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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冬:浅析抗疫中的文化差异
马冬
2020年12月23日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果断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同疫情开展坚决斗争。我们二个月就已经基本控制住了疫情,超出了大多数专家的预判。我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我们伟大的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因素形成的文化基因一脉相承。在新冠病毒尚未在欧美肆虐时,西方国家常常冷嘲热讽中国应对病毒的做法,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为什么封城,为什么限制出行,为什么要求人人戴口罩。现阶段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极大地控制,目前全国除了输入病例只有少数地区新增极少量本土病例。而此时,西方很多国家尤其是在美国新冠病毒正在快速传播,对比中国而言,他们的应对措施就显得十分消极。突如其来的疫情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了灾难来临之际各个民族骨子里蕴含的独特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差异,在世界各国人民应对疫情的表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抗击病毒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同时也需要民众的配合。至于民众的配合度,取决于他们对疫情本身以及政府发布政策的态度、是否顺从必要时对自由的各种约束,这与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接触到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详细分析是什么样的文化差异导致了抗疫效果的截然不同。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在应对疫情中各个民族对待生命的态度和观念是不同的。西方人信仰基督教,在基督的教义中死亡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他们更注重自己精神的世界,更享受当下,对死亡的恐惧自然比东方淡薄的多。在疫情中他们往往显得从容淡定,生活聚会更是照旧,政府也是缺乏宣传。与西方宗教提出的“轮回转世”“上天堂”不同,比其信仰上帝,国人更相信生死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古以来皆为如此。在“听天命”之前须得“尽人事”,在生命保全和经济保全之间我们必定选择生命保全,可谓“极尽人事”。这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历来以儒家文化为主导,中国人的生命观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中华文化中,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在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大多避讳死亡、恐惧死亡。所以在疫情爆发下,大家惊慌失措,力求保命,口罩被一抢而空,听从政府指挥少出门、不聚集,只要可能危及生命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

此外,中国人民与病毒的抗争不仅仅在“隔离”,更体现在了“养生”。面对死亡的威胁,习惯居安思危的国人更加意识到了养生的重要性,在全民居家的环境下,我们打开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便可发现疫情竟掀起了大家热衷于做饭和养生的热潮。而后国外疫情态势迅速蔓延后,一些民众也逐渐做出反应,在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意大利,人们却在艺术里找到了避难所。面对疫情,隔离中的意大利人齐聚自家阳台,开启了一场场别开生面的“阳台演唱会”、“阳台音乐会”.......虽然艺术不能抵御病毒,但它却有抚慰人心的独特力量。在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人热爱生活、自由浪漫的民族精神,更有深入骨子里的艺术情怀。作为另一个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国家,西班牙的许多正在筹备或开展中的体育赛事活动也被迫停止。然而,即使健身房体育馆关门歇业也抵挡不住西班牙居民骨子里的“运动之魂”,他们创造各种条件进行运动。西班牙人的达观活跃,以“动感”的形式在世界面前呈现出来。然而,美国对于疫情似乎不屑一顾也不予理会,他们一如往常的举办各种聚会和派对、进出餐厅和酒吧。大部分民众对于自身是否会感染疫情毫不在意,这种“我命由天”的生命观确实与中国大部分人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次,在疫情中体现出来人们对于自由观方面的差异更是大相径庭。中国自秦朝以来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封建帝制下人民的自由是受到极大的限制的。这种古代延续下来的传统的思想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也并不可能完全消除,人们对于自由的观念没有那么重视。反观西方国家,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就主张个性解放,近代的启蒙运动更是大力宣传自由。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西方国家这种自由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西方人认为自由甚至比生命更加重要,没有自由人就没有了灵魂。在我们文化背景下,中国人民认为牺牲自由换来对生命的保护自然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生命高于自由。疫情期间中国农村用土来封住各村的出口限制人们出行,城市小区限行,两天一家只能出去一个人等等举措在西方人看来完全是不能理解的。相反西方人认为,国家没有任何非正当权利剥夺自由,任何紧急情况亦是如此。即便是疫情期间,他们认为想去哪里想做什么是他们的自由,是否戴口罩、是否出行国家无权干预,个体的自由高于一切。

对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不同信仰也对抗疫有很大影响。西方的现代思想主要由基督教精神和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精神的融合。在自由、平等、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演进到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利益至上。而中国因为从秦统一后,大统一的思想,集体主义秩序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底色。同源于儒家文化的韩国、日本和中国在个人行为中都认同“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即在疫情中戴口罩、少出门、不聚集等做法不但是保护我们自己,同时也是不危害他人的行为,这种在疫情环境下社会安全共识性的文化基础被大家一致认同。我们倡导的是舍小家为大家,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在疫情爆发初期,全国各地医护人员主动请缨支援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充分体现了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精神。在这次在疫情面前中国民众能够自觉遵守秩序,团结一心抗击疫情,也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相反,欧美尽管也曾经采取了最严了的“封城”措施,但是大家还是漫不经心,个人主义至上,以个人为中心,才造成现在这种疫情急剧暴增的局面。

面对灾难,中华民族强调积极有为,人定胜天,通过长期艰苦努力可以战胜自然灾难,从而获得生存。西方则是通过神的信仰获得救赎,所以他们坚信自我价值的实现在于灵魂的充实和满足。这种文化差异并无高下之分,因为在应对不同的挑战和问题时,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可能体现出不同的优势和劣势。真正值得我们注意与思考的是文化对于国民性格的塑造与国民行为的影响,同样的新冠病毒,不同文化基因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抗疫效果。而在对于文化差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和审视,更加了解世界,也更了解自己,从而不断发展自身文化,面对未来更多更严峻的挑战。

作者简介:作者为齐齐哈尔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带头人,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管理与工程博士,2020级研究生刘卓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许聃】
齐齐哈尔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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