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多年学习工作的关系。我接触过不少大科学家，耳濡目染，颇受教益。有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专注学术研究，在专业上有很深的造诣。有的正直率真，一贯讲真话实话，从不违心迎合领导，有时甚至会让不懂行的领导下不来台。有的睿智风趣，举重若轻，几句话就能直击要害，令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有的初心不改，耄耋之年还时刻想着为社会多做些贡献。前几天，参加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周俊院士的遗体告别仪式，与同事们回忆起今年元月专家座谈会上老先生的发言，不胜唏嘘。放假期间，静下心来，把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的几位科学家的轶事整理几则，谨表敬忱。
“今天，我用两个小时时间，把同学们带到世界核物理科学的最前沿。”
80年代初，我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学专业读本科，李政道先生到北大做的一次讲座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那天，阶梯大教室挤满了人。李政道先生走上讲台，教室里掌声雷动。“同学们好！今天，我用两个小时时间，把同学们带到世界核物理科学的最前沿。你们要知道，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正在研究哪些科学问题……”。李政道先生以这一开场白开始了他的演讲。两个小时间，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30多年过去了，李政道先生讲的具体内容我早已完全记不得了，但对这一开场白我却记忆犹新。因为，它给我的冲击太大了，以至于30多年来，我与朋友聊天时多次提及此事。那时，我已经在北大学习近四年，马上要毕业了，整天上课、做习题、考试，但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世界上顶尖的核科学家正在研究哪些难题。似乎上大学只是在学习各种知识，应付各门考试，可以说是疲于应付，了无意趣。不知道为什么学习，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学习就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因而也就缺乏内在的动力。当时我心里想：完了，大学这四年算是白过了。听完讲座，神思恍惚地往宿舍走，心里充满了挫败感，甚至暗自埋怨教过我们的老师们。如果入学时听到这个讲座。或者如果入学时有老师这样提出问题，说不定会激发起我钻研核科学的强大动力，而不是像实际发生的这样：本专业的事情学得稀里糊涂，没有兴趣，经常想换专业，整天读闲书踢足球，甚至睡懒觉逃课。我想，教育大师与一般教书匠的最大区别也许就在于：大师不仅可以指引学习研究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可以激发学生学习钻研的兴趣与热情，而一般教书匠则只是传授知识，应付差事，最可悲的甚至是让学生们逐渐对学习丧失了兴趣。这是教育最大的失败。记得有句名言说，教育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诚哉此言。可惜的是，能感悟到这一道理的人太少了。
这次讲座中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李政道先生演讲中需要使用投影，当投影幕布缓缓降下展开时突然被卡住了，工作人员忙前忙后急得冒汗，现场气氛十分尴尬。李政道先生很淡定，似乎漫不经心地说，“不光是北大教学设备会出问题，我在美国演讲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最后投影幕降还是降下来了，不过把我挡在幕后面了。”现场哄堂大笑。
“千污染，万污染，污染了长江是第一污染。”
刚参加工作时，我曾参加国家科委核安全立法方面的课题研究。当时的国家核安全局设在国家科委，著名的核化工专家姜圣阶先生曾担任首任国家核安全局局长。姜老早年为我国化肥工业、硫酸工业做出过突出贡献，后调任二机部，直接组织我国军用生产堆和后处理厂建设和运行，为我国两弹事业创立了卓越功勋。作为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老专家，姜老对我们年轻同志十分客气，很关心。有时开会时遇到，我们也喜欢围着姜老说这说那。
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年底的一次专家会。与会许多专家发言后，主持人请姜老讲话。当时，姜老年事已高，但发言时仍中气十足。“千污染，万污染，污染了长江是第一污染。”姜老认真分析了某核工厂储存的大量放射性废液的情况和存在的风险，郑重地建议，要把放射性废液处理处置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尽快固化处置。当时，我还没有去过这家核工厂，但看老先生严肃的神情、郑重的态度，顿觉肃然。姜老发言时慷慨激昂的语气和严肃忧虑的表情，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几天之后，我忽然听到噩耗，说姜老在去四川出差时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这次会议竟是我见到姜老的最后一面。
若干年后，我担任国防科工局系统工程二司司长时，全力推进这家核工厂的放射性废液处理处置。“千污染，万污染，污染了长江是第一污染。”姜老充满忧患的声音不时在我耳边回响。
“那就先假设我们有尚方宝剑！”
彭士禄先生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总师，曾任二机部、六机部副部长，是我国核工业界的传奇人物。他是我党早期著名领袖、“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烈士之子，年轻时被送往苏联学习。在我国原子能事业开创之初，彭德怀元帅访问苏联时看望彭士禄，希望他改学国家需要的核专业。彭士禄先生遂决意改学核专业，回国后即投身于我国核潜艇研制事业之中。在核工业界，彭士禄先生素有“彭拍板”的雅号。在核潜艇研制过程中遇到过许多技术难题，有时技术人员们会莫衷一是，难以统一意见。困难之中，往往是彭士禄先生力排众议拍板决策。这种拍板，既需要对复杂技术问题深刻准确的把握，更需要敢冒风险勇于担当的勇气和责任心。难能可贵的是，实践充分证明，彭士禄先生的果断拍板决策是正确的。比如，当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陆上模式堆刚刚建成进行临界试验，尚缺乏实际运行经验之时，彭士禄先生根据自己对技术的把握和判断，果断拍板决策直接上艇。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于1970年成功下水，证明了彭士禄先生这一决策的正确。
90年前后我们曾承担海军某部门的研究课题，彭士禄先生当时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一次专家委员会会议上，我汇报了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和工作建议，彭士禄先生问还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我回答说，为确保监督的有效性，监督部门必须要能够独立行使监督权。彭士禄先生随即问该部门领导，是否具备这些必要的权力？该部门领导表示，级别低的部门监督级别高的单位，客观上可能有些难度。彭老十分干脆地讲，“”那就先假设我们有尚方宝剑！否则条例不用搞了，监督也就没有意义了。本课题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我心下暗暗赞叹，果然是“彭拍板”，真是名不虚传。
彭老爱喝酒，但是酒量不大，往往几杯下肚就有醉意了。记得有一次陪彭部长去青岛基地，司令员政委请吃饭，开始没上酒，老爷子半天不动筷子，后来上酒后才谈笑风生，但很快就醉意朦胧，步履蹒跚了。很多同事说，彭老酒后好说话，往往什么都答应。办公厅领导安排工作人员陪同彭部长出差时，经常要叮嘱，要记清楚彭部长是喝酒之前还是喝酒之后表的态，喝酒前表的态，回来要落实，喝酒后表的态，就不用管了。还有一种说法，去别人家登门拜年，主人往往让请客人喝茶，到彭部长家拜年，彭部长会直接给客人倒几杯白酒，请客人喝完再走。
老爷子年事已高，长期住院。去年过年时，有朋友转发了老爷子给大家拜年的视频。衷心祝福老爷子健康长寿！
“还是干专业工作好。”
赵仁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核动力专家，中科院、工程院双院士，为我国海军核潜艇研制和核电站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我在核工业工作期间，曾有幸与先生多次接触，先生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渊博深邃的专业学识、严谨务实的学风、谦恭和蔼的性格，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88年，我参与海军某课题组研究工作，第一次见到先生。当时，先生兼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带着起草的课题报告初稿去拜访先生。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第一次去拜见知名大科学家，心里难免有些忐忑。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亲自给我倒茶。让我大为吃惊的是，先生居然称我老董。“老董，报告我看了，很不错。有几点意见，不一定对，供你参考。”先生拿出报告稿，我看到上面有不少圈圈点点，看来是认真审阅过的。先生的分析深入浅出，很容易让人接受和信服；有的方面我作些解释，先生觉得有道理，就直接用笔把自己写的修改意见勾掉了。个把小时讨论下来，真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得到先生认可，很是高兴，骑自行车回研究所的路上，觉得天格外清爽，路边的树格外绿。
开始是因为做课题，后来我调机关政研室工作，有机会多次与赵仁恺先生接触。1988年乐山会议，1990年武汉会议，1998年科技委会议，每次都能从先生那里学到不少知识。1998年我调任国防科工委，先在政策法规司，后在办公厅，十年间，与核工业联系少了，也就没有机会再拜访。
最后一次见到赵仁恺先生是在2009年。当时我已调任国防科工局系统工程二司司长，直接联系核工业。去参加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2009年的工作会议，坐在主席台上，忽然看到先生坐在轮椅上参会，很认真地听报告。中间休会时，我赶过去跟先生打招呼，问候先生。先生看到我很高兴，连声说，你干二司这个工作好，又可以直接搞核专业工作了。“还是干专业工作好。”我从先生这句话中听出了很多感慨。那时，先生已经八十六岁，多年不见，虽然明显衰老了，但精神依然很好，脑子很清楚。离开会场后，我兴奋地与年轻同事谈起当年跟先生出差、开会的往事。
“要是能再活一两年，我想研制一种农民用得起的流感疫苗。”
周俊院士是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他是我国植物资源和植物化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去年，我刚到云南省科技厅工作时，春节前陪省委组织部领导去给院士专家拜年，才第一次认识周俊先生。记得寒暄告别之时，老先生忽然拿出几片纸，说这是他写的关于红楼梦与普洱茶的小文章，看找哪个刊物发表一下。过去一年间，老先生参加过科技厅组织的几次会议，发言都很直率，有啥说啥。今年1月14日，我组织召开高层次人才迎新春座谈会，周俊先生全程参加了会议，很认真地听我介绍全省科技工作情况和下一步打算，其他专家发言时，他还不时插话。当刚评选为中科院院士的郝小江同志发言时，周俊老先生还打趣他，“他老是埋怨我没让他拿博士，我没让他拿土博士，我让他拿的是洋博士啊！”我请周俊老先生发言，他先是对云南有的学者写文章说云南人最早饮茶表示不以为然，他说史书上有明文记载，是成都最早喝茶，后来他又抱怨昆明北市区街上的书报亭没了，报纸买不到了，新华书店也没了。最后，老先生很认真的说，“我老了，干不动了，为国家干了62年了，该做的我都做了，要是还能再活一两年，我想研制一种农民用得起的流感疫苗。”语气庄重，令人动容。大家纷纷说老先生一定会健康长寿，这份心愿一定能实现。我给老先生送上慰问金，与老先生握手告别，感觉老先生的手很凉。
3月27日，得知老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给中科院昆明分院院长周杰打电话询问后事安排，周杰说老先生的遗愿是一切从简。周一上午，我来到西郊殡仪馆参加老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由于是疫情防控时期，严格控制参加人数，但云南科技界各单位领导，老先生的同事、弟子、朋友还是来了近百人。仪式很简朴，但庄严肃穆，许多中央领导和省领导都送了花圈。植物所的朋友讲，先生住院半个多月，所领导来探视时，对植物所的工作，老先生还讲了半个多小时，精神状态很好，没想到，那天之后便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现在回头去看，竟是回光返照了。我回忆起一月座谈会上先生的发言，大家都不胜感慨。先生的儿子致答谢词时说，自他记事之日起，先生的身体就一直不大好，但先生正直开朗乐观，家里人称之为“老顽童”，一家人共享天伦，其乐融融。先生享年89岁，或许得益于其性格的乐观和对事业追求的执着。我与周俊先生接触不多，但对此言深以为信。对于那些正直、乐观、纯净，只求为社会多做些贡献的灵魂，上天或许也会给予更多的眷顾吧！
启智为师，修德为范。在这个标题党盛行、浮泛喧嚣的自媒体时代，衷心希望这些老科学家身上所展现的科学家精神和人品风范可以为我们的社会注入一股久违的清风，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