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从一位世界500强企业的CEO口中听到“from east to west”是在五年前。 彼时，Mitch Barn刚升任尼尔森全球首席执行官不久，在接受我的独家采访时他提到，从西学东渐到东学西渐，这是近年来全球化的重要转向，而他本人的职业路径也完美诠释了这一趋势。

从2008年到2011年，Mitch一直是尼尔森中国区的总裁。他强调这段“中国经验”让他受益匪浅，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也至关重要。这三年的履历不仅让他更好的理解了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也让他具备了更全面的战略视角，无论是从西方看东方亦或是从东方看西方。

2018年春节，我在微信上收到了Mitch从美国发来的节日祝福, 这多少让我有点意外。而他后来的继任者David Kenny在中国第一次见到我时，并没有像其他的企业高管那样和媒体交换名片，而是娴熟的拿起手机和我互加微信。

David说他用微信已经有好一阵子了，而且他见中国客户也一般是先加微信而不是交换名片。更让我惊讶的是，这位现任尼尔森全球总裁早在十年前就已经使用过腾讯的即时交流工具QQ。虽然这和他当时的工作相关，但他对中国科技的了解程度着实让我吃惊。

From West to East, then East to West。越来越多的外企高管都有了这方面的深刻体会：无论是在产品设计，人员培训甚至是在技术研发方面，很多欧美在华企业早已逐步走上了东学西渐之路，甚至外企高管在中国的历练也已成为其回国后进一步晋升的必备条件。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都折射出建国7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而这一轮“东学西渐”应该归功于中国这些年不断的创新和自我超越。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

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创造历史性机遇，催生智能制造、“互联网+”、分享经济等新科技、新经济、新业态，蕴含巨大商机。

2016年"两会"期间，“新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提升中国产业结构与增强经济竞争力的题中之义。近年来，新经济因素成果逐步显现，正接过发展的“接力棒”，引领中国经济驶向新航道。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双重驱动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稳步健康增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科研人员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对外投资第二大国。移动通信、现代核电、载人航天、量子科学、深海探测、超级计算等领域取得重大科技成果。”9月24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如是说。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一千多年前，外国使节、传教士和商人沿着海陆两条丝绸之路陆续把中国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科学技术传往西方，之后又逐步深入到文化、哲学和中国社会制度的理性思考，为欧洲中世纪末期的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条件。而随后明末清初和晚清民初两个时期的“西学东渐”则加速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在这场循环往复的东西方文化技术交汇和融合过程中，占主动的都是国力强盛的一方。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现如今的中国正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更应发扬“有容乃大”的气魄，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只要对我们有利，我们就吸收。海纳百川才成就了中国文化之大，而在经济领域，我们也一样要秉承这样的精神。

党的十八大奠定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而这个格局将会推动中国经济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逐步成为世界现代化的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19 年中国将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 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将从过去四十年的要素流量型的开放转变为制度规则型的开放，在与主要西方国家的有效互动中，拓展对外开放的新局面。我们要用更大的开放来应对贸易摩擦，而不是固步自封。封闭曾是中国最大的痛点，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让我们更清醒的认识到只有开放才能使我们进步。

而面对更为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们更要时刻警醒，居安思危。这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未雨绸缪，也关乎精神文化层面的共建。19世纪初，英国著名哲学家G. Lowes Dickinson在他的中国旅行随笔《A Sacred Mountain》（指泰山）中提到“数百年前，他们在尚未高度富足的物质基础上建立了伟大的文化上层建筑。西方人则在重建物质文明的同时毁坏了上层建筑 ...... 西方总是大谈启蒙中国，而我愿中国也能启迪西方。”彼时，仍是西强我弱，Dickinson尚能发出这样的感慨。如今，中国早已今非昔比，但我们仍需时时自省，牢记初心。

以史为鉴，以史为师，方能走的更为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