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与七十年代初期，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比较差，再加上交通不便、经济拮据，一般来说是小病自己想办法、大病找赤脚医生，除非万不得已才去医院。因此，我家里有一个常备30种左右中草药的药篮，遇到伤风感冒、咳嗽气喘、头痛目赤、中暑发热、肠胃岔气、便秘腹泻之类的病症，基本上都能自行解决，疗效绝对不会比现在的化学药物差。有一次我的手臂被割破，皮开、肉裂、血涌，但仅用苎麻花一味草药外敷，没过几天就好了。若遇到小瘟小疫的时候，家里的长辈会立即用我们客家人所独特的水香来防治。即将温开水倒入带有斜形齿槽的研钵中，然后取出檀香和白芷在砵中研磨成混悬状的液体，直接喝了下去。每天喝一次，连续数天，基本上不会染病。但现在还有人用吗？你还敢用吗？首先是西粉们不会认可，再则也没有人来提倡居家必备的中医药篮、药盒。难道自然的、传统的就是落后吗？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反思。因此，我对中医的发展趋势和出路提出以下几条看法：
(一)全力加强中医教育国家队的建设
在我国“985”、“211”、“双一流”高校中，北京中医药大学是唯一的“211”和“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高校，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直属于教育部管理，是全国中医药院校中唯一的“国家队”。但作为国家最高中医学府。目前亟待解决有三大问题：第一，尽快列入“国家一流大学”的建设；第二，尽快组建国家级中医药学重点实验室；第三，尽快将“北京中医药大学”更名为“中国中医药大学”，这在对外中医教育与传播中尤为重要。
(二)在科研领域突出中医的特色
目前，中医的财政拨款还不到西医的20%，中医的科研体系完全照搬西医的模式（循证研究、动物实验），纯中医特色的研究项目几乎无法立项。因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的中医立项标准应当姓“中”，不要成为“第二西医基金”或“西医特色的中医”。同时，投放给中医的课题经费从不到西医20%（如果扣除“挂中名卖西药”的项目，估计还不到10%）提升到50%至60%。在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项目中，增设中医专项，与文、史、哲等保持同一的水平线上。
(三)鼓励多学科研究中医
让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流人才进入中医科研领域，为中医再造辉煌、全面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现代物理、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物候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为中医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我们在保持中医特色的基础上，一定要用好用足现代科学手段，西医有的我们也可以有，西医没有的我们更应该有，如人体的信息、能量、气场、磁场、量子力学等理论都可以作为诠释中医的重要科学手段。我要再重申一句：现代科学不是西医的专利，中医也有发展进步的权利。
(四)建立中医分级分类管理的体制和机制
对于体制内的中医来说，按照规范化的制度来管理没有错，否则就容易造成管理失控。但对于民间中医来说，那就大错特错了。赤脚医生的历史经验，对于民间医生来说可以参考和借鉴。即对于民间医生（或称为草药医生），特别是拥有一技之长的民间医生，可以在限定从业地点、限定临床专业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培训（3-6个月）、考核发证，不要把闭卷考试作为发证必备的条件。记得在30多年前，我见到一位治疗足底鸡眼的民间医生，一刀下去，不到1分钟，就将影响行走多年的鸡眼彻底挖掉，费用仅为人民币5角。这些人没有多少高深的理论基础，但都是在基层摸爬滚打干出来的，实战经验十分丰富。现在长了鸡眼，需要到手术室做无菌手术，还要做一系列的辅助检查，没有几百元肯定下不来。因此，对于具有一技之长的民间医生，建议要爱护、要保护、要继承、要创新。
(五)建立非盈利的大型中医公立医院是当务之急
现在很多的中医医院，有60%或者更多的医疗收入靠西医的项目。造成这样的囧象，除了中医项目的收费普遍偏低之外，许多中医仪器、中医疗法、中医制剂（常用有30多种）都没有使用、或者说不被使用（虽然疗效确切，但因为不会创造效益而被排弃）。为了中医的战略发展，建议国家建立一定数量的大型非盈利中医公立医院。为什么说是大型？因为没有没有一定的空间和规模，中医的优势和特色很难全面发挥出来。只有拥有1000张以上的床位和数以千计的中医特色诊疗项目，中医的优势才能全面体现出来。建立一所非盈利的大型中医公立医院，可能要花费十几个亿，但却可以为国家节约几百亿、甚至几千亿元的费用。这笔账孰重孰轻？明白人一算便知。如根据网络的信息，治愈一例重症新冠肺炎，西医需要40多万元、而中医仅需要5000多元。
(六)要发展广义的中医
除了民间中医之外，如佛医、道医、民族医等都有很多疗效显著的治疗方法和特色方药，我们也应该摒弃偏见、放下傲慢，兼容并蓄地让其为我所用，并将之不断发扬光大。我们做了大量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的人类医药文明宝藏。我们往往对佛、道的医学及其特有的诊疗方法讳莫如深，但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我认为不应该设置学术的禁区。
(五)要建立中医的家庭用药方案
应该从国家的层面或者行业的层面，建立家庭中医药用方案，每个家庭常备30种左右的中药（包括药食两用）和20种左右的中成药，在小感自治、遇急自救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在这次的新冠肺炎流行中，如果在暂时无法住院、多日无药可服的情况下，喝几味中药汤液或中成药，就有可能为生存留下了救命的窗口。
(七)中医是深蓝文明的典范
有一些内流河，成之于雪山，消失在沙漠，天生注定与江海无缘。如果用之来形容古埃及、古罗马和古巴比伦的医学，应该说是比较合适和贴切。但对于中医来说则不同。为什么呢？因为中医有如万里长江，容纳了无数的涓涓细流，聚集成浩浩荡荡的磅礴气势，最后融入到浩瀚的海洋之中。我认为，中医是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医药学，他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融合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医药技术、医药科学和医药文化，她是传统的、更是世界的。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医学就传到了西亚、北亚、东北亚和东南亚，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医药学的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到了唐宋时期，除了影响上述的地区之外，中医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更广阔的海外疆域。应该说，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中国医药以最大的半径延伸到世界各地。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认识中医对世界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可以说，中医是我国深蓝文明的典范。
但从明朝中叶开始，我国实行了严厉的海禁，甚至提出“不让一块木板入海”、“留船不留头”。由于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致使我国与海外在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沟通和交流长期停滞不前，甚至有很多人连外国人的长相都弄不明白。直到鸦片战争惨败之后，我国的有识之士才开始睁眼看世界，才意识到我们在科学技术领域已经明显落后于西方。这时候，由于受到列强的打击和压制，致使中医自身的发展十分缓慢，中医向外传播也明显放慢了脚步。这是当时国力衰弱的综合结果，并非是中医自身的过错。古往今来，医学外交是十分重要的外交手段之一，有时能够达到政治外交无法达到的政治目的。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医和、医缓在为秦国的名医常出使到其他诸侯国家，并在病因的分析、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传递政府希望转达是信息，从而为国家的政治服务。在现代的国际交往中，中医也曾多次扮演和平的天使。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中医科学院著名专家岳美中教授曾被派遣到印尼为苏加诺总统治疗疾病。改革开放以来，中医及针灸在亚洲、美洲、非洲、欧洲等世界各地日益受到重视，有关国外元首、政府官员接受中医治疗、并取得良好疗效的报道也越来越多。
俗话说“弱国无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医在我国长期得不到重视、中医在海外长期受到限制，中医从业人员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宣扬他们的价值观念，将医药学作为打开中国门户的先锋。
如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但由于长期存在重商贸轻文化的现象，致使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相对滞后，由此也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做了好事不被理解，捐助了巨资没有音讯等等。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国际援助掷地有声？怎样才能让世界各国了解和认识中华文化？我认为，中医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中医是传播中国价值观念的重要手段、中医是保障人类健康重要方法。因此，中医不仅仅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而且也是世界性的医学。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医是深蓝文明的典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晴雨表和温度计。中医全面走向全世界之日，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
（作者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