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一位老人的身边，握着他枯槁的手，听他用我不太能听得懂的乡音讲述自己的故事。他就这样说着，而我就这样倾听着，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来到中国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陪伴那些我无法拯救的人，为了与他们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这些人大多因为患癌症而不得不面对死亡，除此之外，贫穷也是其中很多人面临的现实问题之一。”

作为一名外国专家、在山西阳泉友爱医院工作了七年之久的美国人梅学良（Eric Miller）在自己的笔记中写到。

现年52岁的梅学良1968年11月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从小热爱中国文化的他，1988年来到大连外国语学院学习汉语，之后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生于1976年的李若霞是山西寿阳县人，1999年本科学业，2001年在北京一家国际学校工作期间，认识了自己未来的丈夫梅学良，“我们同时在国际学校工作，梅是主管，我是项目助理。”李若霞说。

两个不同国籍的人，从相识到相恋，相互倾慕，结为伉俪，“2004年3月20日，我和梅在美国耶鲁大学结婚；2009年，我在美国完成硕士学业，从事慈善和社区服务工作。”李若霞告诉记者。

而认识自己的老乡、山西阳泉友爱医院院长李有全则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据了解，2010年，适逢美国友爱会创立100周年，李有全负责在阳泉牵头组织友爱会百年庆典，李若霞则带领美国友爱会总部的两位代表到自己的家乡参加庆典活动。

2020年6月11日，梅学良（Eric Miller）（中）与妻子李若霞（左）一起与癌症晚期患者练习八段锦。中国日报记者 魏晓昊摄

2012年，李有全到美国考察，他看出李若霞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便极力鼓动她和丈夫梅学良回国，到阳泉发展。其实李若霞也早有心思，阳泉距离她的老家寿阳不到50公里，在外漂泊了多少年，她很想和父母离得近一点。

事实上，作为山西最小的地级市，阳泉充其量是一个“五线城市”。而抛弃美国优美的环境和优越的生活，到阳泉定居，多少让人感觉有点不可思议，而李若霞和梅学良却做得很干脆，义无反顾。

“这是梅对我的极大支持，他不仅深深爱着我，也爱着中国的每一个地方。”李若霞说。

据了解，梅学良博士是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是“中国老年医学”。来华之前，曾在耶鲁大学医学院负责老年病学项目，并在美国多所知名研究机构任职，著作颇丰。

为了完成自己的研究方向，梅学良曾在山东邹平县马庄村进行了一年之久的考察，见证了中国农村变迁的进程，并且发表了多篇有关中国农村奔小康的调研报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梅学良表示，中国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老年病学是一张白纸，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研究老年病学之路很有必要。

梅学良的观点与阳泉友爱医院院长李有全的思考深度契合。2013年，阳泉友爱医院特聘梅学良博士为研究中国老年病学的顾问。

由梅学良牵头指导，阳泉友爱医院从美国引进了“居家临终关怀”医疗照护项目，“起点很高，充分接轨国际成熟经验，梅学良多次成功邀请美国专家来院指导工作。”李有全说。

2020年6月11日，梅学良（Eric Miller）（中）与妻子李若霞（左）探望癌症晚期患者。中国日报记者 魏晓昊摄

据梅学良反映，刚开始在阳泉，临终关怀不大被人们所接受。能够接受的多是一些家庭贫困、无力医治的人。

“即使是不治之症，也要拼尽全力，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这是中国人普遍的做法。”

“最后的结果是人财两空，许多家庭因病至穷，因病返贫。”梅学良说。

“我的工作是希望那些患了不治之症的癌症病人，不要进行过度治疗，不要把钱花在手术上。我不想看到他们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痛苦不堪的样子，我希望他们回到家庭，有亲人陪伴，度过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

梅学良说，目前在友爱医院，他接触到的癌症晚期病人一年有近百人，能够认识并接受临终关怀的有十几位，而心甘情愿购买服务的只有一位，是阳泉本地人，这位60岁的女性患者去年刚刚离世。

而让他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一位叫吴桂贤的老太太，平定县张庄镇桃叶坡村人，虽然因卵巢癌于2018年1月8日不幸去世，但老人生前最为欣慰的是，能够在友爱医院和一名外国人成为朋友，引以为荣，经常向村里人“炫耀”。

梅学良、李若霞夫妇回忆，他们常常带着饭去病房和老人一起吃，老人的儿女送来饺子，也叫他们一起分享。

“我感到我的工作最大的价值就是，患者安详地去世之后，家属向我表示感谢。”梅学良告诉记者，据一位在三甲医院工作了近30年的大夫讲，他送走无以数计的癌症病人，很少有家属因他的辛勤付出而表示感谢，而来到友爱医院工作之后，表示感谢的事例已不鲜见。

2020年6月10日，梅学良（Eric Miller）（右）下班后去接练习艺术体操的女儿Jojo回家。中国日报记者 魏晓昊摄

梅学良认为，临终关怀这一新生事物并非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即使在世界最发达的美国，40年前就出现了临终关怀，现在还有人不大接受。反而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例如蒙古国，临终关怀不仅起步早，而且发展势头也不错。

因此梅学良对比较贫困的家庭推广临终关怀充满信心。

“每当我看到病人在痛苦中挣扎，看到家属在为到底什么是正确的选择而煎熬，看到医生在进行根本没有任何效果的治疗时，我都希望人们可以更快接受临终关怀这个概念，这样才能够缩短他们的煎熬。与此同时，将临终关怀‘本土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课题。在中国，我们并不是代替家属照顾病人，而是为家属提供必要的支持来帮助他们更好地照顾自己的亲人，真正地孝顺父母。我们还希望可以提供家庭护理，因为家庭护理可以节省开支,减轻很多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很符合中国的孝道。但遗憾的是，目前政策还不支持我们的这一想法。”

梅学良所说的“政策”主要针对医保，他打个比方：一个癌症患者如果住院进行化疗，即使花5万元也能够享受医保报销，而在自己的家里，假如用于临终关怀，就是3000元也报不了。

“另一方面，中国人还是习惯于先到医院治疗，再痛苦，也要熬到最后。”梅学良认为，对于有些身患不治之症的患者，特别是贫困家庭的患者，希望最好不要在医院进行过度治疗，而应选择留在家里进行康复治疗。

“还有，家属刻意向患者隐瞒病情，至死都不让患者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梅学良说，他认识一位69岁的男性患者，姓江，患了贲门癌。他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但家人就是不说，弄得病人情绪很不稳定，和家人的关系也十分紧张。梅学良表示，遇到这种情况，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其实让患者知道自己的病情，然后进行心里抚导，这样更好。”梅学良说，在美国，向患者隐瞒病情，法律上是不允许的。中国人重视生，而不想说死，这就是中美文化的差异。他希望中国人将来能够接受这方面的教育，要正确面对死亡。

“刚开始可能会哭，但会走得很安详。”

“还有一个难点是，中国人对癌症病人不喜欢用麻药来缓解疼痛。”

在阳泉友爱医院，梅学良担任医院教科研主任，妻子李若霞则创建了阳泉市友爱照护中心，他们夫妻二人携起手来，共同为癌症患者、特别是贫困患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为了缓解患者的疼痛，由梅学良牵头，为友爱医院培养止疼医生，2019年，友爱医院疼痛科被列为一级学科；

据了解，2018年，阳泉友爱医院在全国率先注册成立“临终关怀科”。目前在中国，临终关怀试点已经发展到差不多20家。

“在友爱医院，临终关怀分工很细，有社工、心理、悲痛辅导、志愿者、护工、护士、医生等等。”梅学良告诉记者，友爱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不只是会看病、会护理，他们更懂得做患者的精神抚慰工作。

2020年6月11日，梅学良（Eric Miller）（右）与妻子李若霞在家中准备午餐。中国日报记者 魏晓昊摄

据李有全介绍，7年来，梅学良在引进专家、引进项目、促进中外医学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引进外国专家达十几人，光2019年就有4位，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香港。

梅学良的工作得到了国家和省市外专局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他领取了我国最高级别“A”类经济类外国专家证件。梅学良表示，地方政府和阳泉市民对他工作的认可给了他很大鼓励，他打算这辈子扎根阳泉。

“像我这样的人，放在北上广那样的大城市可能作用不大，但在阳泉这样的小城市却非常需要。”梅学良最后坦言。

关于作者：孙瑞生，中国日报山西记者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