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北京过年，是我童年时代最快乐的事。每次去北京前和从北京回来后，都能明显感受到村里乡亲和小伙伴们的羡慕。回到村里，母亲会高兴地分发给长辈和姐妹们带的新鲜物，我则会按照自己意愿排出小伙伴们看我带回的小人书的优先次序。在大家心目中，北京是十分神秘甚至神圣的，那里有雄伟的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宽阔气派的长安街，商品琳琅满目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东风市场……虽然每次去北京，这些地方也只会去一两次。
东兴隆街51号院，是父亲当时工作所在的北京市出版局的办公地，也是我和母亲每次去北京住的地方。东兴隆街是东西向的，51号院在街道北侧，出大门往西走再向北拐，沿着曲曲折折的小巷，可以走到前三门大街，穿过马路向北是台基厂大街，再向北穿过长安街就是王府井；街东头是南北向的崇文门外大街，过马路是有名的花市大街，花市大街路口南侧有家新华书店，我那时经常在那里转悠。印象中51号院临街是三层楼，大门口东侧是传达室，进大门过小院正北是主办公楼，院子西侧有平房，最西头是机关食堂。在这很平常的小院中，留下了我童年时代许多难忘的温馨记忆。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那个时代农村人描述城市生活的经典说法。有一次，父亲的同事逗我玩，问“你们老家住的房子没有这楼高吧？”我很不服气地说“哼，没（MO）了你（“埋没”的“没”，我的意思是“反正比你高”)。大家笑着叫我父亲，“老董啊，你来翻译翻译吧，你儿子说‘没了你’，是什么意思呀？”住在临街的楼上，楼梯上铺着木板，上下楼梯时脚步声很大，小孩子调皮有时故意跑上跑下，咚咚作响。那时我们村里还没有通电，晚上照明还是用煤油灯，从乡下到北京对电灯的印象很深。长安街上那非常气派的华灯更是给我了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传达室有部电话，有时父亲在外面打电话回来，传达室李大爷、黄伯伯会到院子里喊，“老董电话”，我就会兴高采烈地跑去接电话。
吃好吃的，是童年时代的最爱。当时在河北老家，一日三餐都是高粱面饼子，再熬点玉米面粥，就着萝卜腌制的咸菜，玉米面饼子窝头都很少吃，白面馒头就更是过节或者红白喜事时才吃得到。当时北京城里也很穷，粮食限量、凭票供应，但单位食堂天天可以蒸馒头、做大米饭，还有炒白菜、炒萝卜，偶尔还有肉包子、菜包子，与农村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住的时间长人混熟了，有时还会跑到食堂后厨去看人家洗菜、切菜、蒸馒头。那时候，副食品也是限量供应的，买芝麻酱、粉丝、葵花籽要拿副食本到副食店去买。我清楚地记得到副食店买芝麻酱，回来路上双手捧着小瓷碗，一边走一边闻。过年自然吃的最好，猪肉、白菜、粉条、豆腐、木耳等炖一锅，令人垂涎。周末偶尔还会包饺子，父母会让我给段叔叔家端一碗去，他们家也是外地的，家人到北京探亲也住在院子里。
在北京过年经常会遇到下雪。早晨被父亲叫醒，“快起来，下雪了！”急急忙忙起床蹿到院子里，小院里白茫茫一片，看门的、食堂的师傅已经在扫雪或者铲雪了。上班后，年轻的职员会在院子里堆雪人，用石子儿或煤球作雪人的眼睛。那时做饭要用煤，食堂用煤球，家里用蜂窝煤生炉子，要到煤站用三轮车把蜂窝煤拉回来。搬蜂窝煤是个力气活，大人们围上蓝围裙，戴上手套，一趟一趟搬，煤灰时常会蹭到脸上，黑不溜秋的。晚上睡觉前要封炉子，这是个技术活，不能让火太旺把蜂窝煤烧完了，又不能不透气让火灭掉了，经常看父亲用个铁夹子把炉子里最上面的蜂窝煤转来转去找合适的位置。
平时，我经常自己在小院里玩。周末，父亲会在小院里教我打羽毛球。记得每天睡觉前，父亲用热水烫脚，我缠着父亲问这问那。我喜欢看地理书，有时翻着地图册问父亲，哪个国家的首都在哪里，父亲基本上都答得出来，令我非常崇拜。那时父亲四十多岁，已经有白头发，我会兴奋地在父亲头上找白头发，然后细心地捏住拔下来。父亲每天下班，我会跑上去掏父亲的衣兜，有时会摸出一两个硬币。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父亲故意放在衣兜里的，有一分、二分的，偶尔也有五分的。后来，我凑够了五毛钱，高高兴兴地去花市商场买了一支红缨枪。这支红缨枪，是我童年时代买的唯一的玩具。
父亲办公室书柜里整整齐齐摆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因为要讲课、写文章，父亲认真研读过其中很多文章，很多书页上用红蓝铅笔做了标注。有一次，父亲拿了一本书回来，书名叫《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好奇地问父亲，父亲说费尔巴哈是个人名，是德国的大哲学家，我觉得很好玩，还有人叫这么奇怪的名字。父亲有时会带回印制非常漂亮的画报，记得里面有样板戏的剧照，有民族歌舞的剧照，还有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国际比赛获奖的合影照。
在小院中我闹过一件糗事。那时，大人们每天都要到锅炉房打开水。这天，我抢着要去打开水，母亲坚持不让我去，耐不住我反复央求，父亲同意了。我一路小心翼翼的，拎着暖壶慢慢往回走，一切都很顺利。踏上木楼梯，拐弯看到家门了，一心想着赶快回家讨个夸奖，一脚踩滑就趴到了楼梯上，砰的一声暖水瓶碎了，开水灌到了袖子里。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父母开门出来，看到事故现场，母亲又急又气连声骂我。父亲忙带我到街东头的小医院检查包扎处理烫伤。裹着绷带回到家，母亲还在那里生气，不理我们俩，也没有做中午饭。父亲让我去求母亲别生气了，母亲和父亲又吵了起来，一边骂我逞能，一边埋怨父亲，一边心疼那摔碎的暖水瓶。
还有一次，我跟着父母走路去王府井买东西，那年我大概是7岁左右。东风市场人特别多，母亲要给村里的姐妹买条白纱巾，用力向柜台前挤。我在后面等着，过一会儿见不到父母心就慌了，来来回回跑了几圈，找不见父母。一路哭着跑到商场门口，好像还听到有人议论，“这小孩儿找不到大人了”。这么多人，到哪里去找父母呢？自己回家吧。依稀记得是从南面来的，就一路哭着往南跑，看到了宽阔的长安街。跟着人群过了马路，再一路向南，又过了一条大街，走进了小胡同。找不到来时走的路了！越走心里越慌，吓得都忘了哭。跟着一辆小蹦蹦车，在小巷里拐来拐去，忽然进入一条街，看到了熟悉的东兴隆街门牌。顺着号码跑，终于看到了熟悉的51号院大门。到了大门口，我哇一声又哭起来，坐在传达室哭着叙说。李大爷安慰我，爸爸妈妈在商场找不到你会回来的。等了好半天，电话铃终于响了，李大爷大声喊着，“老董啊，别着急了，你儿子自己回来了，在传达室哭呢。”后来才知道，父母在商场来来回回找不到我，母亲急坏了。父亲找到商场播音室广播找人，播放了半天没有消息，父亲也有点慌了手脚。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才打电话给单位传达室，没想到我真的自己摸回去了。
记得好像是1974年的一天，父母带我乘公交车去首都体育馆，听小学生黄帅做报告。体育馆坐满了人，现场乱哄哄的，小黄帅一点不怯场，在那里振振有词地发言。结束后，随着散场的人流走出体育馆，父亲向母亲感叹说，还是城里的孩子见过世面，那么小的孩子，多厉害啊！我很不服气地跟在后面走，从坐上公交车到回到家，一句话也不跟父母说。
1976年到北京那次住的时间比较长，一直住到了清明节，赶上了著名的“天安门事件”，后来也称为“四五运动”。那年我不到十周岁，上小学四年级。记得北京市出版系统的青年职工在楼上排练节目，好像主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帮帅哥靓女反复练台词、走台步，说到“革命群众坚决不答应”时一起跺脚亮相。我跑上楼躲在门口、幕后偷偷看他（她）们排练，印象很深刻。快到清明节了，听说天安门广场上很热闹，很多人去悼念周总理。我和父亲一个同事的孩子约着一起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人山人海，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有很多巨大的花圈，很多花圈上挂着纪念诗词，很多人拿着小本在那里抄录。有人在激动地演讲。广场上有许多大气球吊着巨幅标语，我清楚记得有一幅标语是，“赫秃再演红场戏，奋起斩来祭周公”。回到家问父亲这标语是什么意思，父亲也不给解释，只是淡淡地说以后你会知道的。又过了几天，在小院听收音机说是“反革命事件”，也不敢再问了。
在小院中，曾见到过一位名人，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写《艳阳天》《金光大道》的浩然。印象中高高瘦瘦的，不怎么说活。还记得周秉华叔叔，父亲悄悄地告诉我们，那是周总理的亲侄子，要求自己非常严格。
长大后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多年，再没有去过东兴隆街。到云南工作后，到北京出差经常住在东便门附近的云南省驻京办。有一天早上从办事处出来散步，忽然看到花市大街的路牌子，沿街信步向西走，看到熟悉的老槐树。令我十分惊喜的是，那家新华书店居然还在！再往西望，看到了东兴隆街白底红字的路牌子。东兴隆街已经拓宽，路两边建起了现代的小区。街西头不知是哪一年修通的宽阔的祈年大街，祈年大街南头是天坛公园北门，往北一直通着台基厂大街和王府井商业街。（小时候，天坛和王府井都去过多次，但直到那天我才意识到，原来王府井正对着天坛祈年殿，正南正北。）我童年经常玩耍的东兴隆街51号院早已经不存在了，原来小院所在的位置可能就是现在的新怡家园吧。我无意评论老城改造的是非得失。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这是很正常的事，当然也很无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独特生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忘记忆。只是那老院子如果还在，无疑会激活我更多鲜活温馨的记忆。好在不管时代怎么改变，生活在继续。父慈子孝，真善美在传承。我们每代人独特珍贵的人生体验也将通过我们留下的文字和影像而延续、传播到久远的未来。
