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没有听过父亲母亲讲任何与他们工作相关的事，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在我看来，父亲就是父亲，他关爱我们，我们尊敬他，这就够了。他在“外面”是什么，并不重要。

直到我上小学四年级的那个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带我去钓鱼台——那时候的钓鱼台国宾馆刚刚建成没有多久，有点像干部俱乐部的性质，并不像今天这样警卫森严。在那里小剧场看演出的休息间隙，我穿过长长的走廊去理发室找我母亲，回剧场的途中在一个大厅里见到了正跟邓妈妈邓颖超学做健身体操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看到我，挥手制止了要带我出去的警卫，走过来亲切地问我父亲是谁，我这个小毛丫头嗫嚅着不肯说父亲名讳，反而愣头愣脑地对总理说，反正你也不认识他。总理笑了，说，那你说出来看看嘛。我很不情愿地吭哧着说，他姓熊。没想到总理一下子就说出了父亲的名字：噢，熊向晖，我认识他。我当时非常意外，不明白总理怎么会认识我心目中很平凡的父亲。过后问母亲，她只是笑，也没有解释。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和周总理的关系，早在抗战初期就开始了。他解放前做地下工作，解放后做外交工作，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周总理是父亲最崇敬的人之一。父亲对毛主席，对陈毅、叶剑英等几位老帅，也非常崇敬。

出于这种崇敬之心，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去世之后，党史部门、党史刊物约请父亲写文章回忆纪念他们时，父亲都是欣然动笔。原题为《于细微处见精神》的《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一文，就是1987年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约，为他们编辑出版的《不尽的思念》一书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父亲的纪念文章，既有鲜为人知的详实史料，又有真实生动的朴实叙述，不仅向他约稿的党史工作者，而且那些健在的当事人都非常认可父亲的那些回忆。

为纪念周总理去世15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再次向父亲约稿，并特别希望他写一写周恩来对我党隐蔽战线的领导。于是，父亲写了《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1991年1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开始连载，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15周年当天，《人民日报》以《周总理的魅力》为题以整版篇幅摘要发表，并在头版刊登编者按介绍，说这“是对周总理在抗战期间文韬武略、大智大勇的回忆文章”。之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其单行本。1999年，党史出版社将《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和父亲在此前此后十多年发表的其他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父亲的文章，首先是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和他亲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除了《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和《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收录在本书中的《毛泽东主席与“小国弱国人民会议”》、《毛泽东向蒙哥马利谈“继承人”》等文，都是史料性极强又非常生动的回忆文章。特别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则是以事件亲历者的身份首次再现了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老帅在重大战略上的高瞻远瞩，协助毛泽东主席做出重大战略决策，最终导致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解冻。

父亲的另一些文章，则是基于对一些史实陈述误读的纠偏或对一些不实陈述的纠错。比如《关于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总理握手的问题》，就是针对曾经广为流传的一个误解而写的。那个传言造成了一种印象，就是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总理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手去，但是杜勒斯拒绝和他相握。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读，因为熟谙外交礼仪的周恩来总理根本不可能这样冒失。而这件事又不能简单地以“子虚乌有”来说明没有这样的事。亲身参加过那次日内瓦会议的父亲引用了大量的公开资料，讲清楚了此事的来龙去脉。

再有一些文章，就是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如《“乒乓外交”史话》，对于当时有关这一历史事件的文章或著作触及到却未有答案的一些问题，有根有据地做出了说明。

在将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父亲有很多独特的经历。除了地下十二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5年受周总理指派联手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助理在香港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1969年为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担任秘书、1971年到1972年全程参加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的接待工作、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代表首次参加联大，还有1962年和1972年先后出使英国和墨西哥……甚至还戏剧性地在毛泽东主席判断林彪问题的“九一三事件”，以及1976年华国锋、叶剑英领导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小小配角，这都有很精彩的故事。

遗憾的是，父亲始终未能写出一部他所经历的历史的完整回忆录。一是他身体越来越力不从心。他年轻时就患过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晚年又患过膀胱癌、前列腺癌、颈椎骨刺增生压迫脊髓，直到最后罹患肺癌，每年几次住院。二是他太认真，对写作的要求特别是史实的核实几近严苛，这不仅影响写作速度，而且也很难找到他合意的助手。我不能给父亲当助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我不够严谨。三是由于他这种认真严谨，他容不得重要党史文章的一点失实之处，发现了就要写文章指出，这也花费了他很多精力。我曾经劝他写自己的文章，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那些错误。但是他觉得，扫伪打假，正本清源，是非常重要的事。我感觉这有如历史学党史学的一种基本建设，这些文章与父亲的其他文章一样，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种更可宝贵的严谨治学态度。我曾听不止一位当年主席和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父亲写的文章最真实，最可信。

也是父亲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让他有了好几位党史研究的忘年交。有的是他给别人纠错，别人虚怀若谷地登门求教，有的是别人发现了他行文中的错处，向他指正。父亲对这些同样表现出严谨治学态度的后生晚辈非常欣赏。他们其中的一位就是本书初版的责任编辑傅颐。我觉得傅颐当初的认真编辑给这本书的再版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特此向她表示感谢。

这本书以前都是在党史出版社出的。合同到期后，另有一家出版社希望我给他们出，他们的编辑还告诉我，父亲这本书“不是畅销书，但是长销书”。但是大约是人事更迭的原因，再版此书的事情不了了之。可是“长销”的话却被他不幸而言中，一直不断有人在寻购此书。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父亲离休前最后供职的单位，中信出版社也是很优秀的出版社。感谢出版社的副总编季红，非常认真地审校了全部书稿，接下了再版此书的工作。可是我事先完全没有想到，一本曾经由中共党史出版社编辑并几度再版的书，在没有什么内容增减的情况下重新再版，居然花费了两年多的功夫，其中艰辛，很难想象。为此，我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季红老师的坚持、坚韧和认真。

父亲虽然没有写过完整的回忆录，但是这些文章，不仅是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共产党人智慧英勇雄才大略的真实记录，也反映了父亲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熊向晖著，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4月出版。

本文摘编自《听父亲讲那过去的故事》，《经济导刊》2017年5月刊。

熊蕾，熊向晖之女，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