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沃尔玛什么时候有了良知?”《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在2019年以赞许的口吻在其头条文章标题里提出的这个问题，也许会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坟墓里翻身。《纽约时报杂志》——9月13日是其50周年纪念日——上曾刊登一篇里程碑意义的文章里，这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经济学家试图从文章的第一段将任何有关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撕得粉碎。就业?歧视?污染?他宣称，这不过是一句“口头禅”。只有商人才要承担责任。在他看来，作为管理人员，他们唯一的目标是为企业的所有者服务，而后者一般都希望在遵守社会基本规则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赚钱。在商业编年史上，很难找到比之更有力的开篇段落。

很难找到一个比沃尔玛更好的例子来体现它们。在弗里德曼的文章发表的那一年，沃尔玛在证券市场上市，从山姆•沃尔顿家乡的杂货店变成了“本顿维尔的野兽”，以低价、压榨供应商和粗暴的员工管理而闻名。它的股东们像强盗一样横行霸道;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它的股价膨胀了2000多倍，相比之下，大公司的标准普尔500指数涨了31倍。但近年来，该公司变得成熟起来。现在它在绿色能源和同性恋权利方面出类拔萃。前不久，首席执行官董明伦(Doug McMillon)停止一些部分枪支弹药的销售，并游说政府加强枪支管控，并很快得到了《波士顿环球报》的致敬。今年，他成为了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的主席——该会议由美国商界领袖组成，宣称要放弃弗里德曼的股东至上主义，转而以客户、员工等为优先。

因各党派对性别、种族和收入不平等等不一致而导致美国四分五裂的情况下，这种“利益相关者主义”大行其道。但也受到阻力。为了庆祝弗里德曼的论文发表50周年，他的母校芝加哥大学在布斯商学院举办了一个在线论坛，弗里德曼信仰人在论坛上辩称，给企业负责人太多的自由可能会让利益相关者的事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他们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在不赋予高管神一般权力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平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弗里德曼称之为集“立法者、执行人和法学家”于一身)。有用的是，一些人提供了数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从沃尔玛的禁售枪支弹药开始——这是让美国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沃尔玛将禁售行为描述为纯粹的安全措施，但游说团体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表示，这些措施是为了迎合“反枪支精英”，并预计消费者会抵制沃尔玛。事实上，一些人确实这么做了。圣路易斯大学(Saint Louis University)的马库斯·佩因特(Marcus Painter)利用智能手机上的数据计算禁售前后的客流量。他发现，与竞争对手相比，在共和党势力强大的地区，沃尔玛门店的平均月客流量下降了10%；在民主党势力强大的地区，涨幅高达3.4%。此外，共和党的抵制行为似乎持续了数月。

沃尔玛的立场有助于赢得了新的(或许更富有的)消费者，甚至可能使他们的利润以及股东受益。然而，这也表明，在日益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下，对某一利益相关者有利的东西，可能对另一利益相关者不利。无论是俄克拉何马州的基督教工艺品连锁店Hobby Lobby以宗教理由拒绝为员工提供避孕保险，还是耐克支持一名美国足球运动员抗议警察暴行的决定，利益相关者总是会以代表他们来反对既成事实的事。还有更多司空见惯的权衡。通用汽车的股东兼雇员可能想要更高的薪水，而不是更高的利润；在控制污染上花一美元，在工人再培训上可能会少花一美元。不过，衡量不同群体的成本和收益充满了困难。

一些企业负责人声称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并渴望赢得公众的赞扬，以及安抚政客。但哈佛法学院的卢西安•贝布查克(Lucian Bebchuk)、考比•卡斯蒂尔(Kobi Kastiel)和罗伯托•塔拉里塔(Roberto Tallarita)认为，他们都是虚伪的管理者。他们分析了30多个州的所谓选区法规，这些法规给予企业负责人在考虑出售公司时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权利，发人深省。该分析发现，2000年至2019年间，在95%的上市公司出售给私募股权集团时，企业负责人没有就买方解雇员工的自由权利进行任何谈判。高管们为股东和他们自己牟利。

光说没有用

这种虚伪普遍存在。伦敦经济学院的Aneesh Raghunandan和哥伦比亚商学院的Shiva Rajgopal在今年早些时候指出，在签署商业圆桌会议声明的183家企业中，有许多企业在过去的4年里没有履行承诺。例如，他们违反环境和劳工法规的情况比同行要多，在游说方面花的钱也更多。Bebchuk和其他人认为，如果这能鼓励政府轻松地给予高管监管自己活动的自由的话，利益相关者主义的虚幻希望会阻碍税收改革、反垄断监管和碳排放税等政策的实施，从而使利益相关者的情况变得更糟。

诚然，权衡也是股东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例如，在短期和长期投资者之间进行权衡。但是，利益相关者的数量超过了股东，使得更多不同的利益需要平衡。此外，通过投资于与企业价值相关的基金，或直接影响董事会，股东可以表明，他们的目标日益超越利润最大化，转向更广泛的社会福利。股东们保持了他们应有的主导地位，但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自由地推动不同的权衡取舍。

（编译：宋瑛晗 编辑：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