过了《美国自由法案》,但美国政府仅仅是对美国境内的信息收集进行了约束, 对NSA在国外开展的监视行动继续放任无视。这也让NSA的权力大到几乎可以摆脱任何规章的约束。

监听整个地球

NSA的秘密一直被精心守护着, 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公众的好奇心, 但这个秘密被爱德华·斯诺登“粗暴地”揭开了。

据斯诺登提供的资料,NSA是一个全球监视系统的主导者, 且是数据挖掘方面最领先的组织之一。该局拦截了大量的电话数据和电子邮件, 监视了“数千万美国人”。

为达成该目的, 它向AT&T、威瑞森、贝尔南方(Bell South) 等美国大型电话运营商寻求合作, 向这些公司施压, 要求它们最大限度地转发途经美国的通信数据。

监听器下无盟友,监控器前都平等,最亲密的盟友也没能躲过绰号“大耳朵” (big ears) 的“梯队系统”。数十个国家受到大规模监控, 法国、巴西、印度、德国等盟国也未能躲过美国的“隔墙有耳”。比如, 美国始终监视着英国这个“最亲密”盟友的通信——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一直在收集着伦敦白厅街的数据,而白厅街是英国众多军政部门的所在地。

美国“监控门”事件引发“海啸”,华盛顿民众走向美国国会,对NSA的监控行为表示抗议

2013 年10 月, 欧洲乃至国际舞台的紧张氛围因一份2006年备忘录的曝光而升级。该备忘录明确提到, NSA的情报部要求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等政府机构挖掘各自的通讯录, 向其提供外国政要的电话号码。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等35 位政要受到了来自NSA的系统性监听。默克尔总理对自己私人电话被窃听十余年一事深感震怒, 《南德意志报》一篇文章的标题——《好友冰凉的心》很能说明德国人心里的不是滋味。

默克尔是手机控,攻击德国总理的手机就像攻击德国政治心脏

根据斯诺登泄露的信息, 中国通信系统也受到美国的监视。NSA曾渗透到中国大型科技公司的总部计算机系统, 并窃听其公司高层信息。2013 年6 月, 中国大唐和中兴等公司发现,NSA入侵他们的互联网路由器并访问了数千台电脑。不久之后, 中国移动(7. 35 亿用户)、中国联通(2. 58 亿用户)和中国电信(1. 72 亿用户)获悉, NSA监听了他们的电话通信并窃取了短信数据。

一直以来, 中国常常被美国指责开展网络间谍活动, 而美国则公开宣称不搜集经济情报,俨然一副受害者形象, 而斯诺登事件及其后续一连串的曝光,使山姆大叔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瞬间崩塌。

美国在监视整个世界,敌友均不例外。

数字暗战

爱德华·斯诺登入侵了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系统, 并在两位严谨的职业记者协助下, 将窃取的信息公之于世,使得世人终于认识到了这个行动不受限制、透明度几乎为零的监控系统。

全世界人民一片惊愕, 他们没想到美国的监视规模竟是如此庞大, 更没想到自己也是目标之一。战场已经蔓延到网络空间,MSA处于暗战的最前沿,“斯诺登事件”并未使其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质疑。NSA在国际通信传输基础设施上安装监听设备, 将经由网络传输的信息引向自己的存储站点, 收集互联网公司和电话运营商提供的用户信息。人们发现监视项目无处不在, 它们吞噬着海量的数据和元数据, 然后加以存储、揉碎分析。

德国《明镜》周刊网站的短片显示,美国在全球约80个地点设有特殊情报搜集部,香港、北京、上海、成都与台北也在其中。

“大规模”和“无针对性”数据收集,也称为“钓鱼式”数据采集,是指大量采集数据, 然后手动或自动搜索和检查可能相关或有用的信息。NSA主要采取两种技术操作:一是监控基础设施(上游监听系统);二是直接从运营商的服务器上收集数据(“棱镜”监听系统)。

与上游监控系统相比,“棱镜”计划更像是巨大的下游数据收集系统。它通过与联邦调查局合作, 进行实时监控和采集网络电话(IP) 语音信息。“棱镜” 监听计划直接从9 家美国科技公司的服务器上收集数据。这些公司或是自愿或是被迫, 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脸书、网络聊天服务软件PalTalk 、视频网络YouTube、通信软件Skype、美国在线和苹果公司。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是目标, 所有的手段都可以利用, 包括在最不起眼的产品上动手脚, 如魔兽世界或Xbox Live 等网络游戏。NSA可以访问联系人列表、通话记录、短信流、短信草稿, 以及IOS、安卓、蓝莓等移动平台的定位数据,只有你没想到的,没有他们监控不到的。

除大规模监视方法外, 国家安全局还采取黑客手段, 开展“计算机网络刺探”,侵入并在运营商的计算机系统中植入恶意软件, 从而提取大量数据。

在这点上,比利时电信事件堪称教学案例。NSA和英国情报部门联手, 以监视欧洲乃至全球时局为目标在比利时电信(Belgacom)的系统中植入恶意软件。2013 年6 月, 这个恶意软件被识别出来,但此前,比利时电信公司对用户系统被入侵一事毫不知情,要知道,这家比利时最大电信运营商的用户包括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等重要机构。

2014 年秋, 恶意软件已经感染了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墨西哥、爱尔兰和伊朗的企业、行政部门和研究机构。根据斯诺登泄露的文件, 美英情报部门使用了一种极其复杂的恶意软件——“雷金” (Regin),“雷金” 伪装成微软软件, 对受感染的系统实施高级网络攻击并窃取数据。

霸权而偏执的NSA除了监听手机外,当然也不能放过社交网络。它每天兢兢业业地在全球范围内拦截近50 亿个社交网络上的地理位置数据。要知道,全球约有69 亿移动手机用户, 约30 亿人连接互联网。NSA的机器人、存储器和分析软件面对如此庞杂的连接与通信, 需要处理的字节数量简直无法估量。

每天进行这么多的信号情报收集、数据挖掘、监视、侦察、分析和反情报系统, 当然也需要越来越强大的计算机。于是,NSA与能源部联合创建了一个研究中心———先进架构研究所。自2012 年以来, 这个研究所一直是具有惊人计算能力“泰坦” 超级计算机的所在地。不过在2013 年, 中国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 打败“泰坦” 成为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网络刺探,狩猎黑客,窃取数据,战场已经蔓延至网络空间,NSA有一群逐渐深入“无声战争”战场的网络战士,为了打赢未来的数字战争,不断武装自我,希望控制第五个空间——网络空间。然后日子不再如过去一样容易, 斯诺登事件后,它再也无法在暗处悄然发展壮大。

斯诺登事件将作为一场危机被情报界的历史记录, 但也仅是其中的一场而已。

NSA身披坚硬的铠甲, 它是美国政府的武器, 其存在的必要性并未受到美国民众的质疑。自1952年成立至今,60多年来,NSA为美国军政部门的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此期间,NSA参与了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战争及打击“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等重大行动。

但这样一个权力滔天的情报机构如果失控会怎么样呢?且不说NSA的政治目的,就说其实它是由机器大军统治的,在NSA里,人工智能优于人类智慧。随着NSA的发展壮大,“技术奇点”或许将不是一个空想。人类社会是否已做好接受这一事实的准备?

注:本文摘编自《美国国家安全局》,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3月出版,熊文芳摘编,刊发于《经济导刊》2019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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